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一）人才现状：竞技体育待遇低下，大众体育参与不足

在体育产业系列深度报告的前两篇《政策篇》和《财税篇》中，我们明确指出市场化改革是我国体育产业的创新路径，而政策的贯彻执行和体育产业的市场化改革最终要落实到体育“人才”上。为此我们立足“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两条主线，继续探究当前中国体育人才培养现状和可能的变革模式。竞技体育方面，国内人才呈现出“高龄”队员缺乏、后备人才储备不足、运动员待遇低下以及退休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其原因在于传统的“三级训练网络”竞技培育体系存在成材率低、运动员文化素质低下等弊端。此外，体育市场化程度偏低也是致使竞技体育人才匮乏、运动员现状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众体育方面，受制于资金、设施和健身意识等因素，群众性体育锻炼存在参与频率较低、锻炼强度不足、地区分布失衡和年龄结构失衡、缺乏相关指导等问题。

（二）海外借鉴：竞技人才双线培养，社会体育发展成

我国与美国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我们将中美两种培养模式分别归纳为“集中培养型”与“大众选拔型”。从运动员主要输出来看，我国主要依赖于三级训练网，由体校、省市专业队向国家队输送人才，而美国的运动员主要来自学校的运动队。这意味着我国运动员的选择范围局限在特定的后备梯队，而美国则涵盖大部分普通民众。在我国运动员培养的费用主要由国家承担，而美国则是运动员自己承担费用，或者由社会组织进行投资。借鉴美国职业联赛经验和体育人才培养模式，自由市场商业模式和体育经纪人制度为我国体育人才市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双线发展的竞技人才培养方式也更有益于国民体质的整体提升和运动员的职业生涯。

（三）未来展望：人才发展潜力巨大，政策描绘市场化前景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体育人才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在政策推动下体育人才现状将进一步改善。竞技体育方面，篮球巨星姚明与网球一姐李娜跳出体制内，组建自己的团队进行市场化运作，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的同时也获得了个人的财富与名声，树立了成功典范。大众体育方面，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从2007年的28.2%上升到2013年的32.7%，课余参加体育活动的青少年不断增加，体育设施逐渐完善，马拉松比赛与广场舞的火爆现象展现出大众体育巨大的发展潜力。我们相信，在体育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职业运动员待遇情况将不断改善，大众体育参与程度继续提升，体育人才未来前景一片光明。我们重申，体育产业的投资机会是改革红利释放的长期价值修复，而在这股改革浪潮的驱动之下，雷曼光电、中体产业、智美集团等上市公司将成为最受益的投资标的。

（四）风险提示

国内体育产业市场化仍处于初级阶段，行政干预风险较大；各地政策落地时间和推进进程仍有较大不确定性。

一、本文逻辑、结构以及与大众观点不同之处

（一）立足现状：探究体育人才现状，深入挖掘内部原因

我们在体育产业系列深度报告的前两篇《政策篇》和《财税篇》中明确指出市场化改革是我国体育产业的创新路径，而体育人才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们立足现实，继续探究当前中国体育人才培养现状。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的竞技体育人才严重不足，特别是“高龄”老队员缺乏、后备人才缺失等问题严重。同时，体育运动员的待遇不佳，退役后社会保障力度不足。而作为竞技体育的土壤——大众体育人才方面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包括参与程度低、参与结构失衡以及社会指导不足等。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三级培养体制”以及我国体育人才市场化程度低是导致竞技体育人才存在上述问题的根源。我国对大众体育长期投入不足、体育设施供给匮乏、体育指导教练缺失以及个人时间和意识问题，是造成我国大众体育现状的原因。

