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体育注: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的 组织 想要可持续发展都必须解决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这两大问题，前者代表发展和创造力，后者代表 公平 和公信力。

而对于CBA这个组织而言，过去20年间，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这个核心问题上却屡出败笔，以致于篮管中心这个管理者和CBA各队之间龃龉不断。

而在CBA规章制度尚不完善的1999年，单单那一年就曾爆发过两起CBA多数球队集结在一起公开挑战篮协权威的“结盟造反”，而在这之前的1998年12月甚至还有一次“另立中央”。

1998年11月29日，鉴于当时CBA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这两大问题上的种种不职业，上海男篮等七家俱乐部老总在京开会时私下形成决议，试图联手筹建一个“职业篮球俱乐部联盟筹委会”以推进联赛的职业化进程。

在稍后的12月17-18日，七位老总齐聚上海建国宾馆竹轩厅正式宣布成立“职业篮球俱乐部联盟筹委会”，呼吁要把CBA推进为“共存共荣、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利益统一体。由于篮协并未参与其中甚至预先不知此事，这次上海会议在当时被视为“另立中央”。

在“另立中央”后各家俱乐部又在1999-2000赛季开始前发动了两次“结盟造反”。一次名为“反耐克行动”，另一次则是“抗议前卫奥神合并”，后者事态发展到后期甚至差点导致CBA停摆。如果仔细审视这两次“造反”，“反耐克运动”无疑是在质疑篮协做大蛋糕的能力，“抗议前卫奥神合并”则是公开抨击篮协公平分蛋糕的公信力。

即使在事隔多年后的今天来看，CBA这两次“造反”仍保有里程碑式的现实意义，更令人扼腕的是，当时涌现出的问题至今仍在CBA层出不穷，当年提出的职业化进程至今仍未有实质性推进。而在如今足协脱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如果CBA管理部门仍不能及时自上而下自我改良，更多更凶猛的“结盟造反”也许很快就会呼啸而至。

被贱卖的穿鞋权:李耀明主导反耐克运动

从CBA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历任主政者都在有意无意地模仿NBA，但有一点是NBA老板们一直都很羡慕CBA的，那就是中国球员的穿鞋权总被CBA垄断。

作为顶级商业联盟，NBA联盟以最大程度创造利润为己任，他们一直在研究NBA所有能授权变现的可能性，但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他们被完全禁止触碰的领域就是球员的球鞋代言权。穿鞋权是NBA球员的自留地，这也是大多数球员代言收益的最大来源，历届球员工会章程都会申明球员可以自由选择球鞋品牌。

但在CBA，从联赛创立第一天起，球员鞋类和服装类的穿戴权总是被一起打包出售。如此一来，CBA球员的利益无形中被剥夺了一大块，这大概也是每年总有几个球员抱怨供应商提供的球鞋让自己受伤的主要原因。平心而论，赞助商统一提供的球鞋未必真的是质量差，更多的是恐怕还是球员们无法穿自己中意的品牌罢了。

1995年CBA成立时，当时刚成为中国男篮赞助商的耐克顺理成章也成为了CBA联赛的装备赞助商，双方当时签下4年250万美金的合约，耐克负责为当时仅有的八支球队提供球衣和球鞋装备。

当时签约时，各方倒也未觉得这么做有何不妥，毕竟在那个时代的球员压根还没有签约代言的商机和意识，他们都很乐于外国品牌球鞋，更何况还是免费提供。俱乐部最初也很欢迎这个做法，毕竟这能让他们节约一大笔为全队买球鞋装备的开支。

随着CBA逐渐扩军，各队之间水平逐渐拉大，八一、北京、广东这些强队自然深受赞助商重视，总能及时拿到最新款的装备，而有些弱队要么嫌装备供应速度迟缓，要么则认为供应给自己的装备不如某某队的质量好或者新潮。

客观来说，这种现象的确存在过并且很难完全避免（事实上，即使到了2013-14赛季，CBA某队还曾在微博上公开声讨赞助商供应装备迟缓），但一来而去，部分球队和耐克之间产生积怨。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些经济头脑灵活的球队管理层开始意识到，耐克和CBA签下的4年250万美金乍一看不算少，但问题是各家从中很难分到多少利益，更何况即使是能分，分摊到十来家球队头上最后一家又能分到多少呢。

当时，也有其他品牌在看到CBA发展态势良好后有意分一杯羹，于是也和一些大都市球队、强队接洽以寻求单独签约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球队难免动心。

