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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的一个公共活动上，我见到了邓亚萍。似乎消失了很久的邓亚萍。这只是我第二次见到邓亚萍，其间相隔十二年。我和她既无私交，也没有工作过从。表面上看，邓亚萍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那样爽朗直率。

但她似乎又有点不够直率。即刻搜索发生问题之后，我在FT中文网的专栏上，写过一篇关于即刻搜索和邓亚萍的评论，邓亚萍仍然记得那篇两年前的文章。

在那个欢迎贝肯鲍尔访华的晚宴上，我并没有追问邓亚萍和即刻搜索的问题，她也没有多谈，闲聊中偶尔涉及，点到即止，又有点意犹未尽的味道。

我想以邓亚萍的性格，她当然愿意直爽面对一切，特别是对她的公开质疑。然而身为体制中人，她是不能不顾纪律、完全以个人方式来直接面对一切的。意犹未尽，一言难尽。或许未来很长时间，她都难以说明自己和那个不太走运的互联网项目。

又过了几个月，邓亚萍这个名字再度出现在媒体热议中，不是因为她参加了劳伦斯奖颁奖，不是她在其他公开场合的发言，而是因为被中国政法大学聘请为“兼职教授”。我看到校方公布这一消息的图片背景，是在政法大学运动馆中，背景还是乒乓球训练环境，这样的一个“兼职教授”，邓亚萍又有何当不得？

但不爽的人不少。

有学校教授不欲与邓亚萍为伍，在微博上宣布要退出大学。有学生在论坛上抗议，表示对校方随意任命“兼职教授”不满，虽然没有说要立即退学，但言辞激烈，似乎一眼看穿了教育体制的腐朽不堪。更有媒体的跟进批评，各种指责，含沙射影者有之，上纲上线者不寡。社交媒体上，更被这条新闻鼓噪得有些群情激昂，仿佛抓住了一条丑闻线索，大家要一拥而上，不拳脚相加，就显示不出自己的风骨和态度。

跟进者，指责的不仅是“兼职教授”，更有“亏掉国家二十亿”的罪名。一时间，似乎是民意滔滔。当然，这多半都是社交媒体上的“民意”。我没经历过文革，却对那段人性扭曲社会扭曲的历史，有过一些侧面的了解。从父辈的讲述、透过各种史料影像的铺陈，你可以看到当整个社会陷入集体无意识中，盲从盲流有多么可怕。很多时候，人人喊打，并不是因为人人都认定那个被鞭笞的对象，有多少值得鞭笞的理由，在被灌输洗脑和裹挟的暴流中，人人喊打，只是因为别人都在喊打。

有多少独立思维，有多少自己的判断？这个社会、乃至这个民族，根子里最缺的恐怕就是这个，哪怕中国也有脊梁、哪怕至圣千余年前就教谕过慎独之重要。喊打和盲从，只是为了不落伍、不落单。哗众取宠者，那些大张旗鼓者、叫嚣喧天，摆出一副独领风骚的模样，更是哗众取宠、自以为是的率先垂范。

这种教授，不要也罢。真有风骨，何必在微博上自领风骚？

邓亚萍为什么不能当这样一个“兼职教授”？邓亚萍是谁？这是中国体育历史上最优秀的竞技精英之一，在国际体育竞技和国际体育政治舞台上，为中国赢取过太多荣誉的人物。她退役之后，求学的艰辛和刻苦努力，是公众视线没有太关注，恐怕也没兴趣关注的经历。英国多年修来的硕士博士学位，不是一纸政令就能换来的荣誉头衔。

十多年前，在北京的世界体育大会上，我就聆听过邓亚萍的英文演讲，没有长期锤炼和学习，她的思维和谈吐，不可能达到那样的水准，甚至退一步说，没有真正努力学习过，她的英文都不可能那么流畅通达。她当然不完美，在人民网和即刻搜索的一些公开谈话中，肯定有过不足处，但一个将二十年时间，全部奉献给乒乓球事业，退役之后才重新读书的退役运动员，能达到如此高度，有组织和环境的培育，更因为自身努力和勤奋。

以邓亚萍的竞技成就、海外学历学位和她的社会影响力，兼职一个大学教授，绰绰有余。这样的合作，对学校推广体育运动、提升社会影响力，应该只是好事。对邓亚萍，增加自己在社会视线中的活跃度，也是好事。然而不期而来的舆论暴力，让好事成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邓亚萍是公众人物，因为她被指认要对即刻搜索这个项目负责，哪怕即搜索的故事真相全貌，我们一无所知。在真相没有全面展现前，就将邓亚萍钉上耻辱柱，这是否公平？

更重要的是，那些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人，其实是随波逐流之辈。在这样的舆论暴力语境下，他们找到了一条看似凸显个性、张扬风骨的捷径。对于那些舆论暴徒，邓亚萍是一个最好捏的软柿子——你往她身上泼脏水，她囿于身份，无力也无法反驳，于是黑她就变成了一件成本最低、最可能以小博大的事。谁会在意这事真相如何？为了反对而反对，反正代表着体制、有着政治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被视为因循守旧的落伍者，踩他们几脚，自己才能爬得更高。

我为邓亚萍感觉不值。不是这“兼职教授”不值，而是为她被太多宵小侮辱不值。开口闭口“浪费国家二十亿”，在事情真相没有完全展示出来之前，只因为邓亚萍在那个项目推行时，是最高光的人物，就要承担这样的骂名，实在不值。

她仍然不能说明一切，这是体制中人的拘束。即刻搜索的情况，不论结果如何，邓亚萍作为参与者之一，肯定与之相关，然而在莫须有的舆论暴力中，被鞭笞成这般模样，这就成了一个时代的疾患。

本文转载自颜强，原标题：为反对而反对，邓亚萍还要被黑到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