（二）海外借鉴：对比美国双线培养模式，国内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进一步，我们对比了美国的体育人才培养体制。美国体育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与体育社团有着明确的分工管理关系，运动员可以自主从事商业活动，自主性高，收入有保障。同时，美国推行体教结合的竞技人才培养模式，强调运动员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使得运动员再就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我国的体育市场化程度低，权利高度集中于政府，运动员收入来源渠道较窄，收入并无保障。除此之外，我国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存在严重的“重体轻教”的现象，严重不利于运动员的长远发展。我们认为，全面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更加符合体育产业市场化、商业化的需要。国内体育人才培养体质改革迫在眉睫。

（三）未来展望：人才发展潜力巨大，政策描绘市场化前景

对比了国内与国外的体育人才现状后，我们进一步探究体育人才未来的前景。在竞技体育方面，我们选取姚明和李娜作为两个成功案例，分析二者如何在脱离体制束缚后进行职业化、市场化经营，进而获得个人财富与名望，借此说明我国运动员在更成熟的体制下能爆发出惊人的潜力。同时，我们也提出一种实现市场化培育体育人才与政府财税收入之间良性互动的构想。在大众体育方面，宏观层面上，数据表明我国体育普及程度在不断提升，微观层面上，个别运动项目的火爆现象说明民众运动热情高涨。我们相信，政策推动是改善人才现状的重要因素，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大众体育，政府都将不断出台有关政策来为体育人才营造良好的环境。

（四）与大众观点不同之处

第一，我们在体育产业深度报告的《政策篇》和《财税篇》中，已经分析了政府进行体育产业市场化改革、增加体育产业财政收入的坚定思路，本文又在市场上第一次从体育人才角度出发，力图形成体育产业研究的完整逻辑链；第二，我们从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两条主线来研究体育人才，竞技体育是体育人才的发展平台，而大众体育是培育人才的土壤；第三，我们透过姚明、李娜、马拉松，甚至是大妈广场舞这些社会热点来剖析其内在本质，借此呈现出我国体育人才未来的光明前景。

二、国内现状：体育人才待遇低下，大众体育参与不足

我们在体育产业系列深度报告之一《政策篇：前瞻性探究中国球市，市场化改革蓄势待发》中从监管机构设置和权责划分的角度切入，指出市场化改革是我国体育产业的创新路径，而政策的贯彻执行和体育产业的市场化改革最终要落实到人才上。因此，我们将紧贴政策，从体育人才的角度切入，分析体育市场化改革将对人才方面带来的深刻变革。当前我国的竞技体育人才缺乏、运动员待遇低下，而大众体育参与度严重不足、学校重视程度低，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国家投入不足、政策扶持力度不够、举国培养体制欠缺以及体育市场化改革程度低下等因素所致。

（一）竞技人才高龄后备双缺，运动员待遇社保两不足

当今竞技体育的竞争已经不再单单只是体育水平的竞争，而是被赋予了国家文化实力和科技水平之间竞争的含义。而竞技体育实力的竞争，最终其实是落实到竞技人才的竞争。当前，我国的竞技体育人才呈现出“高龄”队员缺乏、后备人才储备不足、运动员待遇低下以及退休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相比国外竞技体育水平较高的国家，我国的竞技体育人才职业生涯较短， “高龄”运动员缺乏。以排球为例，2011年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前四名的国家队伍中，年龄大于30岁的占33.34%，而大部分队员年龄集中于21-26岁，占一半以上。而中国女排年龄结构则显得较为单调，大部分集中于21-23岁，没有大于30岁以上的队员，整支队伍显得较为年轻。当前世界运动员保持最佳状态的年龄在不断增大，据公开数据显示，2008年奥运会的冠军队伍平均年龄为27.4岁，其中年龄最高的是被评为赛事最佳二传的弗法奥，作为亚军的美国队伍也有39岁的球员。而中国队伍中，“高龄”的队员较为欠缺，自2002年到目前，只有2位队员年龄大于30岁。缺乏有经验的老队员使得中国女子排球队的整体实力较为欠缺，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竞技人才之间的竞争还体现在后备军的竞争。长期以来，我国的后备人才数量严重不足。以足球为例，根据足协统计的数据显示，2013年在足协注册的球员中，成年职业队有2732名球员，其余年龄段中最少的96年出生的注册球员只有731人，最多的是99年出生的共计1968人。而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仅18岁以下的注册球员有8万人，远远超出中国的足球后备军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的体育人才储备中，专业人才储备匮乏。2011年，我国的业务体育人才约20万人，而专业体育人才在20000人左右，仅仅是业务体育人才的十分之一。而在体校生群体中，高级国家级队员仅仅占5.27%，大部分则是初级水平的体校生。由此可见，我国的专业人才储备情况不容乐观。

