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周里，社交媒体上似乎看不到“我是托本”之类的激烈言辞了。这说明，虽然巴黎前段日子发生了恐怖的枪机爆炸事件，但自由言论还是要受到一些限制的。托本·奥克亚（Torben Aakjaer）的家是“自由言论之乡”丹麦。他是一名球探，受雇于曼彻斯特联队。但是，由于在脸书页面上发布反移民言论，奥克亚被解雇了。

这一事件表明，体育和社媒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甚至还不明晰，尤其是涉及企业组织的内容。曼联是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品牌，拥有自己的企业公关团队。全球的曼联粉丝只好采取行动，防止它跟任何可疑社媒信息扯上关系。毕竟，在脸书上，曼联也是全世界“最喜爱的足球俱乐部”之一。名气就代表粉丝基础，代表着门票和商品收入。所以，人们对俱乐部和品牌的看法，就变得尤为关键了。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像奥克亚这样的人可不好对付。尤其是，他们会通过个人账户发表观点。同样，他们甚至公然控制自己的球员。前曼联队长里奥·费迪南德（Rio Ferdinand）就是个例子。

社媒体育要提升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说, 这样的事件只是再次印证，职业运动员也是人。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有弱点，也喜欢交流。但是，对雇主而言，运动员发表观点的同时，也可能会制造一些麻烦。

我们大多数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会注意到，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不良内容，会造成一定的后果。运动员和俱乐部相关人员的社交账户级别越高，粉丝越多，带来的风险也就越大。

可是，为人诟病的帖子还是比比皆是。运动员在社媒上咆哮，大概就算是言论自由的缩影了。但是，曼联在社媒上的战争表明，在日趋成熟的社媒环境中，体育也该提升高度了。

追逐金钱的美梦

除了担心社媒带来负面影响，体育俱乐部还热衷于运用社媒增加广告收入。也许，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俱乐部就开始重金投资网站，希望由此带来更多收入。网站确实影响了一些粉丝参与体育的方式，但是，预期的经济收益却没有兑现。

到目前为止，社交媒体的发展状况也差不多。在2010年年底，我在巴塞罗那主持了一场体育营销与社交媒体大会。会上，一些体育大佬都热切期待着大赚一笔。到2014年年底，我在柏林又参加了一场类似的大会。那是一场足球与社媒大会。到目前为止，情况还是不大好。人们的期待很多，却很少提出利用社媒赚钱的方案。

社媒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社媒是信息传递的平台。比如，比赛阵容、比赛时间安排和球星伤情等。可是，大多数体育社媒却想像《江南Style》一样轰动，或者像互联网初创公司一样获得收益。

事实上，对现在的许多体育人来说，YouTube算是一个优势社媒——许多12岁的孩子都会操作。体育社媒不是用来赚钱的，不信就看看英超联赛。

一个知名的英超球队，在社媒上也往往享誉全球。全世界有一大堆志愿者，乐意每天翻译相关信息、各种公告、媒体发布会报道等。这不是什么传奇故事，也不能带来经济收益。

一些人必然会站出来说，社媒参与度不等于粉丝参与度。但是，俱乐部和财政经理通常想看到直接的效果。到底效果是怎样的，还有待考证。此外，运用社媒炒作吸引粉丝，也常常会造成一些粉丝的敌对情绪。

那么，社媒能为体育俱乐部带来收益吗？在去年的柏林大会上，C罗的社媒团队让许多人眼前一亮。这位来自葡萄牙的国际球星，是世界上第一个脸书粉丝破亿的运动员。可以说，他已经成为一个社媒现象。

听完现场展示后，依然很难解读C罗背后的秘密：年轻、帅气、富裕，世界最佳球员之一，效力于世界最佳俱乐部。对C罗和他的投资人来说，这肯定是大好事。不过，对于一门心思卖空门票，维持经济效益的人来说，这些毫无用处。

于是，你就要问问，体育社媒与其说是美丽新世界，倒不如说是“皇帝的新装”吧？推特、脸书和其他社媒预示了公开、自由、富裕的新一代。但是，许多运动员和俱乐部似乎永远在反问他们发布的内容。同时，眼前的社媒金矿还是老样子：排除对粉丝参与度的行业看法，很少有人挖出金矿来。

随着社媒的成熟，我们将进入下一个社媒阶段。对于体育社媒而言，未来的挑战将变成如何控制公开性，同时，又能把预期收益的“空头支票”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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