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前举重奥运冠军占旭刚正式前往台州三门县赴任，担任中共三门县委委员、常委，并被提议任三门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从具体负责某项竞技运动工作，再到地方去主政一方，占旭刚的任职轨迹在体育圈内也算罕见。在我国，奥运冠军退役后绝大多数能得到政策性安置，或在原体育单位任职教练，或进入地方体育系统从政。而对于地方体育系统而言，奥运冠军也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金字招牌”。据说各地都奉行这样一条不成文的“惯例”：运动员一旦夺得奥运金牌，退役后大多能在地方体育系统谋到至低副处级待遇的职位。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过半数退役奥运冠军进事业单位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中国奥运军团已征战过8届夏季奥运会，4届冬季奥运会，共获得213块金牌，产生222位奥运冠军。截至2014年年底，已有155位奥运冠军退役。在退役后，除暂时还在高校里“深造”的，其他大部分人进入到事业单位工作。其中，13人进入国家政府机关，占比8.4%；82人进入事业单位，占比52.9%。

到政府机关的都来自奥运优势项目

目前我国就职于国家政府机关的前奥运冠军共13位，基本都来自于我国奥运优势项目。其中举重冠军的从政比例远高于其他项目。

56位级别不低于副处级

两届奥运举重冠军占旭刚已前往浙江三门县任副县长，挂职两年。从“体育版”到“时政版”，这样的角色变化让圈外人士表示“看不懂”。事实上在挂职前，占旭刚已在浙江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处级)的位置上工作数年，现在到三门县任副县长(副处级)只是到基层锻炼几年。

记者查阅后发现，目前已有行政级别(有技术级别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国企高管不列入其中)的奥运冠军有61位，其中56位(占比91.8%)行政级别不低于副处级。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传说中的“惯例”：运动员一旦夺得奥运金牌，退役后大多能在地方体育系统谋到至低副处级待遇的职位。

官大官小，看能力也看资历

奥运冠军们退役后能当多大的官？这个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目前行政级别最高的奥运冠军是邓亚萍，她在37岁时就已官至正局级，当上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不过邓亚萍的案例毕竟特殊，大部分奥运冠军刚进入工作岗位时都没有达到现在的行政级别。之后的官途是否坦荡，其实和他们自身的能力和境遇有很大干系。

不过，分析了这些奥运冠军当年的成绩、年龄，以及夺冠时间后可发现，竞技成绩和资历或许也是决定他们仕途的原因之一。

上升空间小，75后更多跳出体育圈

奥运冠军们几乎把所有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体育，想放下熟悉的体育项目再找工作，难度何其之大。所以，在所有退役奥运冠军中，除13名正在高校“深造”外，目前只有30人从事的工作与曾经的体育圈子关联度很小，其余125人的工作都与体育相关。而13名正在“深造”的奥运冠军毕业后，进入体制内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

工作与体育关联度小的这部分人中，有9个人进入体制内后，随着工作内容变化才与体育圈渐行渐远。也有7人或成为全职太太，或在国外休养，并没有狭义上的本职工作。还有一些老奥运冠军，已在国外经营多年，所从事的工作渐渐和体育脱钩。

而现在出现了一批75后、80后的奥运冠军，在退役后立即或不久便离开被“安置”的岗位，意图在体育圈和体制外寻找更好的发展。

愿意跳出体制在外发展的运动员，在每个时代都有。但75后、80后这批年轻奥运冠军逃出体制在外的数量出现小小“井喷”。他们为何敢离开熟门熟路的体育系统？除了思维比前辈更新潮、更能接受新鲜事物外，或许也和体育系统内人员比较饱和，内部上升空间狭窄有关。

本文转载自南方都市报，原标题：奥运冠军退役后过半进事业单位 36%不低于副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