竞技体育人才的缺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运动员的待遇较低。在举国体制下，体育竞技已经成为了省、市等政府部门和有关人员业绩考核的重要一部分。然而，如此高负荷的付出却没有得到较为可观的回报，其中部分运动员的收入相当有限。以足球为例，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14年的数据显示，广东女足的月薪收入仅为2000-3000元，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属于低收入人群。有资料显示，中超球员的工资分为四档，除了国足和主力级别的球员薪资较为有保障之外，剩下大约有60%的球员年薪不足10万元。即使是级别最高的国足运动员，其收入也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2013年英超球员平均薪资排名前三的俱乐部分别为曼城、切尔西和阿森纳，其球员平均薪资分别为858万美元、640万美元和627万美元。而中超球员平均薪资排名前三的俱乐部分别为广州恒大、山东鲁能和贵州人和，其球员平均薪资分别为143万美元、77万美元和60万美元，远远不及英超水平。从英超平均薪资情况上看，2013年球员平均薪酬为177万美元，是中超球员平均薪资的3.6倍。根据《世界足球》公布的最新世界顶级球员薪资排名的数据显示，伊布、C罗、法尔考等球星年薪均超过千万欧元，即使是排名第七的哈维和伊涅斯塔，其年薪仍然高达807万欧元，远远超过国足球星的年薪收入。

我国的运动员的职业生涯较为短暂，退役时间较早。而我国对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工作却相当欠缺。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7月，全国累计退役待安置退役运动员4343人，而2010年预计新增退役人数约2193名，其中将有45%的退役运动员得不到及时安置。不少曾获得过世界冠军的运动员，退役后的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满足。由此可见，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难以得到有效地保障，退役后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

综上所述，我国的竞技人才存在年龄结构失衡，“高龄”有经验的运动员较少，后备人才严重不足，这一结构终将导致我国的竞技体育水平不断下降。而造成这一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体育运动员在职时待遇低下，退役后却无法得到切实保障所致。我国的竞技体育人才现状堪忧。

（二）大众体育参与低，结构失衡指导少

大众体育也称为群众体育，是体育事业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国务院印发了《2011-2015年全民健身计划》，加快推行全面健身，倡导全民参与体育运动，可见发展大众体育在我国部门开展各项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我国的大众体育发展状况并不令人满意。长期以来，我国民众在体育运动上参与度较低。根据《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我国参与体育运动的人数约6.03亿人，约占当年总数人的45.43%，民众参与体育程度运动程度较低。而苏格兰、美国、日本在07年以前体育运动参与率就已经超过65%，其中美国于2005年体育参与率就高达86%，远超过我国的大众体育参与水平。2014年，我国的体育运动参与率提高到50.5%，但依旧不及苏格兰、美国等运动强国的大众体育参与水平。

2007年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每周锻炼五次以上不足三成，而每周不足一次的占据32.60%，大部分居民每周锻炼的频率仅为1-2次。而在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2014健身人群体质抽测调查结果》中提出，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锻炼的有效负荷有待提高。达到“每周参加体育锻炼频度3次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持续时间30分钟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的运动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标准的占比81.7%，而在参加校外体育锻炼的儿童青少年中仅为28.6%。由此可见，我国的居民体育锻炼还存在参与频率较低、锻炼强度不足的问题。