在这其中，最有经济头脑的无疑当属当时上海男篮的总经理李耀明。如今说起李耀明，因为姚明的缘故很多人往往对其恶评如潮，这皆因2002年姚明参加NBA选秀前李耀明曾向姚家索要天价赎身费之故。但从职业经理人角度来看，李耀明无疑是CBA第一个十年中最具职业化意识的CBA老总。

电视台摄影记者出身的李耀明头脑灵活，在当时各支球队都在和本省市的体校合作培养人才时，他已经开始在篮球人才大省辽宁设立了属于上海队的私立篮球训练营（该训练营位于鞍山）。

同时，他还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公开宣称要向NBA全面学习的高管。他精研NBA资料，注重球迷市场开拓，探索球票销售规律，对湖人老板杰里-巴斯的种种运营策略十分佩服，以致于他曾对身边的人宣称自己把上海男篮打造成中国的湖人。

尽管也曾闹出过“揭幕战仅卖出九张票”的笑话，但总之，这是一位头脑灵活、商业意识强烈的职业经理人。那些年他的很多小创举也引发同行们的效仿，所以久而久之，李耀明隐隐已经成为CBA总经理们中的智囊，很多同行都唯他马首是瞻，这也是日后他在“另立中央”和两次“结盟造反”时被众人视为带头大哥的原因。

和很多CBA球队总经理一样，李耀明也认为当时刚刚成立的篮管中心既没有把CBA这块蛋糕做大，又总拒绝分蛋糕，很多时候导致整个CBA联赛要“捧着金饭碗在要饭”（李耀明语）。

在这其中，李耀明就率先意识到了穿鞋权的价值。NBA球星们可以靠球鞋代言捞取巨额收入，在CBA尽管明星们的号召力远不如乔丹、巴克利这些人，但如果每家俱乐部自己可以把球队所有球员的穿鞋权打包卖掉，那这笔钱同样会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所以，李耀明打定了要把穿鞋权从耐克手中夺回然后重新签约的主意。

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耐克中国区总部已经从香港搬迁到了上海，耐克和上海男篮从地缘上而言成为了同城邻居，但耐克中国区总经理特里-罗兹（中文名叫陆海瑞）和李耀明的关系并不算好，这或许都是因为彼此都太过精明的缘故。1999年，李耀明和其他一些与耐克有矛盾的俱乐部联合起来宣布要自己寻找服务更好的装备赞助商，这次结盟行动被媒体称为“反耐克运动”,最终共有10家球队加入了这一行列。

在这次“反耐克运动”中，八一是当时的王者，北京、上海、广东宏远三家则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所以这次行动让耐克和篮管中心都很有压力。对于篮管中心而言，他们有义务敦促CBA各队履行合约，但在中心内部，很多人也私下认为，让耐克用4年250万美金买下所有球队的球衣和球鞋供应权或许在联赛创立之初很划算，但随着CBA球市飞速发展，这个价格实在太过廉价了。

所以篮管中心在调解矛盾时一方面是敦促各队遵循契约精神，另一方面也在和耐克友好商量，希望他们能把赞助费大幅提升一下。不过，当时由于乔丹退役，耐克股价下跌，经济形势不景气的耐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裁员瘦身，最终全球范围内共裁员1600人，营销预算缩减1/3，这也使得耐克中国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报价。

在几乎同一时间段爆发的“反耐克运动”和裁员浪潮让耐克中国区的日子很不好过，但由于他们和CBA迟迟无法谈拢，所以危机只能持续。好在，耐克1995年签下的那份4年250万合同很快就将到期，而在到期前，耐克终于同意做出让步，允许CBA球队可以自己去出售各自球队的穿鞋权。

而在合同彻底到期后，耐克放弃了CBA主赞助商的身份，转而只和八一、北京等强队签下了赞助合同，其他各家也纷纷与各种品牌签约，CBA装备赞助就此进入了百花齐放的阶段，直到2004年安踏砸出巨资方才重新“一统天下”。

另立中央：七队上海密会组建职业联盟筹委会

1999年爆发的那场“反耐克运动”乍一看只是CBA各队和耐克的矛盾，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各队不满篮协在装备赞助方面没能把蛋糕做大，4年250万美金更是被诟病为“黄金卖了白菜价”（某南方球队老总语）。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反耐克运动”只是那些年CBA各队和篮协诸多潜在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事实上，在联赛赛程设定、联赛收入分配体系、男篮队员征召补偿和保险机制等诸多方面，CBA各队都认为篮协的做法不够职业，甚至有人直言篮协不仅无法维护各队的利益反而时时都在侵害俱乐部的成果。

