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体育注：

宫鲁鸣很生气，因为去年亚锦赛率领中国男篮夺冠后，他向篮协提出兑现之前承诺的待遇和奖金，但后者始终没能履约。宫鲁鸣身为国家男篮主教练，拿的确实7000元的月薪，中国男篮主教练月薪15万元，做出突出贡献的可以获得200万元奖励，他都享受不到。

此前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熟知的宫教练，宫指导另一个身份是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运动队管理部宫鲁鸣部长，是享受正处级待遇的国家干部，按照惯例，我们应该称他一声宫处或者宫部长。

宫鲁鸣这事儿的价值在于，它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体制”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宫鲁鸣得不到应有待遇的原因不是信兰成坏，也不是中国篮协坏。信兰成有什么办法，中央八项规定在前，《公务员法》明文规定，公务员不得兼职，不得领取额外报酬，不得参与任何营利性活动。

请注意，公务员在我国现行法律里，不是劳动者，不享受劳动者待遇，所以公务员是不能投资不能兼职，甚至连正常的节假日加班费用都是没有的。

《公务员法》是好法，八项规定也是好规定，这样的规定能够斩断很多以权谋私的黑手。但当宫鲁鸣遭遇公务员法，就有了这样的尴尬：作为宫指导，他拿高薪拿巨奖，是完全合理的，但作为宫处，他是不能拿高薪的，只能拿自己的一万元薪水。

国家队主教练宫鲁鸣获百万巨奖，看到这样的新闻，很多人反应是”哦，是不是太少“，一正处级干部获百万巨奖，很多人的反应就是“黑幕！中纪委为什么不查他？”

做出这种反应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如果宫鲁鸣不是中国男篮主教练，如果中国男篮不是有广大的球迷基础，而是作为一个体制内官员要求200万的奖金，今天宫鲁鸣这个名字就已经臭大街了。信兰成怎么能当得起这样的罪名，中国篮协怎么能当得起这样的罪名，甚至他们的上级，也未必能当得起这样的罪名。

苏群老师说“篮协不用怕违反“八项规定”，这不是贪污受贿，而是为了中国篮球的大计。”我不同意这个结论，苏群老师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篮协怎么会不害怕，这关系到多少人的乌纱帽和饭碗，关系到多少人的养老问题。

“我的晚节还要不要了?后人怎么评价我啊?我的追悼会还开不开啊?”《我爱我家》里傅明老人的终极三问是所有国家干部尤其是老国家干部最最关心的问题。你说宫鲁鸣这钱该发，好，将来出了偏差，你能负责任吗？

这就是官僚正常的思考回路，官僚不能承担责任，仕途中也没有休止符，要么装死，要么真死。

如果，又是如果，宫鲁鸣是一个尸位素餐的庸才，他按部就班，勤勤恳恳，中国男篮却惨败亚锦赛，球迷固然骂声一片，但只要这个“宫指导”，没有收受队员贿赂，没有睡女球迷，体制又拿他一点办法没有，这样的人只要自己没有心理负担，他可以安安稳稳领他一万元工资，安安心心养老。同僚们顶多拿这件事，开开涮，这个位面的老宫仍然是个好同志，好官员。

同样是因为规定。甚至在这样的规定下，有才之士想通过自己的才能正当得到回报无路可走，庸碌之辈占据要津大捞特捞，只要不被逮住。一边是冯唐易老，一边是邓通钱布天下，圣明如汉文帝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敢想了。

《天龙八部》里有个星宿派，星宿派不同于少林这些传统门派，要论资排辈。他们有奖惩机制，他们有规定，只要能力强，本事大，能干掉大师兄大师姐，你就能上位，你就是大师兄大师姐。

按说这样的规定，应该精英辈出，可是却没有。这样的门派一旦到了中原，遇到萧峰这样的强敌，就被三下五除二收拾了。敌人固然太强，星宿派的体制看来也出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呢？星宿派固然能保证本事不错的弟子上位，可这样的人一旦上位，想的不是带领门派一起武功精进，光大门派，想的是怎么保住自己的位子，怎么把有潜力的师弟师妹们除掉。

星宿派的大师兄摘星子正是这样想的，大敌当前，他想的是哪个师弟本事不错，可以趁机除掉。其他师兄弟们自然爷不傻，虽然人人练功勤奋，但也不敢太过于冒尖，免得被找茬收拾。