此外，大众体育的参与情况还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包括地区分布失衡和年龄结构失衡。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体育参与呈现出城镇程度率高而乡村参与度低的情况。根据2007年的调查公报显示，当年城镇各个年龄段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均远远高于乡村，总体上城镇居民比乡村居民高出24.1%。同时，16周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中达到“经常锻炼”标准的人数，占全国16周岁及以上总人口的8.3％，其中城镇居民有13.10%达到标准，而乡村仅有4.10%的居民达到标准，城乡差距悬殊。另一方面，年轻群体达到“经常锻炼”标准的少于中老年人，16-29岁年龄组仅占15.00%，60岁以上群体的占20.20%，这说明我国的大众体育参与呈现年龄结构失衡的特点，青年参与程度较低。

在参与体育锻炼的居民中，得到相关指导的程度偏低，大部分是靠自学进行相应的体育运动。据统计，2007年参与体育锻炼的居民中，约有66.70%的居民没有得到相应的指导，而得到指导中大部分是来自体育教师。从年龄结构上看，年轻群体接受到相应指导的比例较大，其中16-19岁群体接受过指导的占52.6%，20-29岁群体接受指导的占41.4%。而中老年人接收到指导的比例较低，均不到三成比例。

综上所述，我国大众体育参与程度并不乐观，居民锻炼频率低、锻炼强度不足。锻炼群体中，呈现地区分布不合理和年龄分布失衡的问题。除此之外，在进行体育锻炼的过程中，居民得到的指导程度严重偏低。这些现象均不利于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普及，影响我国国民的体质。2013年《20-69岁人群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况抽测工作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的身体机能、素质水平同上次调查情况基本持平，但有下降趋势。

（三）竞技体育人才症结所在

前面提到，我国竞技体育人才所面临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导致因素，在于我国竞技人才培养体制上。我国自参与竞技体育以来，经过不断地发展，逐步形成一套从省级业余体校、省市体工队再到国家队的“三级训练网络”竞技培育体系，以更好更系统地培养优秀的运动员，在世界各大赛事中取得优秀的成绩。长期以来，我国培养运动员的都是采用封闭军事化的训练模式，严格的训练铸就了奥运会上的辉煌。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这种模式的弊端将逐渐暴露出来。首先是成材率低，淘汰率极高。其次是训练时间长，运动员文化水平低下，再就业竞争力不足。除了培养体制存在问题之外，我国体育市场化程度偏低也是致使竞技体育人才匮乏、运动员现状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合来看，在我国的“举国培养体制”下，运动员面临极高的淘汰率，为了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运动员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训练，忽视了文化课程的学习，文化程度低。加之体育市场化程度偏低，运动员缺乏应有的自主性，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和综合素质重视程度不足，再就业面临严重困难。而这些，也导致了愿意从事体育的人越来越少，竞技人才匮乏。

（四）大众体育人才问题所在

我们认为，对大众体育的资金投入较低、体育设施供给不足、缺乏有效的引导机制以及时间和个人意识等，是我国大众体育人才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

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竞技体育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资金投入其中占体育方面支出很大的比例，而投向大众体育方面的资金所占比例较低。以2013年为例，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方面的支出共26.58亿元，占当年总财政支出的79.43%。其中支出中大部分是关于竞技体育的，包括运动项目管理、体育竞赛、体育训练，占49.28%，而运动场馆建设仅占25.76%，比例较低。

另外，我国体育公共设施向社会供给量不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远低于国外一些体育强国。从2003年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来看，截止2003年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850080个。相比起1994年，其复合增长率仅为3.65%，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在全国体育场地中，仅仅29.20%向社会开放，大部门为学校体育设施，约占65.60%。更为夸张的是，2003年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仅为6.58个。由此可见，我国体育公共设施向社会的供给量并不大，场地相当匮乏。此外，2003年人均场地面积仅为1.03平方米，2012年发布的《“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指出，到2015年要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5平方米。虽然相比起2003年的数据有较大的提高，然而，相比起美国、日本等体育强国，任然任重而道远。公开资料显示，美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高于15平方米，而日本则高于18平方米。可见中国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与国外差距悬殊。

