房学峰专栏 | 一个“插班生”的海洋史观 ——郭川话航海(13)

当郭川决定挂冠而去、从体制内跳到体制外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是一个“插班生”,他的人生就是“插班人生”。

2015-09-16 13:00 来源:禹唐体育-房学峰专栏 0 28525


禹唐体育注:

禹唐在《世界上最昂贵的运动项目能否在国内借势崛起?》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帆船的产业价值以及“中国帆船航海第一人”郭川。北京时间2013年4月5日早晨八点,郭川在海上独自航行137天20个小时后,通过终点线胜利重返母港青岛,成为第一个完成单人不间断航行的中国人,并获得了国际帆联世界帆船速度纪录委员会(WSSRC)认可的四十英尺帆船环球航行世界纪录。


2015年9月3日,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俄两国纪念系列活动之一,“中国·青岛”号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扬帆起航。摩尔曼斯克当地时间16时41分(世界标准时间13时41分),中国船长郭川率“中国·青岛”号国际船队冲过世界帆船速度记录委员会指定的出发线,正式开始冲击北冰洋东北航线不间断航行世界纪录。


作为国内对郭川最熟悉的体育人之一,房学峰老师将带领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郭川船长的航海之旅。本篇内容为该系列第十三篇。


当郭川决定挂冠而去、从体制内跳到体制外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是一个“插班生”,他的人生就是“插班人生”:


在北大读MBA,人家已经开学几个月了他才去,是“插班生”;为了给国家地理杂志拍极限运动的图片而学摄影,又是“插班生”;在法国接受迷你帆船培训,人家开课之后他才去,还是“插班生”;上了沃尔沃帆船,他更是“插班生”,而且是插了第一个班之后又转到第二个班的“插班生”。


总之,他是一个“插班生”,但是各个方面、包括他自己,都希望这个“插班生”能一举高中,就像人们有时候希望一个替补球员夺取桂冠那样。


当“插班生”需要有种好学不倦的精神和学有所成的志向,更需要独特的悟性和独立的思维。因此郭川这个“插班生”在涉足航海史之后,果然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不同凡响,在此只讲他的四个观点——


1,“大禹治水”与“诺亚方舟”


中国早就有帆船,典出《易经》的“刳舟剡楫”成语,意思就是说把大木头做成船,把小木头做成奖。2002年11月,考古学家在杭州市萧山区湘湖村的跨湖桥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距今大约8000年。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造船业有三个高峰,分别是秦汉时期、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但郭川却并不认同史学家的这种划分,在他看来,中国古代造船业的第一个高峰,绝对应该是大禹治水的年代。


今人在解读大禹治水故事的时候,强调的是其“因势利导”的治水理念、“劳心焦思”的执着敬业、“过家门不敢入”的牺牲精神,但在郭川看来,这种解读过分注重精神修养层面和文化艺术层面,“完全没有生产力意识”。


郭川认为: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次技术革命,并且同时具有思想革命和文化启蒙的意义。道理很简单,大禹治水是一项庞大的“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对于中华文明史的最重要价值,是同时赢得了“灌溉之利”与“交通之便”,其中,没有船是不行的、只有小船没有大船也是不行的,虽然由于那个年代的木船很难保留到几千年之后,难以有考古证据来证明那个年代造船业的兴盛,但疏通河道、制服洪流的结果,一定会极大地改善水上交通,这对文化的交流传播、贸易的发展流通,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用郭川的话说就是:“大禹治水需要乘船,水患平息了以后,坦荡江湖上不行船干啥?”


由此郭川推论道:“差不多在大禹治水的同时,西方也有‘诺亚方舟’的传说,她肯定也不是捕风捉影,而是古代造船业的另一个支脉。‘诺亚方舟’是一条大船,她的意义,不仅是挽救了人类文明,更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进化中的突变和一次革命性的创造,她的科学技术价值远远大于其文化精神价值。”


2,秦始皇靠什么统一中国?


中国古代造船业的第二个高峰,应该是秦汉时期,但这里有个很严肃的问题:到底是秦还是汉?虽然现代人看历史,总把秦汉两朝并称,但实际上“秦是秦、汉是汉、秦汉是秦汉!三者的区别是很大的”——郭川是学工科的,并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历史,但他的思路很有趣。


“秦朝能够统一中国,和秦国控制的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发达的农业生产有关,我认为秦统一中国的时候,正是小麦取代谷子大面积种植成功的年代,而主要的产地,就是秦国的两大粮仓: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有学者认为小麦进入中国走的是印度-云南-四川-陕西这条路线,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我不同意汉代小麦才大面积种植成功的说法,而坚信在秦代以前就已经在今天的四川和陕西地区种植成功了。


和谷子也就是‘五谷’中的‘黍’、‘稷’相比,小麦的产量更高,再加上秦国在都江堰等地兴修水利,更确保了粮食产量,所以秦国才能动不动就兵发几十万去讨伐诸国。


但是在冷兵器时代,光有粮食不行,还必须有相应的运输手段,得有‘支前民兵’,秦国靠什么去运粮呢?只有一个答案:船、大船!”


