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篮球裁判怎么啦?

这的确也说明中国裁判的水平确实下降了。

2020-08-01 14:00 来源:网易体育 文/孙保生 0 2291


禹唐体育注:

CBA联赛复赛已结束常规赛争斗,虽然是受新冠疫情影响采取的是前所未有的空场赛,但球迷终于能从屏幕上看到各自喜爱的球队之风采了。在关注球队战况的同时,笔者提醒大家也关注一下裁判员的执裁水平。


这是为什么呢?去年中国男篮没能在家门口获得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引起国内外一片哗然。让人想不到的是,受打击的不仅仅是中国男篮,还有中国的裁判们。


就在今年的2月28日,国际篮联官网在发布的一份东京奥运会裁判员确认名单里,30多人中居然没有一名中国裁判!是中国裁判的执裁能力不入国际篮联的法眼?还是我们的水平下降了?


CBA 复赛以来, CBA 官方已发出20多份最后2分钟执裁报告表,错判、漏判、反判虽然只占23%,但有些判罚确实影响了比赛结果,致使一些领队、教练情绪失控而受到处罚。如果再寻找各场46分钟以前的判罚,错、漏、反判恐怕还可以找出不少。


这的确也说明中国裁判的水平确实下降了。


没中国裁判不公平


自1984年我国重返奥运赛场以来的九届奥运会篮球比赛中,届届都有中国裁判员执法,为什么东京奥运会却榜上无名?


为此,笔者访问了很多国际级或国家级裁判,有的裁判认为 国际篮联这种做法有欠公平,理由是中国男篮虽然没能直获东京奥运会资格,但中国女篮已入围东京奥运会决赛圈,应该有中国裁判的名额。这些裁判认为即使中国男篮最终无缘东京奥运会,中国作为中立方也应该有裁判员名额。


这些裁判还认为,有几个中国现役国际级裁判执裁能力并不差,只是欠缺国际比赛磨砺。他们还觉得国际篮联现任裁判主管卡尔对中国似乎裁判有成见,此君虽是欧洲人,但长期生活工作在美国,受美国影响颇深。他主政裁判工作后进行了一些改革,仿照国际足联推行了复试认证制度,从4年一次改为2年一次,通过复试认证为现役国际级裁判。此外,他还对规则进行了修改,有些内容改来改去,效果并不好。他们还认为,卡尔过于追求年轻化,从2019年男篮世界杯执裁情况看,水平不及以前。


多从自身找原因


然而,现官不如现管。绝大多数裁判人为:“卡尔是什么样的工作方式我们干涉不了,但是必须承认我们的执裁水平下降了。在理念上、认识上和实战判罚上与国际尺度确有差距,常常把简单的变成复杂的,判断、吹罚跟国外同行不在一个点上,因此不入国际篮联的法眼,东京奥运会没有指派中国裁判也就不足为奇了。此事必须引起中国篮协和裁判界的足够重视与深刻反思!”


他们认为,在正视我们裁判水平下降之际,有必要回顾重温中国裁判员执裁世锦赛、(世界杯前身)和奥运会的历史,并从中总结成功经验。自1978年6月我国有9人首获国际级以来,中国篮球裁判的水平始终与中国篮球的竞技水平同步发展,国际级裁判员队伍不断壮大,至今已有119人持有国际级裁判证书,这个总数与欧洲国际级裁判员总数不相上下。不过,在符合规定年龄、并经过2019年认证的现役国际级裁判员只有18名,其中女子3人。这些裁判员基本上都是2007年之后获批的,段铸是资格最老的,而这12年间获批的中国裁判员总数是47人。


2008年北京奥运会马立军、杨茂功参加执裁后,彭玲执裁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王泽波执裁了2014年女篮世锦赛,段铸执裁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段铸和张潇执裁了2019年女篮奥运会落选赛,锻铸和叶楠执裁了2019年男篮世界杯预赛。