同时，我国的体育公共设施建设呈现出地区分布不均匀的情况，这也是造成大众体育参与情况出现地区分布不均匀的原因。2003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在体育场地平均个数以及人均场地平均面积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体育场地平均个数上，东部地区最多，为34940个，是中部地区的1.03倍，是西部地区的2.08倍；在人均场地面积上，亦是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情况。而根据2007年调查情况数据显示，在不参加体育锻炼人群中，中部地区有15.4%，西部地区有14.7%的人认为“缺乏场地设施”是其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而东部地区仅有9.3%，可见中西部地区的体育设施匮乏程度更大。这一情况导致我国大众参与体育呈现东部多西部上的局面。

长期以来，我国的大众体育社会指导系统建设并不完善，社会指导力度欠缺。2007年，我国正式的大众体育社会指导员人数不及50万，其中每个导员平均指导2.5万人，指导员人数严重不足。除此之外，在社会体育指导员中，公益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文化水平低下，年龄结构老化，且大部分没有收到专业的训练。据统计，仅有32.00%的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学历在大专以上，大部分处于高中学历水平。而受过专业培训的仅有28%，学历水平低，专业素养差。这导致我国的大众没法得到应有的指导，严重制约着我国大众体育的普及和发展。

除以上提到的因素外，大众体育参与程度低还有时间和意识方面的问题。2007年调查显示，在不参加体育锻炼人群中，“没时间”原因导致的占33.8%，在参加体育锻炼人群中，影响其参与锻炼的主要障碍依旧是“时间缺乏”，占比41.2%。而在不参与体育运动的人群中，因为没兴趣、没必要以及惰性等个人意识原因的占38.90%。当前社会竞争相当激烈，年轻人忙于自己的事业，一方面很难抽出时间，另一方面当闲暇之余，因为个人运动意识薄弱，认为自己身体状况较好或者懒惰，主动进行体育锻炼较少，从而导致年轻人参与锻炼的比例相对较低。

综上所述，造成我国居民对大众体育参与率低、参与结构失衡以及得到体育指导少等问题，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长期以来我国对大众体育投入资金不足，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等世界强国；其次，我国的体育公共设施供给严重不足，东西部、城乡之间出现失衡的情况；最后，由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工作压力，加之个人的锻炼意识不强，导致大众体育参与率偏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三级培养体制”以及我国体育人才市场化程度低是导致竞技体育人才存在众多问题的根源，而对大众体育长期投入不足、体育设施供给匮乏、体育指导教练缺失以及个人时间和意识问题，则是造成我国大众体育现状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将以美国为例，进一步分析体育市场化强国的人才培养成功经验，希望为国内体育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三、海外借鉴：竞技人才双线培养，社会体育发展成熟

举国体制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国家竞技体育成绩，但这种体制无论是在竞技体育人才还是大众体育普及上都存在许多弊端。而美国的成功经验表明，减少行政干预、重视运动员的双线培养、培育良好的全民体育氛围，才能真正地培养出高水平、全面发展的体育人才，实现“体育强国”之梦。

（一）竞技体育：全面商业化运营，保障运动员权益

1. 在役运动员商业活动

上世纪末，包括加拿大、日本、俄罗斯、法国、南非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开始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调整政府管理定位与职能，逐渐形成了政府与体育社团的分工管理关系。政府保留了较小规模的体育行政机构，负责制定体育政策法规与发展战略、监控宏观体育管理实施过程、组织协调各级各类体育社团组织分工协作；民间体育社团承担相应的具体事务性工作。由此，上述国家可以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发展商业活动，并实现契约化管理规避运动员商业活动争议。同时，国外运动员高度依赖商业活动，这与运动员自负盈亏的培养机制有着密切关系。虽然国家会挑选有潜力的运动员提供一定的资金、设施支持，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参加高水平竞技体育训练比赛所需的巨额费用，运动员只能依赖家庭、学校以及赞助商的支持才能继续自己的运动生涯，从而造成了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分享运动员竞赛成绩产权的局面。