于是，从1998年起，一些俱乐部老总开始私下聚会商讨筹办一个真正职业的篮球联赛的可能性，而这最终催生了那个争议极大的“职业篮球俱乐部联盟筹委会”，而这个筹委会的诞生则被视为是辽宁上海等七家俱乐部试图“另立中央”。

1998年的CBA经过了三个赛季的运营，成绩与问题都同样突出，各家俱乐部、球迷、媒体谈论最多的就是CBA应主动学习NBA走职业化道路，职业化篮球似乎成为当时最时髦的一个词语，就连篮管中心也大会讲、小会说。

1998年11月28-29日，篮管中心甚至把CBA所有俱乐部老总以及全国各地市体育局篮球管理工作者召集到北京开会，信兰成在那次会议上做了题为《我国篮球俱乐部的现状分析及发展思路探讨》的报告。

信兰成在该报告中提出CBA职业化的探索思路，那就是“积极进行中国篮协领导下的‘职业篮球俱乐部联盟’的研究，这种组织形式应是依法行事、自律性强、互相依托、相互约束、利益一致、共同发展、适应市场经济、有中国特色的运行机制。如果论证结果是肯定的，在座的可能就是发起人。”

平心而论，信兰成的这份报告非常翔实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会议结束当晚，马上就有七家俱乐部的老总在北京的某家酒楼私下会面，他们渴望建立俱乐部自己主导的“职业篮球俱乐部联盟”，而不是信兰成所说的“要在中国篮协领导下”。

尽管那晚聚会议事略显仓促，但这七家俱乐部的勇气和决心却值得历史铭记，他们分别是上海东方、辽宁猎人、山东永安、广东宏远、江苏南钢、双星济军和吉林东北虎。

在11月29日晚那次聚会达成初步协议后，很快这七家俱乐部的老总又在12月17-18日齐聚上海建国宾馆竹轩厅，这次的会议比上次在北京临时聚会系统和正式很多，会议提出了多项议案，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七家俱乐部发起了旨在尽快推进CBA职业化的“职业篮球俱乐部联盟筹建委员会”。

筹委会提出将吸纳更多的篮球俱乐部、专家学者入会研讨，而这次上海会议也被列为筹委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海会议还提出了“共存共荣、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口号，这被视为是在向“领导权、经营权、管理权”三权集于一身的篮管中心公开挑战。

事后，上海媒体将筹委会成立的消息做了系统报道，这随即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激烈讨论。反对者认为这七家俱乐部是在试图“另立中央”，无组织无纪律，而支持者则认为应该允许CBA各队参与和自己利益攸关的政策制定，筹委会是对现行篮球体制的一种补充和完善。

据说，筹委会的消息传到体育总局后，有关领导还摔了杯子，认为篮管中心对某些俱乐部管理过于宽容仁慈。于是，原本对此事不置可否、私下默许筹委会探索发展途径的信兰成也不得不公开表态，他代表篮管中心对筹委会提出了四点看法：

第一，筹委会必须在中国篮协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第二，筹委会必须依法成立、依法集会；第三，筹委会相关议题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第四，筹委会要先建立严密的理论基础，然后才有可能付诸实践。

在体育总局有关领导态度明确反对筹委会成立之后，篮管中心也很快态度鲜明起来，据说，篮管中心也曾私下劝说七家俱乐部不要太高调。篮管中心支持他们研究中国篮球的发展道路，但不要提一些超出俱乐部权限的议题以免冒犯体育总局，毕竟体育发展政策决策权属于体育总局。

尽管遭遇了极大压力，筹委会不仅没有退缩，反而试图进一步扩大影响力。1999年2月12日，筹委会宣布他们将在2月18-19日在珠海召开筹委会第二次会议，随后他们还向国内甲A（即CBA联赛）、甲B（即如今的NBL） 和乙级队的所有篮球俱乐部负责人发出了邀请函，明确提出此次会议要商讨建立各级俱乐部利益统一体的模式。为了不公开和篮管中心形成敌对关系，筹委会专门致电篮管中心，邀请篮管中心也派人参会。

和1998年12月“上海会议”事前秘而不宣、事后才引起热议不同的是，此次“珠海会议”会前就广发邀请函，还致电篮管中心，所以会议尚未开始却已经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这种情况下，篮管中心不得不公开表态。2月13 日，在体育总局的支持下，篮管中心向各地体委、总政文体局发送了一份题为《关于以“职业篮球俱乐部联盟筹委会”名义召开珠海会议一