值得回顾的历史


很多老裁判回忆,在过去很多年间,中国国际级裁判是跟着国家男女篮征战世界大赛的。重返国际篮联后,中国男篮率先在亚洲夺冠,罗景荣和张雨生就执裁了1978年第八届男篮世锦赛,其执裁能力得到了国际篮联的肯定,罗景荣后来又执裁了1982年第九届男篮世锦赛。中国女篮在1983年第九届世锦赛上首获铜牌,张雨生就执裁了这届比赛。一年后,中国女篮再获洛杉矶奥运会铜牌,罗景荣和张雨生又执裁了这届奥运会,高才兴执裁了女篮奥运会落选赛。两年后,高才兴执裁了1986年第十届女篮世锦赛。


自1981年起,我国陆续产生了第二批国际级裁判,在上世纪80年代获批国际级裁判共25名,其中苏州获批16人,是中国篮球史上获批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批国际级裁判员中朱家忠可谓出色,执裁了三届世锦赛和三届奥运会。方励坚执裁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进入90年代,中国女篮再次奏响凯歌,中国男篮紧紧跟上。李亚光和陈道宏先后率队夺得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银牌和1994年悉尼世锦赛亚军,朱家忠先是执裁了1990年第十一届女篮世锦赛,后与高树颂出征巴塞罗那,共同见证了中国女篮的二次辉煌。两年后,高树颂与中国女篮同赴澳大利亚,执裁了悉尼世锦赛,经历了中国女篮创造世锦赛最佳战绩。


在中国女篮两创历史最佳的同时,蒋兴权执教的中国男篮卧薪尝胆,在1994年多伦多举行的世锦赛上首次杀进八强,朱家忠执裁了这届比赛。两年后,宫鲁鸣率领中国男篮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挺进前八,再次实现历史性突破。朱家忠和崔毅执裁了这届奥运会。


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男女篮的战绩有所下滑,但中国裁判仍获得了执裁世界大赛的资格。班琦执裁了1998年男篮世锦赛和2002年女篮世锦赛,王丽英执裁了1998年女篮世锦赛,唐军执裁了2002年女篮世锦赛,杨茂功执裁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2年、 2006年男篮世锦赛。在中国三大中锋先后登陆 NBA 后,中国男篮名声进一步扩大,洋帅哈里斯挥师雅典,中国男篮再次跻身奥运八强,马立军和宋延平执裁了雅典奥运会。之后,中国篮球进入了备战北京奥运会周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尤纳斯统领中国男篮三获第八名,中国女篮则由马赫领军名列第四,创下队史第三佳绩。马立军和杨茂功执裁了本届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后,姚明因伤退役,中国男篮战绩下跌,中国女篮实力亦不如前。不过,乔龙升执裁了2010年男篮世锦赛,彭玲执裁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彭玲是我国第五位获批的国际级女子裁判,也是目前唯一执裁过女篮世锦赛和奥运会比赛的中国女子裁判,她在2001年获批国际级后,曾执裁了2005年、2009年女篮世青赛冠亚军决赛和2006年女篮世锦赛第五六名之争,其执裁能力颇受国际篮联好评,因此执裁了伦敦奥运会女篮冠亚军决战。2016年锻铸执裁了里约奥运会。


回顾这40余年的中国裁判出征世界大赛的历史,说明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中国裁判的水平与中国篮球竞技水平是同步发展的,是互为促进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内联赛既是造就本土球星、优秀球队的舞台,也是产生优秀裁判员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裁判员的执裁能力会影响制约了联赛的整体水平。


勇于正视自身差距


中国裁判员在国际篮联中的地位除与自身能力相关外,也取决于国际篮联秘书长及裁判主管的重视程度。中国篮协重获国际篮联会员国地位后,恰逢斯坦科维奇担任秘书长时期,他对中国篮球的发展充满了诚意,给了中国教练员、裁判员很多培训提高的机会。


截止到他卸任的27年间,共有66名中国裁判员获批国际级,占中国国际级总数的57% 。在第三任秘书长鲍曼履职的15年间,中国又有49人获批国际级。鲍曼去世后,扎格利斯接任,至2019年中国又有4人获批国际级,从而使中国现有119人获批国际级,其中女子17人,数量相当可观。