我国对于现役运动员的商业活动有着严格的限制。首先，我国现役运动员不能擅自进行商业活动，管理权由所在的单项体育协会（项目管理中心）掌握，现役运动员商业活动的收入分配 “原则上应按照运动员个人50%，教练和其他有功人员15%，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项目发展基金15%，运动员输送单位20%的比例进行分配。”除了收入分配外，运动员的商业价值归属问题也一直饱受争议，种种冲突背后均与我国欠完善的运动员商业市场模式有关。

运动员商业活动最早起源于英国，美国后来居上，体育产业经济贡献位列国内十大支柱产业，其整体产值占世界体育产业产值一半以上，是全球公认的体育产业第一强国。这与美国的运动员培养制度关系密切，美国大学学费高昂，而美国各个高校都有专门为体育特长学生准备的奖学金，不但足够支付学费，还可以保证特招生的生活费用。这种多利益主体共同培养的模式使得美国的运动员发展道路多元化，也极大刺激了美国运动员商业市场模式的形成，目前美国有至少20万名体育经纪人活跃在市场上，在2014年福布斯公布的运动员收入排行榜中，排名前十的运动员中有六名是美国运动员。在足球、篮球等商业化模式比较成熟的运动项目中，运动员的代言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更高，比如美国篮球运动员LeBron James的代言收入占总收入的73%，高尔夫球手Tiger Woods的代言收入占总收入89.87%，Phil Mickelson的代言收入占总收入的90.23%。

而体育明星为企业带来的巨大经济效应也是驱使这一市场迅速发展的动力。以耐克公司为例，1984 年，美国篮球“飞人”乔丹在国际篮坛崭露头角，而同年耐克公司的销售收入迅猛下降，关于其破产的谣言亦是沸沸扬扬。在这个关键时刻耐克与当时的篮坛新秀乔丹签订了五年合约，使其成为品牌代言人，并为其专造了“空中飞人乔丹鞋”仅此一系列即创造了1.3亿美元销售额。而耐克公司销售额从1984年的7亿美元飚升至1997年的70亿美元，在美国同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高达40%。由于乔丹的经济收入与耐克公司的销售金额相挂钩，乔丹因此成为世界上最为富有的运动员。在乔丹之前，NBA规定球员赛场上的篮球鞋颜色只能为基本色，而乔丹每次即使缴纳罚款也要在赛场上穿着自己代言的彩色耐克球鞋的行为最终使得官方废弃了对于球鞋的要求。耐克公司与“飞人”乔丹的合作是运动员商业活动的经典成功案例。

2. 退役运动员权益保障

我国目前的退役运动员安置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政府安置，由政府为优秀运动员提供相关的工作岗位，如留任教练、从事体育服务或管理等；二是货币补偿后的自主择业，给予退役运动员一定资金补贴，使其能够拥有资金参与再择业或再创业；三是由体育队推荐优秀运动员免试进入大学深造，获得一定的学位后，再给予就业安置，这种方式一般针对为国家争得荣誉，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中获奖的专业运动员，这种“继续教育式”的安置方式是比较理想的退役运动员安置类型，但是在目前能获利的运动员还较少，大部分的运动员职能选择货币补偿后的自主择业，不能获得保障。在退役运动员安置方面，西北地区的问题尤为严重，仅甘肃一个行政区域的待安置退役运动员的占比就达到了8.13%，京津地区的待安置退役运动员占比合计占比也达到了9.19%。

