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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学校体育，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它关乎青少年体质，关乎育人之道，更关乎一个民族能否拥有一个健康未来。其实，校园里并不缺少体智兼优的人才，所欠缺的，或许只是 培养机制 的一些改变。

随着校园足球的勃兴，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学校体育有了不同以往的发展环境与格局。教育与体育不该割裂而应融合，新时期推进学校体育应顺势而动、开拓新局。

校园能否涌现优秀体育人才？校园赛事体系如何搭建？校园体育文化怎样涵养？在第二十八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即将在韩国光州开幕之际，本版推出“学校体育新出发”系列报道，与读者共同探讨上述问题，敬请关注。

炎炎夏日，清华大学体育场暑气蒸腾，田径队几名运动员正由教练带领，在跑道上奔跑跳跃。就是这片稍显简陋的场地，培养出了胡凯、王宇等一批优秀大学生田径选手。不过，在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看来，目前高校在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方面还只能算是“有益的补充”。

的确，在高校体育发展进入快车道的今天，从校园里“走出”的高水平运动员仍然是凤毛麟角。其实，校园里并不缺少体智兼优的人才，所欠缺的，或许只是培养机制的一些改变。

训练保障等体育资源短板需要弥补

“如果想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我’，还需要为高校配备更好的软硬件资源。”2013年喀山世界大运会男子跳高季军王宇的观点，得到了他的同学、女子三级跳运动员孙妍的力挺：“我们和专业队的硬件还是有差距的。医疗保障不足，恢复房只有一张床，很多设备靠校友捐赠，想要做肌肉评估都要去外面自费做。”

中国体育大部分竞技项目，都是由专业队承担人才培养和在大型赛事中争金夺银的任务，专业队也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最优质的体育资源。刘波说：“好教练还是在专业队。清华大学十几个田径教练，只有两三个具备国家队水平。高校在其他训练条件上，比如核心力量训练、医疗保障、经费投入、科研、营养等方面也都与专业运动队存在差距。”

清华大学中长跑队教练曹振水在校任教超过20年。去年10月，他的弟子滕海宁以1分46秒32的成绩，打破了尘封20年的男子800米全国纪录。曹振水说：“在高校现有的条件下，我们依然可以培养出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运动员。如果能再进一步，在政策和人力、物力上加大支持力度，我认为高校在一些小项上完全可以承担起培养高水平体育人才的重任。”

当然，要让大学体育在软、硬件上达到专业队的水准，绝非朝夕之功。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认为：“专业运动员的营养、伤病恢复、医疗保证等方面，都是高校的短板。这需要把原有体育部门的成功经验移植过来，在高校建立为竞技体育服务的训练基地和科研机构，没有这些保障，大学孤军奋战，肯定不行。”

体育教育两个系统的壁垒有待破除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体育、校园体育、竞技体育分割开了。”在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看来，体育与教育之间的壁垒还没有被彻底打破，而这也阻碍了校园体育走上高水平发展之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两个人才培养的“金字塔”孤立并存，彼此之间没有很好的协调，赛事也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去年年末，教育部门率先改变，大体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体育赛事管理的通知》，其中提出“鼓励体育特色学校或举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学校积极参加体育总局组织的青少年U系列比赛或青年比赛”，“对于以学校名义集体组队或组织个人体育项目参赛的在籍在读在校的学生将不影响其参加各级各类的学生体育竞赛活动”。

在此之前，高校运动员一直寻求着在教育和体育两个系统中回旋的办法。刘波介绍：“如果大学生运动员想在体育系统注册，就不能以大学的名义，因为我们不是各项目协会的会员单位。以王宇为例，就是北京队给他在中国田协注册的。”专业体育给高校运动员、教练员提供了参赛机会，提高了集训条件。但这种合作并没能推而广之，仅局限在个别高校和运动队。

体育社会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卢元镇表示：“我国在体育管理方面，学校这部分归属教育部，其他部分则归属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管理被切割成了两个板块，所以要想搞好体育，顶层设计上的改革是很有必要的。体育应该是和学校结合在一起，而不是游离于学校之外再建立一套‘业余训练体制’，很小的孩子就进入专业队，有的项目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进入专业队培养，孩子早早地脱离学校教育，‘训练的成人化’现象非常明显，违背了体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本质目的。”

教育部门“敞开大门”的举动，也得到了体育部门的响应。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郭建军认为，体育部门能做的就是做好基础建设，把信息平台搭建好，从根上把资格年龄问题杜绝掉，避免以大打小等问题，从而消除教育系统的顾虑，创造公平的竞赛环境。当然，如果想要实现两个系统的联通，就必须消灭部门利益的立场。

培养校园体育人才不应急功近利

下半年开始的新学期，曹振水将迎来两个新徒弟，满心期待的同时也有“心结”：“体育特长生的招生名额有限制，有时候看上了好苗子却招不进来”。

如今，高校招入体育特长生有项目数量和招生比例的限制，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可以选择7个大项的学生，项目数量在北京所有高校中已是最多。虽然项目选择的自由度有所放开，但体育特长生的招生比例仍被控制在招生人数的1%。

刘波说：“对只有一个项目的学校来说，1%可能够了，但对我们而言，这个比例就比较紧张。”经过争取，清华大学今年得到了项目“7+1”的优惠政策，在7个项目之外，可以恢复招收足球项目的特长生。而此前足球被取消掉，就与项目人数要求多直接相关。

增加体育人才的比例，高校体育的竞技水平才会得以提升，也才会对中小学体育人才的培养形成引领和带动作用。钟秉枢介绍：“现在体育教育大联盟已经建立，7个项目联盟包括‘三大球’、游泳、武术、田径和乒羽。由高校牵头，带动中小学，把联盟中的项目带入到校园中，从而体现体育的教育作用。” 钟秉枢认为，体育特招政策体现了对人才专业化的培养，“体育人才也是人才，这一政策应该坚持。在全面发展基础上要让学生有个性化发展，高考改革应该挖掘如何让学生发挥特长，不能因为实践中的某些原因，就将高水平运动员拒之于高校门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校体育并没有充分考虑体育的竞技功能。长时间的割裂状态，让校园体育无法成为培养体育人才的丰沃土壤，如今，认识到这一症结之后更要切忌急功近利。任海表示：“校园要打基础，必须先要培育土壤，也就是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在土壤肥沃了之后，高水平运动员会自然而然涌现。如果现在有功利性想法，又要集训，又要专业训练，等于又背离了校园体育的本质，反而欲速不达。”

本文转载自人民日报，原标题：高水平校园运动员凤毛麟角？学生为何难成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