由此郭川认为:秦国在统一过程中,一定具有强大的造船能力(造大船需要大量人工,这又和粮食产量和储量有着密切关系),而汉代、直至三国时吴国造船业的发达,其实是建立在秦国造船业基础上的……


“秦始皇靠什么统一中国?首先靠的是粮食和运粮食的船!”郭川如是说。


3,应该和岳飞齐名的民族英雄


在郭川当第一艘“青岛号”船长的时候,他因为修船,在日本的对马岛生活过一段时间,那些日子里,郭川除了天天去日本渔民家里吃生鱼片之外,还想寻访一下古战场的遗迹——1905年发生在对马海峡的大海战,以俄国损失27万吨位战舰、日本仅损失300吨位战舰的结果宣告结束,这是世界海战史上交战双方损失最为悬殊的战役。正是这场海战,使日本具有了敢于挑战全世界的雄心。


郭川并非是军事发烧友,他感兴趣的事情只和船有关——


“青岛有一个很小的岛叫唐岛,据说是因为唐太宗曾经亲自率领水军驻守该岛而得名。


1161年也就是南宋建国三十四年的时候,在唐岛海域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海战,‘岳家军’出身的南宋将领李宝,率领一支3000人的舰队战胜了比自己的兵力强大二十倍的金军舰队。这场战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火药用于海战,被外国军事史学家评价为‘影响世界的一百场战争’中的海战之首。正是这场海战,使南宋转危为安,并且实现中兴。


我很想看到那场海战上用过的帆船……”


让郭川感慨的是:一场载入史册的著名海战,很多人却一无所知,因为这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海战,李宝完全应该获得与岳飞同等、甚至比岳飞还高的历史地位,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学家们却只是言必称岳飞呢?这是不是中国人海洋意识不强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呢?


4,日本为什么没有出现世界级的航海家?


在和郭川交流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疑问:日本海洋意识很强、捕鱼业很发达、曾经是屈指可数的海军强国,此外,日本在极限和户外运动方面有过很多杰出的具有世界影响的运动员,但从来没听说日本的帆船运动员在世界上取得过好成绩,也从没听说日本在极限航海方面有过什么惊世骇俗之举。


郭川说:“其实日本也有完成环球航行的人,比如说日本有个叫齐藤实的老航海家,多次创造过老年人环球航行的纪录,77岁的时候还完成了全球航行,还有一个叫倔江千一的,69岁的时候完成了从夏威夷到日本本土的远洋航行,还有一个62岁的关野吉晴教授,竟然驾驶独木舟、以随波逐流+手划桨的方式,从日本到达了台湾的兰屿,等等。


但是总体来说,日本确实没有什么极限航行方面的其它壮举,究其原因,我觉得是在几百年的人类航海历史上,日本没有什么地位,航海对于日本来说,不像那些欧美国家有那么多的故事。


——如果‘倭寇’算和航海有关的话,那里面也好多是被冤枉的中国商人而并非真的日本人。”


往更深的层次上思考,郭川的见解是:


“日本古代的海上交通史,完全是被动的历史:徐福东渡的传说我相信是真的,对日本来说那是被动接受一种先进文明的历史;唐朝的遣唐使和航海有关,那是学习和输入的历史;到1853年的‘黑船事件’,美国用炮舰外交打开日本的大门,这对日本来说更是有几分屈辱的历史。


所以日本对海洋文化的重视,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和强者为王感,他们更强调发展商业航海和发展海上武力——航海对西方的海洋强国来说,是骄傲的、征服的、浪漫主义的历史;对于中国来说,至少也可以拿徐福、汪大渊和郑和的远洋故事,修饰成怀柔天下的、播撒文明的自慰历史;但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实在是浪漫不起来。


所以,日本的海洋观更实用和更斤斤计较,比如说钓鱼岛……”


对于郭川的这些海洋史论,我此前确实是闻所未闻,虽然我相信自己是中国体育记者里读中国古书读得最多的,因此我在这里只能说——


当一个人为了热爱和思考去学习、而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去学习的话,那才是真地在学习,哪怕他只是一个“插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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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学峰:资深电视人,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首席策划,中国体育的活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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