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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8日，国际奥委会通过了《奥林匹克议程2020》，而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城市也将成为在“旧”体制下的最后一个申办城市。国际奥委会发展到如今这样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组织，目前正是出于它的鼎盛时期，巴赫如此巨大的变革又是为了什么呢？

前天抵达吉隆坡的北京冬奥申委代表团，依然在为陈述前各项紧张的准备工作而忙碌着。此次2022年冬奥会申办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它将产生《奥林匹克议程2020》通过后的第一个奥运会举办城市。

“我做梦也没想到，整个投票过程会如此顺利。”

2014年12月8日，在国际奥委会第127次全会上，多达40项改革方案的《奥林匹克议程2020》，原本计划用一天半的时间讨论和表决，结果在一天之内就得以全部通过，并且没有反对、没有弃权，这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激动不已。

从1980年萨马兰奇接任主席职位时，国际奥委会银行账户上只有可怜的几十万美元，到如今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际体育组织，仅奥运会的品牌价值就已超过百亿美元，国际奥委会在近些年来可谓是地位、金钱双丰收。在如此鼎盛时期，刚坐上主席位置仅一年有余的巴赫，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究竟为了什么？

巴赫在去年年底的国际奥委会第127次全会上，以“成功是改革的最好理由”阐述了他的想法：“为什么我们要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重要而深远的改革？我们已经有精彩的2012年伦敦和2014年索契奥运会，我们享受着财政的稳定性，我们将90%以上的收入分配给体育和运动员。这意味着：国际奥委会在一年的平均每天中为支持世界体育投入超过300万美元。全世界范围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如此多的人们围绕在奥运会的周围。我们是成功的，成功就是我们改革的最好理由。”

“事实上巴赫在2013年9月上任的时候就提出了改革的设想。”著名体育学者、奥运专家易剑东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巴赫的“新官上任”促成了国际奥委会的改革，而恰恰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下提出改革，才能把握主动权，即：成为改革的领导者而不是改革的对象。

据了解，《奥林匹克议程2020》在最初征集建议时，收到了大约4000项提案、270项直接贡献以及1200项具体构思，这些建议后来经过特意组建的14个工作组的讨论，筛选而出。易剑东认为，在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奥林匹克议程2020》的起草和确定过程，值得我国体育改革相关部门借鉴。

根据巴赫的设想，《奥林匹克议程2020》主要由“可持续”、“公信力”和“青少年”三个主题统摄，而在40条方案中，对于奥运会申办的改革“动作最大”，同时也被放在一开始最重要的位置：首先，将城市申办奥运会变为邀请城市申办奥运会；其次，从机遇和风险上对申办城市进行评估；第三，降低申办成本；第四，将“可持续性”理念引入奥运会的方方面面；此外，还有降低奥运会运营成本，加强运营的灵活性等。

“巴赫提出的这套方案，是希望能够影响国际奥委会以及奥运会，在未来按照改革的方向向前走。”易剑东认为，以往在奥运会申办以及举办时的一些做法，将不会被提倡，例如索契冬奥会的巨额投入。

据了解，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整体开销达到了令人咋舌的510亿美元，超过往届所有冬奥会花费的总和，堪称史上最奢侈的一届冬奥会。而这样的巨额投入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2022年冬奥会的申办。

据了解，今年1月，国际奥委会正式启动了2024年奥运会的申办邀约，国际奥委会向各国家奥委会都发送了邀请函，邀请他们与国际奥委会一起讨论申办方案，以及国际奥委会能够提供哪些协助。邀请阶段将持续至今年9月15日，目前明确表示出申办2024年奥运会意向的国家奥委会包括德国、意大利和美国。

除此之外，据了解，目前已经确定的三个奥运会承办城市（里约2016年夏奥会、平昌2018年冬奥会和东京2020年夏奥会）都在向《奥林匹克议程2020》靠拢，并且其中一些城市已经采用了部分建议，特别是在灵活利用场馆、提高可持续性方面。按照《奥林匹克议程2020》的精神，国际奥委会已经同意东京2020年奥运会提出的三项场馆变化，他们因此可以在建筑预算上节省10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11月正式提出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北京，与阿拉木图两个城市，被巴赫看作是“旧体系下最后的申办城市”。《奥林匹克议程2020》将对北京的申办工作带来哪些影响，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主席茹科夫的那句“北京将最先从《奥林匹克2020议程》中受益”又该如何解读，本报将继续关注。

本文转载自工人日报，原标题：奥运改革背景下的奥运会申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