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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8月17日发布；８月３１日，广州市通过了《广州市足球协会改革方案（试行）》，地方足协改革宣告破冰。中国足协 脱掉“官帽”，成为承担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社团组织。而作为地方体育局的组成部门或中国足协的成员单位，各级地方足协现状如何？在中国足协改革的大背景下何去何从？地方足球人士对足协改革有哪些建议？新华社记者对此走访了部分省、省会、地市各级人士的代表。

脱钩，省级足协如何生存

“中央不动，我们怎么动？”

这是记者４月在四川、重庆等地调研地方足协改革时遇到的足协采访对象最多的一个疑问。

而在９月初，《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公布之后，重庆市体育局副局长张欣再次回答这个问题时的答案是：配好嫁妆，找好马，适当时要去行政化，独立出去。四川省体育局局长朱玲也表示，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

对于不少国内的省级足协来说，“七八条枪”的人员配备，以全运会为目的的任务指标，从上至下的政社不分、社企不分的宿疾，使得他们在目前的足球发展形势下地位显得十分尴尬。而特别详尽的改革实施细则，则成了省级管理部门迫切需要的“尚方宝剑”和“久旱甘霖”。

对省级足协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副院长蔡世民４月接受采访时就说，中国足协生存不难，省市足协如何生存必须解决。“如果生存都解决不了，能做什么事，做多大的事，就不好说了。”

重庆足协也面临同样问题。现在，重庆足管中心是自收自支单位，场地、资产等什么都没有。对此，张欣表示，总局领导说，对于足协改革，体育部门要“扶上马送一程”，首先我们要为地方足协找好“马”，让足协有资源，资源可以从政府、社会，可以成立足球事业基金会，用财政、体彩可以撬动社会资源，以此来搭建平台。

“有了产业之后，地方足协生存问题解决了，就能脱钩了。嫁女儿也要嫁妆，这些平台资源就是嫁妆，”张欣说。

改制之后，大家普遍担心青少年足球培养问题，担心出现当初１９９４年足球职业化改革之后青训无人抓的局面。四川省体育局副局长，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院长张容伟就认为，如果不配齐资源，那么“青少年培养到底交给谁”？

张欣认为，特别是现在教育部门主导校园足球，教育、体育部门要分工协作，制定相关的标准，动态管理。同时，除了普及，还要提高。怎么形成机制吸引有天赋的人才继续深造。把逻辑关系说清楚，政策制定好，责任要明确。

同时，省级足协的权威性和管理权限目前也成为关注焦点。

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主任郝勤教授认为，此前足球项目是垂直的行政体制管理，从国家、省级再到地市级，足协社团化后，一个省级足协如何调动该地资源？这不仅是足球、体育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社团管理、民办组织的开放性问题。

张欣特意提到，必须树立省一级足协的权威性，从而不必担心体育部门会干涉足协工作。那么，省级足协的改革要多久时间呢，采访对象普遍表示不应该一刀切。

“应该在一些地方探索，成熟的地方先做。同时，省级足协不一定都要成立，条件合适的成立，没有必要的可以不成立，不需要一哄而上，”郝勤说。

省会足协率先突破

8月31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足球协会改革方案（试行）》，地方足协改革宣告破冰。而广州足协，恰恰是一个省会城市足协。

从驻地角度来说，省会城市足协和省足协因为同处一个城市，而往往省会城市各种资源配备比较充足，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就带来了这两级足协的交叉和协调问题。

中国足协执委、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直言不讳：“省会城市和省这一级，个别有的关系很好，普遍关系很僵。”

目前，中国足协有47个会员协会，除省级协会，还有17个重点城市足协。从协会这条线来讲，他们是平级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管辖权等没有分清楚。

“省足协，可以管除了单列城市以外的地市州，这才是他的工作重点，结果也在单列市做事，这样资源不就是重叠了么，”辜建明抱怨说。

相对于省足协的生存困难，省会城市足协往往好得多。比如成都足协，从1992年一万元资金和3个教练白手起家，现在已经发展成净资产上亿元、全国最大的地方足协。

目前，成都足协核定正式编制16个，实际只用了8个，聘用了80多名员工，拥有６支球队，一年的运营成本最少需要1500万元。运营费用主要通过财政拨款（包括参加青运会等国内比赛的队伍费用）和项目创收获得。

辜建明认为，地方足协改革有两个核心，一个是引入社会资本，成立俱乐部，一个是协会实体化，改变落后的管理体制。成都足协有用人自主权，摊子大可以聘人，不行就换人。

广州足协也是如此。2010年，广州队原本在广州市足协托管，但球队交给恒大集团后，广州市政府、体育局和足协“痛下狠心”，决定不再插手俱乐部的任何事务，而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服务上——规划恒大新的专业足球场、推进富力整体承包越秀山体育场、与俱乐部合作建立青训基地……某种意义上说，广州市足协，在改革前已经开始做改革后应该做的事。

省会城市的特殊地位和资源，一旦突破了旧有体制的束缚，往往能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果。无论是广州、成都、武汉等，这些城市足协已在社会足球、青少年足球上进行大量的工作，效果显著。

“足球服务于城市！”辜建明对自己的职责喊出了这样的口号。“足球有极强的社会功能、市场功能。足球能帮助人们宣泄情绪、培养拼搏团队意识，足球对旅游、餐饮、交通等产业带动作用是很大的，广州恒大、北京国安给城市市民带来的精神、生活上的东西无法用金钱衡量。”。

和郝勤一样，辜建明反复强调，足球改革不能一哄而上：“全面铺开，成功失败各一半，为什么？中国地域广阔，各省市区政治经济文化足球的底蕴发展不一样。”

有意思的是，辜建明本人，恰恰也是属于正式编制之内的。当记者在４月问他，你退休之后成都足协由谁来负责，怎么继续管理？他双手一摊，我也不知道。

地市足协“可以生存得很好”

目前，在地市级以下地区，有足协的并不多。因为地市体育局或文体局的编制问题，地市足协都是“业余的”，但与中国足协、省级足协相比，已有的基层足协反而更多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团组织，他们愉快而艰辛地开拓着。

重庆市永川区足球协会是重庆成立较早的基层足球协会，该协会副主席田静介绍，协会1999年成立，直到2009年永川成为亚足联展望城市，正式在民政局注册。

说起注册，田静还给记者说了一段故事。他们按照亚足联的章程草拟了自己的章程，但在民政局注册时并未得到认可；后来又根据中国足协的章程草拟了一个，这样才通过了。这样，他们就拥有了两份章程。

对永川足协这样的基层社团来说，一开始比较头疼的是，民政部门注册完毕就完毕了，业务指导归谁呢？“基层足球协会没人管，重庆足协不管也管不到。”

四川省体育局局长朱玲坦承，对于地市级足协来说，不少地方“本身（体育局或文体局）就是大的概念，协会对他来讲不重要”。

本文转载自新华网，原标题：中国足协“脱帽”后，地方足协怎么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