据统计执裁过世界杯(前为世锦赛)或奥运会及奥运会落选赛的中国裁判员共20人,这20人中上世纪70至80年代获批国际级的8人,90年代获批的7人,2000年之后获批的5人。 20人中既执裁过世界杯也执裁过奥运会的有8人,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上世纪获批的老裁判执裁能力更胜一筹,他们在踏上正式国际大赛赛场之前,个个已是久经沙场。


2001年到现在获批国际级的中国裁判达到60名,但他们当中仅有5人经受了国际大赛的洗礼,或许这就是新老裁判之间的差距所在?不可回避的是,2009年之后,中国男女篮的水平确实下降了,在这种不利形势下,中国裁判能得到国际篮联的重用吗?


在派遣裁判上讲不讲关系?肯定讲。但前提是业务和人品过硬。无论是在前国家体委篮球处,还是在篮管中心时期,选派哪位裁判员去执裁世界大赛,基本程序是裁委会推荐,然后由中国篮协领导层筛选决定,既优中择优,同时也考虑长远发展,有利于培养中青年裁判。根据国际篮联给予的名额,中国篮协上报的提名往往都得到了国际篮联的认可,这也是有些中国裁判能多次执裁世界大赛的重要原因。


曾经担任国际篮联主管工作的考特来巴,对中国十分友好,多次来华考察指导,认真帮助中国裁判员提高业务水平。在篮管中心工作十余年的竞赛部主任王玄和外事官员徐岚,通过多种渠道与考特来巴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请“洋哨”执裁 CBA 季后赛,“洋哨”均由考特来巴选派。中外裁判同场执哨 CBA 季后赛,不仅保证了比赛的顺利进行,也促进了中外裁判在业务上的探讨与交流,使中国裁判的判罚尺度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当然,也为北京奥运会铺平了道路。


2019年卡尔给了中国30个复试认证名额,中国篮协裁委会据此拿出一个以80后为主的名单,根据14 (老国际级) +4 (新国际级)的指标分配,最终段铸等18人通过认证成为现役裁判员,彭玲等7人成为认证的现役国际级技术代表。执裁了去年男篮世界杯的和叶楠即为现役国际级裁判。


对卡尔上任后所采取的种种举措,业界也有不同看法,褒贬不一。说好的认为符合当今篮球竞技潮流;说不好的认为他过于追求改革与变化,有些东西改来改去把简单变成复杂。此外,有人感觉卡尔个人倾向性较明显。然而,国内业界人士多数认为,每个人的工作方式不尽相同,还是多从主观上查找原因,突出感觉是中国裁判与外国裁判的判罚不在一个感觉上。


寻根溯源找差距


目前中国裁判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呢?笔者经多方调研后归纳梳理如下:执裁理念上有差距,对单一动作认识上有差距,对判罚法的认识上有差距,掌控比赛能力上有差距,执裁能力上有差距,场上语言交流上有差距,心理素质上有差距,团队配合上有差距。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8个差距呢 ? 绝大多数裁判认为,正是这8个差距导致了中国裁判整体水平的下降,国际篮联没给我们东京奥运会名额就在情理之中了。究其原因,离不开浮躁的社会大环境,追名逐利中很难沉下心来研究规则。


过去大家能对规则的理解展开激烈争论,有的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从而达到统一认识,现在缺乏这样民主的业务讨论,互相得不到实质上的启发。现在的评价机制也不够合理完善,好的不香,缺乏赶超榜样。由于比赛中错、漏、反判时有发生,裁判员的公信力严重下降,做人的尊严受到严重的挑战,在 CBA 联赛中无论你是否吹的对错,都会被指着鼻子骂,赛场风纪越来越差,给裁判员正常执裁造成了极大压力。


这种压力往往会造成裁判员精神不集中,患得患失不敢判罚。国际蓝联竞赛规则近些年多有修改,而这些修改恰恰代表了当代篮球的发展趋势,因此把它翻译准确,理解吃透规则精神,努力在实践中敢于判罚,准确判罚,公正判罚,全身心投入,才能逐渐缩小我们的差距。