反观美国体育市场，进入职业圈的运动员多数以俱乐部为依托，有较为可观的年薪，可以保证他们退役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费用，大牌明星社会认知度高，一旦离开了运动场，很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新的社会角色。且绝大多数美国学校在培养运动员时，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学业，如果成绩低于一定分值，就会失去上场的机会。以2008年奥运会为例，美国的600余人奥运代表团在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有14个人、哥伦比亚大学3个人、哈佛大学9个人，除了这些著名的私立大学外，还有很多著名的公立大学同样派出了阵容强大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有16名代表参赛，密歇根大学有20多位代表，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更是有46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

（二）大众体育：营造良好体育氛围，体育人才全民选拨

1. 社区体育

美国的体育设施建设非常完备，基本做到了体育场所进社区。美国的国土资源约有1/3直接归联邦政府管理，其中70%归内政部，25%归农业部，休闲体育是主要用途之一。联邦政府对休闲体育的管理包括向人们提供进入休闲场地与设施的便利条件，提供信息和进行指导。美国的公共休闲场所和体育设施主要是指联邦、州、地方及社区政府利用税收拨款修建的休闲娱乐场所和体育设施，这些设施免费或以极低费用向居民开放，本身并不赢利或者很少赢利，它们对城市和社区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目前我国街道办事处仍是社区体育的主要依托，但是，街道办事处不可能直接面对本辖区内的所有活动进行组织，对其进行日常管理和具体指导，通常会忽略这方面管理，不能充分发挥其职能，缺乏社区体育管理的自主性和运行机制的灵活性。体育经费的配置也成为了不小的问题，远不能满足社区居民对体育的需求。

美国的社区体育一般由公园与休闲委员会负责。这是一个社区休闲的综合管理机构，社区体育是其最主要的管理领域。公园和休闲委员会一般由5人组成（最多不超过10人），其中包括一名主任、一名副主任或主任助理，他们由市长任命，一般任期5年，直接对市长或市民委员会负责。其下属有3个部门，即计划与开发部——负责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开发与维护；活动服务部——负责社区体育活动的计划、组织与引导；综合部——负责人事、财政、公关及办公事务。这种小规模的专门机构使得体育场地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与维护。

2. 体育人才培养

我国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存在严重的“重体轻教”的现象，以体校模式为主的培养模式十分不利于青少年运动员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运动员接受的文化教育不足，不仅对其职业生涯不利，更会对运动员退役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现代社会以学校为载体的双线培养模式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如美国影响力最大的NCAA（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对参赛运动员的学业成绩有着严格的要求，并且非常坚决的倡导业余原则，鼓励学生以学业为重，以维持学生运动员的学生身份和保护其受教育权。美国的大学体育赛事以NCAA为主体，组建各个项目的全国联赛，赛制成熟，不少项目的关注度甚至不亚于职业联赛，具有超强的造血功能，是职业联赛超新星的摇篮，NBA里的大部分人才都出自于NCAA联赛。不仅是篮球，美国的NCAA联赛在其它的三大运动棒球、橄榄球和冰球，乃至于网球和高尔夫球，都具备完整的体系，具备了先进的分档和评分制度，在赛事的组织上都无限的接近于职业体育。在包括田径、游泳等热门项目里，包括100米栏名将琼斯、400米栏名将克莱蒙特、菲尔普斯、考芙琳等世界名将，均出自美国大学校园。

由此可见，美国作为传统体育强国，其双线发展的竞技人才培养模式更有益于运动员整体职业生涯的发展。相比而言，我国正式与非正式体校众多，截至2008年，我国仅奥运项目一线运动员人数便达到两万余人，而整个体育系统的运动员基数更加庞大，如此雄厚的金字塔结构虽然对我国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但未能登顶的运动员的自我发展令人堪忧，全面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更加符合体育产业市场化、商业化的需要。

