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体育注：

中国体育产业井喷式发展的2015年，见证了商业巨头们层出不穷的大手笔，各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抢夺核心资源，一时将“体育产业”推成了本年度体育圈内最热词汇之一。

不过，资本巨鳄远远不是体育产业的全部。日前在京举行的2015中国体育产业发展论坛专家们认为，5万亿体育产业规模的实现，不仅需要核心资源的争夺战，更需要中国数以万计的小微企业作为支撑，在体育商业巨头们立足宏观领域，搭建平台、打造所谓“体育生态”的同时，更需小微企业立足微观领域，瞄准定位更加精准的体育产业细分领域。在宏观政策层面为中国体育产业发展夯实基础的前提下，投身体育产业的个体从微观层面的推进落实尤为重要。

社会关系的解构与重构　体质危局中的产业机遇

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从青少年体质角度切入，表示目前中国的青少年体质状况不容乐观，但这同时也是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机遇。从社会关系的维度来看也是一样，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同样也是体育产业大有可为的拓荒地。

他说：“1995年国务院发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确定用15年的时间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和健康水平。1999年6月，国务院发出决议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坚韧不拔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强青少年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这样的素质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繁荣创新国家的一个根基。但时至今日，我国学生体质总体状况依然令人担忧。”钟秉枢表示，自200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以来，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受到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到2014年，7年已过，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并未出现明显好转。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曾说；“中国学生在全世界是上体育必修课最多的，从小学一直到大学一、二年级体育都是必修课，加起来有14年。”但作为全世界体育课最多的国家，很多人在走出学校时，竟然连一个运动项目都没学会。

在社会关系方面，钟秉枢举了两个看似无关但可能具有内在联系的例子。一个是一位离退休老人，在家中很少与人来往，结果去世6个月之后才被发现。另一个是广西万村农民篮球赛，农民们反映近几年大家通过打篮球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两个例子的强烈对比反映了体育在人与人之间交流方面的特殊作用。

钟秉枢说：“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那么什么把社会联系起来？如果说体质健康的期待、素质教育的要求、休闲时代的来临使我们把全民健身上升成为国家战略，是我们每一个人去追求获得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参加什么活动，到哪去参加，谁来提供，谁来设计指导，就变成了体育产业。”

人口与改革红利叠加，体育产业的黄金时代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看来，体育产业高速发展的基础和背景，是人口红利与改革红利双重叠加。谢寿光认为，虽然从整体上看中国未来的人口红利已经不再存在，但是“体育”这个领域内的人口红利却正是处于准备释放的状态。

城镇化历程带来了巨大的体育消费的潜在群体，但目前体育服务业相关产品的生产却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巨大的消费需求和低小的供给能力，构成了我们未来5年乃至数十年的巨大的人口红利，”谢寿光说。在改革红利方面，谢寿光认为体育改革在未来的空间巨大，阻力又很小，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推进。

“我们即将进入一个黄金时代，而且这个黄金时代是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叠加的时期。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期待着未来这５年，中国的体育产业以及全民健身都会有一个巨大的红利空间被释放出来，”谢寿光说。

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池建从体育人的角度表达了对体育产业的看法，他说：“从1992年国家体委正式提出体育产业概念以来到现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体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资产存量、人力资源状况和资本增值效率快速增长。”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体育产业尚处于发展阶段，各个环节的市场化程度还很低。体育产业专业人才极度匮乏，各个产业既懂体育又善于资本运作、既通晓理论又懂体育产业的发展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对我们体育人而言，要玩好资本的游戏，仅仅懂体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立足体育基础上掌握市场经济规律和资本运作规则，二者缺一不可。体育产业的关联度高、分工细腻，我们体育人坚持自己的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打铁还需自身硬，否则最终只有被资本绑架，任产业宰割。”

互联网＋，深不见底的产业“蓝海”

2015年是体育产业发展不平凡的一年，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所提出的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5万亿的目标仍需体育产业的从业者们逐步落实。万达、阿里的主业并不是体育，乐视、腾讯抢夺的也都是电视转播的高端资源，众巨头频繁占领舆论聚焦点，与这些相比，在全民健身等领域，突出的亮点还不算多。

《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15）》主编阮伟表示：5万亿目标的达成，必须依靠足够的产品和足够的消费，而这些，并非是几家大公司简单的“买买买”就能买出来的。

东城区体育局副局长马力认为，“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很新，很重要的时期，体育与互联网之间的“加法”，也应该有更多的文章可做。

马力举了一个例子：“武大郎烧饼＋外卖，只是将互联网当做一个工具而没有附加值。应尝试创新、融合多类需求。如武大郎烧饼＋潘金莲咸菜＋西门庆猪头肉＋外卖＋APP的评价＋朋友圈的分享，卖的就是关注、是故事、是品牌。”

针对互联网＋体育，马力出了两个“馊主意”。一个是健身红包，“羊毛出在牛身上”，比方一片场地每小时使用费用200块钱，通过互联网联合，来发一批“健身红包”，红包本身是代金券，但只能在指定体育场馆来用，最高能抵消每小时40元的场地费，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得到了打折，互联网得到了流量和客户群。二是“体育扶贫”。通过互联网＋，把互联网企业、场馆、赛事、赞助和捐赠等元素结合在一起，使健身和锻炼服务于扶贫的公益事业。

靠谁来实现5万亿的目标？或许答案并不仅仅在“互联网＋”，很少有人质疑中国体育产业高速发展这一现实，体育产业的光明未来也被广为期待，但再美好的蓝图也要一笔一笔去描画。在未来的一年以及数年，体育产业政策如何细化以至于可以惠及最基层的从业者，大中小企业如何找准定位创新经营模式，普通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识如何提升，这些都是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摸索的问题。

体育产业，路在脚下。

本文转载自新华网，原标题：黄金时代的冷思考 “5万亿”到底要靠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