事的意见》的传真件。文件指出：“召开如此大规模的跨省市会议不是小事情，并且会议未经有关上级部门批准，没有合法的组织单位，从会议的内容上看亦超出了俱乐部的权利和责任范围。”因此，“篮管中心不同意召开本次会议，也不会派人参加。”并要求有关体委、解放军及时做好各自所属俱乐部的工作。

该《意见》下发后，筹委会压力陡增，不少原本承诺要参会的俱乐部临时打起退堂鼓，甚至连筹委会的个别发起人也黯然请辞，最终只有辽宁猎人、山东永安、上海东方、广东宏远和吉林东北虎五家俱乐部的老总抵达珠海开会。更狼狈的是，因为受到有关方面的指示，原本预定的酒店会议大厅也被挪作他用，几位老总只能在珠海湾大酒店十二楼的阳台上凑在一起讨论议题。

因为感受到了重重压力，五位老总心灰意冷，在匆匆会谈后宣布解散“职业篮球俱乐部联盟筹委会”。从1998年12月18日成立到1999年2月18解散，这个以推进CBA职业化为己任的筹委会仅仅只存在了两个月。一家媒体直言，筹委会的迅速湮灭就如同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婴儿被冷血扼杀在襁褓中。

从某种意义上，筹委会成为了CBA解放思想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CBA各队高管都对职业化充满热情，言必谈CBA职业化该向何处去，而在筹委会被迫解散后，几乎所有人都沦为了把头埋进沙堆的鸵鸟，一谈及职业化就苦笑摇头，毫无探讨兴趣。

即使是在日后李元伟抛出北极星计划的那些年里，即使北极星计划是由篮管中心自上而下推动，仍有不止一位球队老总私下表示北极星计划仅仅不过就是纸上谈兵而已，事实也证明北极星计划最终也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上。

时隔多年回头望去，筹委会的迅速破灭更像是中国篮球的一次焚书坑儒，CBA各队在职业化探讨方面的热情自此被深深禁锢。当然，在中国足协已经率先与体育总局脱钩的情况下，中国篮协被还原为CBA球队利益代言人的时刻还会远吗？

CBA险停摆：十队结盟抗议前卫奥神合并

对于1999年的中国篮球迷而言，停摆，无疑是当年度的热词之一。上半年人们谈论的是NBA停摆，因为NBA从1998年夏天开始的停摆一直持续到1999年1月中旬才结束，这导致NBA赛季缩水、观赏性大减；而到了下半年中国人自己的CBA也险些停摆，而CBA险些停摆的根本原因就是，1999-2000赛季开始前，前卫和奥神两支球队的合并导致其他球队威胁要退出CBA。

说起奥神这支球队，或许所有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特立独行这四个字。自从神秘美籍华人李苏在1997年正式接管奥神（奥神前身是一支部队下属球队）后，每一年休赛期他们都无一例外会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除了聘请当时年仅28岁的女国手李昕出任主帅外，他们还用各种擦边球方式大肆招贤纳士。

从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新疆土豪队。作为一支纯私有化球队，每一年他们都打着高薪的旗号四处挖人，这自然也让很多球队对他们日益反感。

奥神在1998年夺得亚俱杯冠军，随后从甲B升至甲A（注：即CBA），而在CBA第一年他们就用近乎美式篮球的打法给CBA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最终他们神奇地杀入CBA四强。

第一年进入CBA就闯入四强，这让李苏踌躇满志地放言要在新赛季迈入争冠行列。于是在1999-2000赛季开始前，奥神四处运作试图补强球队，最初他们的目标是北京首钢男篮的超级中锋巴特尔，但惨遭首钢的断然拒绝。最终，奥神引援的目光放在了刚刚从甲B升入甲A的前卫男篮身上。

前卫男篮曾是中国武警部队直属球队，成立于1959年，曾经也有不过不少辉煌时刻。1999年上半年，前卫经过不懈努力成功从甲B升入甲A，当时队内有一批不错的本土球员好手，其中以陈照升、丁伟、苑志南、苗源、李爱军等人最为知名，合称“前卫五虎”。

而奥神的目标就是从前卫挖走这些人。当时前卫的球队冠名商是万燕集团，经过万燕集团在中间数度牵线撮合，最终奥神和前卫达成了合并重组的协议。

1999-2000赛季CBA定于11月21日开幕，而当时篮协规定各队给球员注册截止日时间是10月20日，奥神则提出希望篮协为他们把注册截止日延长7天，最终在10月25日那天，奥神和前卫两队向篮协提交了两队合并重组、分别以“前卫万燕奥神队”和“卫士万燕队”名义注册的方案。

