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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对巴拉克·奥巴马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的第一个篮球是10岁时父亲送的圣诞节礼物。两人在夏威夷唯一的那次相聚让篮球走进了奥巴马的生活，也让他接受了自己的黑人身份。

在两人对抗赛中，未婚妻米歇尔的哥哥，普林斯顿大学的前明星球员克雷格先发制人，奥巴马紧随其后也拿下几分。2008年，奥巴马宣布参选美国总统，喜以“在公众场合打篮球”来为自己拉票，尤其是在印第安纳和北卡罗莱纳的篮球场。

不久之后，奥巴马将这两个“最红”（共和党）的州染成“蓝色”（民主党）。在白宫，奥巴马同样喜欢用篮球掌控局势：在强硬地推出医改网HealthCare.gov之后，他又号召多位NBA球星联名力推新医疗保障计划，为其提出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造势。

在第一任期的第四年，奥巴马开始热衷高尔夫，直至今日，他在政务上已不再以“篮球人”自居。

当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离开内阁之后——他计划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陪伴家人和继续从事教育行业上——这位总统的职场老友将过上华府大多数篮球名宿那样的生活，空闲时间打打球。

阿恩·邓肯，前哈佛大学篮球队队长，带着丰富多彩而卓越的篮球履历来到华盛顿。他曾效力于USBL（夏季联盟）的罗德岛海鸥队（RhodeIsland Gulls）。在澳大利亚篮球职业联赛的第四个赛季，获得球迷赠予的“眼镜蛇”的绰号。2001赛季，他曾帮迈克尔·乔丹恢复体能，助其在华盛顿奇才复出。在ESPN推出的纪录片《30 for 30》中，邓肯曾在其中讲述遇害芝加哥高中球星本·威尔逊的影片《班吉》（Benji，本·威尔森的昵称）中饰演一场篮球赛中的白人球员。

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2004年至2013年十年间的Hoop It Up三对三篮球赛中，邓肯的球队曾九次赢得全国冠军。2014年，他在比赛中砍下两双，技惊四座，更是令49岁以下的官员自愧不如。同年2月，邓肯在新奥尔良NBA全明星周末的名人赛上赢得MVP，整场比赛他一共拿下了20分，11个篮板和6次助攻——其中助斯凯勒·狄金斯上篮得分的那次“肩上盲传”被广为流传。

三个月之后，邓肯与普林斯顿中锋麦克·达罗、前西北大学球员克雷格·摩尔组成羚羊队，他们不仅赢得三对三篮球赛的全美冠军，还获得了参加俄罗斯FIBA三对三大师赛的资格，尽管后来他因事不得不退出。结论显而易见：无论做什么，邓肯都是理想的队友。“他打起球来既凶猛又放松，一旦得到机会就会猛攻篮下，传球机智，身轻如燕……”2009年一次午休打球后，邓肯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的同学卡罗·罗特拉如是说。

尽管父母都是白人教育工作者，邓肯仍在种族多样化的环境中成长，一如他辅佐过的总统们。

在邓肯蹒跚学步时，母亲苏总带他到芝加哥南部一家教堂的地下室，那里是她运营的一家辅导中心。苏·邓肯有时不得不面对当地的犯罪团伙：在牧师拒绝将地下室用作军械库的请求之后，一颗燃烧弹炸掉了一切。六岁的邓肯依旧记得当时他们将残余的书籍搬到下一个街区教堂的情景。

邓肯从本质上跟母亲很像，篮球让他与当地的小孩相处愉快。十几岁时，他总是穿过一座有裂缝的房子到后面或是更远的地方打球。“这经历奇妙无比，不仅可以打球，还能从中学习到什么人可以相信以及怎样生存，”邓肯说，“虽然我是外来者，但街上的孩子依旧会毫无保留地保护我。时至今日我仍欠他们很多。好在这个社会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赛场之外，邓肯同样以他的性情赢得了广泛的尊重。约翰·罗杰斯，羚羊队的赞助人，仍然记得体育馆南侧爆发的那场混战。“邓肯像裁判那样介入，甚至还挨了拳头，”罗杰斯回忆着，“顿时，整座体育馆安静了。打邓肯的人被拉出场外。有人甚至威胁要他的命，就因为他打了邓肯。”

