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

没有一座建筑不会遭到批判，但能够得到如此密集的争议之声，东京奥运会的主场馆也是蛮拼的了。扎哈·哈迪德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场馆建筑设计比赛中中标，但一群知名建筑师正极力反对她的方案。谁来主导？谁来决定？

看上去像是乌龟？这大概是已经中标、却不得不持续修改的2020年东京奥运主场馆方案遭遇的最激烈的批评了。

这个批评之声来自日本建筑师矶崎新，他指责场馆建设主管机构—日本体育振兴委员会（Japan Sport Council, JSC）让计划陷入泥潭。矶崎新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圣乔治宫体育馆和2006年都灵冬奥会主体育场的设计者。

在一次展览中看过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完整设计初稿之后，矶崎新对修正方案感到失望。他批评JSC让目前的方案失去了活力，新国立竞技场“就像只拖着笨重身躯、等待日本列岛沉没的乌龟”。

“如果就这么造下去，将来留给东京的就是一个粗大垃圾，让城市陷入阴郁的气氛。”这位日本建筑师泰斗称。

他希望JSC尊重哈迪德，要么回到她的原始设计案，要么完全委托她，针对要求做一个新提案。

他的意见和同行们两年来的争论恰恰相反。在此之前，负责纽约世贸中心4号楼重建设计的建筑师桢文彦，以及设计过台湾台中歌剧院的伊东丰雄都曾强烈抗议哈迪德的中标方案。这些日本建筑师认为原案过于庞大，成本过高。

作为东京2020年奥运主场馆的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究竟应该如何设计？

扎哈·哈迪德

英国建筑师哈迪德是2012年新国立竞技场建筑设计竞标比赛的胜利者。她在中国也有好几个作品，包括北京银河SOHO和广州大剧院。因为喜爱使用流线型外观，她的风格很容易和“未来”二字联系在一起。

她的作品曾因强烈争议最终未能实现。在英国威尔士卡迪夫湾歌剧院国际设计竞赛中，哈迪德以一组尖锐玻璃建筑群的设计案获得胜利。但最终因预算超至计划两倍，这项规划被出资方—拥有国家彩票背景的英国千禧年委员会（Millennium Commission）掐断了进程。

和一般商业项目不同，在使用税金等国家资金建设、带有公共空间意义的建筑里，民众、政府、建筑师、承建商都可能成为利益相关者。这次，哈迪德也不得不再次承受来自东京各方的压力。

哈迪德给东京提交的参赛作品延续了其流线型风格，在盲选中，她击败了包括两位曾获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日本建筑师坂茂和伊东丰雄在内的其他45个团队。担任评审委员长的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说，这次评选最看重的是创造力。

评委们认可哈迪德方案的外形，“是一个地标式的建筑”，但他们也在争论，这样的建筑放在神宫外苑是否有些突兀。和这次稍显保守的落选日本建筑师作品相比，他们觉得哈迪德没有考虑太多和周边地理环境的关系。

这也是这群日本建筑师此后争论的焦点之一。国立竞技场座落在东京明治神宫外苑里，这座为纪念给日本带来近代化的明治天皇的西式庭园于1926年完工，正对核心建筑群的银杏大道已经成为东京极力呵护的一条道路。银杏标志在1989年成为东京都的象征。

日本东京国立竞技场现状

建筑师桢文彦反对这个看上去过于庞大的哈迪德设计方案，在设计风格上，他是环境与建筑协调共存关系的守护者。他抱怨说，如果基于哈迪德的方案推进，神宫外苑西部的都市公园将会消失殆尽。

这些哈迪德的批评者大多有过设计公共建筑的经历。作为1993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桢文彦在30年前设计了新东京体育馆。当时他严守建筑法规，将新东京体育馆高度控制在28米以内，同时把原先4000座席的容纳量扩大到8000座席。他极力抑制建筑规模，在北部相邻的新宿御苑，也许能从树林间依稀看见体育馆，但绝对看不到他设计的这座建筑的屋顶。

他去过北京的中国国家体育馆“鸟巢”，面对这个拥有广阔广场的宏大建筑，他在行车道路边拍了张照片，“它就像耶路撒冷的‘哭墙’，很少有人想要接近它，”桢文彦说，“站在我拍照的这个地方，远望就已足够，大多数市民只是站着看一眼就走了。”

他有理由担心，在奥运会结束后，哈迪德的大项目会让东京市民也只是望一眼就走。他质疑说，奥运会只有17天，即便为了满足8万人入场计划，5.5万个固定座位已经足够。而且，缩小规模可以大大缩减工期、成本，以及建成后的管理运营费用。

当桢文彦联合隈研吾、伊东丰雄、妹岛和世等105名建筑业界人士加入反对者阵营时，JSC理事长河野一郎发觉自己必须做出回应。他在桢文彦等人召开发布会的第二天收到了这些日本建筑师的请愿书。