而所谓的合并重组，无非就是前卫把丁伟、苑志南、苗源三名球员转让给奥神，这从而产生了新的“前卫万燕奥神队”，而少了三名球星的前卫男篮则变成了“卫士万燕队”。方案还规定，两队以后每年休赛期将加强人才培养合作和交流机制。而在合并方案中还提及了两队共同的冠名商万燕集团的协调作用，在合并后，万燕每年向前卫提供360万的赞助费用。

这一合并方案在10月27日正式公布后顿时引发了轩然大波，其他十家俱乐部纷纷向篮协抗议，抗议原因有两点：第一，前卫奥神合并超过了篮协规定的注册截止日，篮协不该私自给他们宽限7天的注册截止时间；第二，前卫奥神合并后仍以两支球队的名义征战联赛有打假球的风险，毕竟两队已经合并，私下容易产生猫腻。这十家俱乐部要求篮协要么废止这种合并，要么干脆就只允许他们以一支球队的名义参加联赛。

面对其他俱乐部的声讨，篮协试图在中间和稀泥，而奥神方面则表现的非常强势，他们的一位负责人在篮协举行的一次协调会议上公然说道：“篮球是什么，不就是玩吗？合并又怎么了，不过是名称问题，爱叫什么叫什么，叫王八蛋也行，你们管得着吗？”如此蛮横的态度更是进一步激怒了其他十家球队。于是，在10月31日那天，其他十家俱乐部老总齐聚武汉，随后在11月1日发表联合宣言。

该宣言指出，奥神和前卫的合并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两队取消合并，分别用原来名称参加联赛；二是两队可以合并，但只能以一支球队名义参加联赛，空缺的名额由甲B第三名武汉队递补。宣言在最后指出，如果篮管中心不同意这一要求，这十家俱乐部将采取联合退出联赛的统一行动。该联合宣言随后以十家俱乐部的名义直接上交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张发强副局长处。

CBA联赛将于11月21日开打，而十家俱乐部一旦退出，这意味着CBA必定会停摆，而CBA停摆的责任任何人都无法承担。在体育总局的强势介入下，篮管中心几位主要领导分别与12家俱乐部老总逐一对话，最终篮协决定同意十家球队联合宣言的要求。

前卫和奥神只能以“前卫万燕奥神队”参加新赛季的联赛，卫士万燕队则改名为“卫士亿安队”重新征战甲B，空出的CBA参赛名额由甲B第三名湖北男篮递补，鉴于湖北队参加甲A联赛的准备时间较短，所以篮协又给予湖北队3个临时转会名额的特殊政策。就此，在体育总局的主导下，CBA才结束了停摆危机，如期在11月21日成功揭幕。

多年后的今天回收来看此次的前卫奥神合并风波，没有任何人是赢家。得到三名前卫球员的“前卫万燕奥神”看似是赢家，但接下来的1999-2000赛季他们仅列第六名，球队并没有产生化学反应。

失去三名明星的“卫士万燕队”在被下放到甲B后只征战了一年就因为资金匮乏而宣布解散，就此历史悠久的前卫男篮消失了。而篮协也在这场风波中失去了最后的公信力，多位CBA老总指责篮协某位负责人根本不具备公平处理事务的能力，他既无法做大蛋糕，更不可能公平切好蛋糕，也就是从那时起，这位篮协负责人的名声开始逐渐变坏，直到今日仍无法获得公众尊重。

平心而论，这位负责人在日常工作中绝对称得上兢兢业业，但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总是不想得罪任何人，遇到纠纷矛盾时总是想温婉地劝说各方平和相处，这种处理风格最终成为事实上的“和稀泥”，缺乏李元伟日后在凤铝事件中那种宁可引发争议也要果断出手的雷厉风行。

不过，无论是李元伟还是该篮协负责人，在篮协脱离行政性质之前，他们都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他们做出决定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篮协的利益而不是CBA俱乐部的利益。

以上就是CBA在上世纪90年末爆发的三次重大矛盾，从矛盾性质来看，可以归纳为两次“结盟造反”和一次“另立中央”，而从联赛利益分配角度来看，无非还是没能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这两大问题。

事实上，除非有一天CBA真正实现职业化，CBA的领导人和管理层真正是由CBA各俱乐部选举产生，否则CBA未来还会继续上演类似的“造反”和“另立中央”。

本文转载自网易体育，原标题：CBA两度"造反"&1次"另立中央":奥神险致CBA停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