1982年，邓肯轻松考入哈佛，看起来非常“奥巴马”——身高1米88、骨瘦如柴、左撇子。作为新生，他开始在二队打球，夏季结束时，他又长高了7厘米。大四开学前，他休学一年回到芝加哥，开始对贫民窟孩子的未来（为什么有人成功 ，有人相反）进行调研。以母亲的辅导中心作为根据地，除了教学、答疑解惑和面谈，他还会抽出时间跟孩子们玩。他的社会学毕业论文“城市下层社会的价值观、志向和机遇”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剑桥市，哈佛大学的教练注意到邓肯在对抗赛中从来没有犯规过。而唯一的犯规，当时深红队的助教史蒂夫·博扎莫夫斯基还记得，是“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找借口（犯规）等同于认输，他不想这样。”

作为内阁部长、前芝加哥公立学校的校长，于情他应该支持教师工会罢工；于理，他对美国共同核心州立教育标准又有自己的坚持。如此看来，当教育体系内的利益相关者提出抗议时邓肯表现出的不耐烦似乎情有可原，这或许是他长久以来“厌恶找借口”的另一个例证。“阿恩·邓肯不是天才，但是他深谙游戏的规则，”

博扎莫夫斯基说，“在我看来，他对教育行业的一些事深信不疑……当别人动摇时，他能坚守自己的原则。什么样的教师是伟大的？什么样的教育家是伟大的？那就是邓肯，他坚信自己的学生可以做到，并最终一定能成功。”

2010年1月，邓肯亲自视察NCAA联盟。不久以前，NCAA的季后赛打到了“法庭”上，因为多所大学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学术进展率（Academic Progress Rate），其标准来自于衡量运动员获得学位的数量，且最低标准设立的过低实在令人无法信服。在亚特兰大举行的NCAA会议上，邓肯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呼吁提高“学术进展率标准”，指出一些大学故意不让学生球员毕业，尤其是那些在联赛中有收益的非洲裔美国人。

他的这番话引起了远在47街区生活的人的共鸣。一年后，当NCAA“收紧”了季后赛参赛资格标准后，邓肯知道，他的话大家听进去了。“我们（提高最低标准）的进展相当困难，但总算成功了，”邓肯说，“虽然受到抨击，但我为此感到自豪。”

2013年，康涅狄格成为第一所因APR不合格而遭到NCAA禁赛的大学。“一支球队，只有13%-15%的非洲裔美国人顺利毕业——正是场上的这些孩子，”邓肯在接受ESPN采访时说，“我们必须确保那些联赛中的队伍通过做出正确的事来获得奖励，学生首要任务是在课堂上。所有人都想进名校，因为他们想打NCAA。但（如果这个学校）不合格，我就得另寻他路。你的行为必须改变。”

一年后，康涅狄格大学爱斯基摩犬队重回NCAA，拿下全国冠军。打败肯塔基大学，站上领奖台，康大后卫沙巴兹·内皮尔吼到：“This is whathappens when you ban us!（这就是对我们禁赛的后果！）” 尽管如此，总统和他的教育部部长就“学术期待”这点仍站在同一阵线上，对康大上赛季禁赛是两人共同的决定。如果有可能，他们将给出更严厉的惩罚。“标准要抬高，”邓肯说，“康涅狄格大学，这个不让多数球员毕业的典型终于有所改变。斗争不论输赢，获得真正的进步才重要。”

八个月后，2014年12月，邓肯探讨两党立法，建立总统委员会，推进大学体育的进一步改革，其中包括逐步解决学术造假、奖学金安全、提高教练薪资等问题。

随着在奥巴马任期内工作的结束，邓肯终于回到芝加哥的家中——回到妻子凯伦、女儿克莱尔和儿子瑞恩身边——这位在内阁工作了七年的“元老”所委托的立法提议或许会留给下一任总统和内阁。但无论如何，邓肯所做的一切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样做太自私了”他说，“跟我一起打球长大的很多孩子都无法从大学毕业，更进不了NBA。他们在电视上，为各自的大学赚取了数百万的美元，然后重回街头。还是青少年时，这个认知就刻在我的脑海里。对我来说，NCAA填满了大学、教练、赞助商和电视台的钱袋，而学术方面却从未得到任何回报，这一点在道德上完全无法令人接受。”

本文转载自体育画报，原标题：改革者——美国教育部长的篮球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