他们希望这个项目能够融入更多人的意见。按照请愿建筑师的要求，JSC必须就都市景观、安全、维持管理费三个方面，听取外界对哈迪德设计案的意见。建筑师们还通过JSC的关联主管—日本文部科学省向下施压，声称作为“如此重要的公共设施的设置者”，有义务对市民详细说明从设计比稿开始至今的全部过程。

虽然说没有任何建筑可以让所有人满意，但如此密集的争议之声，谁也不可能置若罔闻。

新国立竞技场到底要花多少钱，这个问题终于在发布会第二天被抛到日本奥运担当大臣下村博文面前。此前JSC提出的计划是1300亿日元（约合67.5亿元人民币），但按照当时的估算，工程预算已经升到1413亿日元。“具体要把费用压缩到多少，目前还在讨论，”他含糊答道，“增加预算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会尽量在不大幅提升预算的范围内考量这件事。”

除了工程费，光拆除旧国立竞技场就得花67亿日元，周边整备工程也预估需要372亿日元。“这是国家级的设施，国家当然要全额承担。”当时的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只同意承担周边整备工程花销中的一部分。

他的继任者、现任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在这一点上也拒不松口：“这件事我们东京都没有任何发言权，要负责的是日本国家政府。”

但JSC无论如何也不愿缩减建筑规模。它回应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容量是9.1万人，2012年伦敦是8万人，2016年里约热内卢也有9万人。而且，“这个场馆预计今后会持续使用50年乃至100年，期间也会举办世界田径锦标赛、世界杯这些大型赛事。”国际足联（FIFA）规定世界杯决赛场馆要有8万人的容量。

“现在看来，改建是最好的选择。”伊东丰雄建议不要将旧建筑拆除重建，而是在现有建筑基础上增设两层观众席。这可能只要花一半的工程费。

但实际上，日本建筑设计事务所“久米设计”开发管理本部本部长藤泽进已在比稿的前一年秋天，提交过一份基于现场调查勘测的改建计划。他证明说，老场馆已经不符合日本建筑防灾协会于2008年提出的防震诊断标准，在地震时有崩塌危险。

“如果进行大规模改建，不含税工程费会达到777亿日元。”JSC新国立竞技场设施部长阿部英树说。今年4月，日本消费税从5％上升至8％，阿部英树补充说，如果把增税和物价因素合并计算，改建工程费可能需要977亿日元。

即便不考虑费用，他也认为改建方案困难重重。如果要增设观众席，就必须补建屋顶；为了不漏音扰民，也必须增加遮音装置。而且，旧场馆已经违反了1970年代通过的日本“日影限制”，会影响神宫外苑的日照。这个保证日照权的条款，已经正式记入日本建筑基本法。如果要改建，这次也逃不掉解决这个问题。

看上去，JSC的所有决策又回到了哈迪德此前针对桢文彦意见的修改设计案。在哈迪德的指导下，方案规模从29万平方米缩至22万平方米，原先连接周边道路的立体通道也大幅缩减。从俯视图上看，原先细长状的设计变得更短、更圆。这轮修改能为主办方降低25亿日元的主体工程预算。

JSC计算了一通，觉得设置2万人临时座席也不够划算，如果算上设置和拆除的费用，只比常设固定座位便宜4000万日元。它最终公布了全部预算细节，驳回了请愿建筑师对开闭式屋顶、草坪培育、馆内商业设施等问题的成本与技术质疑。

它还在场馆四周选取4处，以地上1.5米高为基准拍摄了4组实景照片，在其中加入模拟场馆，想证明这个白色的大家伙并不影响周围明治神宫神社、神宫外苑的景致。最近的一次协调说明会于今年9月8日召开。10月31日，河野一郎把讨论结果公开在JSC官网上。仅仅5天后，矶崎新就开始抨击这个改后方案。他说，这些看上去性价比更高的改动“没有让任何人满意”。他有个新想法，让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挪至皇居外苑的二重桥广场，那里可以容纳12万人，使用的设施有一半可以在会后分解、移至各地纪念公园。这样国立竞技场就可以缩小规模。他推荐获得比稿第二名的建筑师妹岛和世做这项设计。

“自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始，才有了在体育馆内进行开幕式的概念和形式，当时是为了政府宣传，现在我们没有必要让那么多人在一个那么大的体育馆里见证那个时刻。新时代需要新的媒体形式的开幕式，这对东京不是一个好机会吗？”这位83岁的建筑师说。

在这场争议里，哈迪德从头到尾没有发表言论。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高级助理大桥谕说，“我们很高兴参与这个项目，但是，没接到具体指示前，我们什么也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