还有些裁判认为,现在申报国家级、国际级条件过宽,批得太快,以致有名无实。目前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看重英语,二是缺乏实践。过去从一级申报国家级、国家级申报国际级,是有明确年限和执裁经历要求的,在申报名额的控制上是很严格的,用老话讲是:“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但现在的申报条件似乎放宽了,体现的是一个“快”字,而有些人恰恰很会考试,本子很快就拿到手了,但执裁能力不敢恭维,有些人连全国青年联赛都不能胜任, CBA 和 WCBA 自然就更不敢用了。笔者查了查那些老裁判的晋级之路,举几例如下:朱家忠自1974年起吹裁判, 1979年获一级, 1980年获国家级, 1982年获国际级;高树颂1975年起吹裁判, 1980年获国家级, 1981年获国际级;靳茁1971年起吹裁判, 1979年获一级, 1985年获国家级, 1989年获国际级(他在北工大时是校队,与我们北京工人队比赛 N 次);马立军1986年起吹裁判, 1990获国家级, 1993年获国际级;杨茂功1986年起吹裁判, 1992年获国家级, 1998年获国际级;宋延平1987年起吹裁判, 1989年获国家级, 1998年获国际级;彭玲1991年起吹裁判, 1999年获国家级, 2001年获国际级。这些裁判可以说当时都是裁判员中的培养重点,个个身经百战,在 CBA 和 WCBA 创办之前,全国比赛实行的都是赛会制,远没有后来的主客场次多,但他们牢牢抓住各种全国比赛的实践机会,努力钻研规则,敢于赛场判罚,因而成就了各自裁判生涯。这些裁判当中,从吹裁判到获国家级,最长的是16年,最短的是6年。


这些裁判员中,有的是体工队的,有的是体育教师,他们的成功离不开所属单位的大力支持。在采访这些老裁判时,他们都是在获国际级之前,最起码都执裁了一二百场全国性比赛和决赛阶段的比赛,这些经历奠定了他们获批国际级和走向世界大赛赛场的坚实基础。这些老裁判还说:“杨伯镛在主政中国篮协期间,是培训和使用裁判最严格的,称他是‘暴君’也不为过,但是,正是他的‘暴君’式管理,出了一批高水平的裁判。”


其实现在有不少身高、形象、反应、感觉都不错的青年裁判员,他们欠缺的是能真正沉下心来,不被各种干扰所诱惑,潜心研究规则,在理解上下功夫,在执裁中敢于表现自己的判罚,同时搞好三人间的团结配合,多加锤炼必有优者脱颖而出。


很多老裁判说:“必须重视起步阶段,如果这个阶段就急功近利而误入歧途,那就悔之莫及。我们必须捋顺培养考核模式,高标准严要求,打好基础,除把好人品关外,还要重视裁判员基本功的培训。”有的老裁判说:“现在动不动就看录像回放,一场比赛看好几次,即中断了比赛,又削弱了比赛的精彩激烈程度,为什么总依赖录像回放?还不是你功夫不到家,没跑到位,没找到最佳位置!比赛的节奏是越来越快,对抗越发加剧,越是这样越是考验你的判断和判罚能力,咱们的能力能够适应比赛要求吗?”还有人反映,说现在多部门管和用裁判,中国篮协有联赛部和竞赛部,竞赛部管理裁判,但权力最大的是 CBA 公司。裁委会的职责和权力是什么?作用体现在哪里?这些都需要重新明确,以便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就在笔者将要结稿时,听到一些反映,说在复赛第一阶段裁判员存在苦乐不均现象,有的人吹了10场球,有的只吹了三四场,酬金按场次计算,多吹的多拿,少吹的少拿。忙的累死,闲的郁闷。如按赛会制惯例,补贴是按天计算的, CBA 是市场化运作,在这方面显然欠缺考虑,既然都已调到赛区,那就说明这些裁判员应该都能派上用场,苦乐不均对失误率的增加有无关系呢?


因为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原定于今年7月举行的东京奥运会被迫推迟到明年7月。虽是迫不得已,但客观上给了中国裁判员反思、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国际篮联还能给中国裁判名额吗?就此笔者曾问过中国篮协主席姚明,他的回答非常简练:“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在和国际篮联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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