星宿派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体制，你在这个体制内只要不像阿紫犯了偷盗门派神器的大罪，定期歌功颂德，不惹大师兄，你可以一直混下去。

体制内是不需要英雄的，体制内需要的是什么人？司马迁在《史记·万石君张叔列传》里写了一个叫石建的人，石建是汉武帝的郎中令，一次上书奏事，武帝准了以后发还奏章，石建看自己奏章吓出一身大汗，原来是奏章里写了一个“马”字，马字下面那个弯钩和那四个点代表了马的四脚和尾巴，石建偏偏少了一个点。也就是说石建写了个错别字，还是个很难发现的错别字，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个小事，但在石建看来却是不能饶恕的过错，认为武帝怪罪下来就完了，“上谴死矣”。犯了这么大错误，可把石建吓坏了，一直惶恐不安，后来发现武帝压根没注意到少一个点，他才安心了。

体制内需要的就是石建这样的人，循规蹈矩，谦虚谨慎。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安安稳稳坐上高位。

体制之所以能够存在，自然有它的价值，体制是能够应付大多数问题的。但是，一旦遇到重大问题，体制内能派出的只能是摘星子这样的高人和他和光同尘的师兄弟们。

体制只需要平庸的官员，可是篮球是需要英雄的，体育是需要英雄的，不需要平庸的官员。体制在无形之中保护了庸才，扼杀了英雄。体制不分英雄狗熊，只分上级下级，上级说得对，要执行，上级说得不对，也要执行。

所以体制内的人，无论英雄狗熊，只有一条出路，往上爬，爬上了是英雄，怕爬不上去是狗熊。最英雄的是上级，只能是上级。当僵化的体制遭遇多变的江湖，才能照见体制的弊端。

星宿派这样的机制，如果只是龟缩在星宿海，是没问题的，但是一碰上真正的对手，就验出了真金。如果中国男篮还是在亚洲一家独大，是暴露不出中国篮协的体制问题，但是一旦遭遇了强敌，就暴露出了问题。

当然这根本也不是问题，成绩不好嘛，能力不行嘛，又不是违反八项规定，最多开个思想作风座谈会，整顿一下，还是好同志。偏偏这时候，宫指导挺身而出，做了一回体制内的英雄。

体制内的英雄是做不得的，因为这违反了体制的运行规则，实际上是挑战了体制。体制内的英雄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梁山好汉的路子，杀人放火受招安，这样才能赢得尊重。

大宋禁军的作训部长，八十万禁军总教头林冲在体制内只能是正处级干部，只有上了梁山才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马军五虎将。只有反出体制，体制才会把你当回事。你在体制外干得越好，体制内越高看你，而你在体制内时干得再好，也只能遭遇体制的打压。

体育上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何智丽在中国乒乓球队打球，就只能给邓亚萍让球，领导不给，你不能要，只有反出体制，变成了小山智丽，才能在广岛亚运会代表日本人给自己出一口恶气。

李娜也只有单飞以后才能在江湖上闯出一番名头，赢得事业和荣誉的双丰收，而在体制内，她很可能还要为每一块双打金牌耗费自己的精力。

当然，这条路并不好走。王治郅就是反例，至今还有人拿他身为军人，在国家队比赛期间不归，当时多少愤怒的球迷把他看做国家的罪人，篮协也果断把他当成了中国男篮兵败釜山的替罪羊，王治郅被篮协封杀，NBA路也越走越窄，一蹉跎就是四年，最终只能回归体制，反过来又成了英雄。

而在王治郅之后的姚明，显然路就好走多了，真正成了良性循环，体制外越成功，体制内也更加不敢随意摆弄。

但是，无论混好还是混不好，“杀人放火受招安”这条路宫指导是走不了的，王治郅，姚明，李娜，何智丽有个共同特点，他们是年轻人，他们还能拼。这条路是给年轻人走的，宫指导快退休了，临退休为了这点钱把一辈子的付出搭上，划不来。

这就又回到傅明老人的老干部终极三问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还有一条路。特旨恩赏。体制内遵从的是上级的一纸命令，篮协管不了，总局管，总局不敢管，只能期待更上一级。

但是杀人放火受招安也好，恩赏也好，体制是不会改变的，体制就在那里。

除非能像宫指导一样爆个大新闻，那里依然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也依然是一团和气。

本文转载自霍老爷的小木屋，原标题：体制内为何不需要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