（三）中美模式归纳对比：“集中培养型”与“大众选拔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与美国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我们将中美两种培养模式分别归纳为“集中培养型”与“大众选拔型”。从运动员主要输出来看，我国主要依赖于三级训练网，由体校、省市专业队向国家队输送人才，而美国的运动员主要来自学校的运动队。这意味着我国运动员的选择范围局限在特定的后备梯队，而美国则涵盖大部分普通民众。在我国运动员培养的费用主要由国家承担，而美国则是运动员自己承担费用，或者由社会组织进行投资。

奥运会上获得的奖牌情况是这两个国家体育培养模式差异的又一个体现,中美两国体育人才模式的差异在奥运会中真实地反映了出来。如前所述，美国社会体育培养体制较为健全，人才选拔主要来自社会大众的爱好者。因此，对于参与范围较广的大众项目，如田径、游泳、网球、篮球、自行车等，美国具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综合实力相对较高。而对于参与范围较小或者不大热门的项目，如举重、跳水等，由于美国选拔模式是大众人才选拔模式，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因此这些项目实力较差。可以看出，美国近三届奥运会上田径、篮球、游泳等大众项目都取得大量的金牌，对于上述五个大众项目，美国累计奖牌数为194。而上述参与率较低的项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近三届累计奖牌数仅为35枚，远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

与美国不同，中国采用的是“金牌导向型”的集中培养模式。运动员从小开始于体校经过严格的训练，通过层层选拔进入国家队，一路以夺冠为目标。在这一模式下，中国的强的体育项目一直很强，而弱的项目很难有所改善。然而，这一模式下，随着体校数量趋于减少以及专门从事体育的人数下降，加之中国缺乏大众基础，后备主力不足的问题将逐渐显示出来，对中国的体育事业长远发展将造成影响。近几年，我国的排球项目实力不断下滑，2004年夺得金牌之后，2008年仅获得1银2铜，2012年更是零收获。实力下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备人才不足所致。

综合来看，我国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虽然使其在奥运会赛场上屡创佳绩，然而，所培养的运动员趋于畸形，而且仅仅依靠体校来进行培养缺乏大众基础，从长远来看，缺乏大众基础，后备人才不足的问题逐渐明显，严重制约我国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而美国在大众体育培养型模式下，其后备人才供应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有利于其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因此，从长期来看，我国体育人才的培养模式将逐渐向美国的市场化、商业化模式转变，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具体分析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可能存在的变革趋势。

四、未来展望：人才发展潜力巨大，政策描绘市场化前景

我国体育人才培养方面仍存在许多弊端，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体育人才大环境中逐渐崭露的曙光。种种迹象表明，我国体育人才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在政策推动下体育人才现状将进一步改善。

（一）竞技体育人才成功个案

由于体制内运动员待遇较差，退役后生活缺乏保障，愿意投身运动事业的青少年越来越少，导致以足球为代表的部分运动项目水平低下。低水平竞技体育又反过来限制了运动员待遇的改善，形成恶性循环。然而少部分运动员跳出了体制内，在国外更成熟的环境下展现出其惊人的潜力，在大大提高竞技水平的同时，获得了个人的名声与财富，其中成绩较为突出的是姚明和李娜。

1. 姚明：脱离体制的“巨人”成功之路

姚明早年的经历与国内普通运动员无异，9岁进入少年体校开始接受业余训练，14岁进入上海青年队，18岁进入中国国家队，遵循着“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的典型发展路径。此后四年姚明开始进入全国男篮甲A联赛，并表现优异。他成功进入中国篮球明星队，与团队成员共同拿下亚洲男篮锦标赛冠军，在2002年帮助上海队获得CBA总冠军。毫无疑问此时的姚明已是十分优秀的球员，但真正让姚明成为巨星的是他跳出体制后的NBA生涯。2002年姚明以NBA史上首位外籍状元秀身份加盟休斯敦火箭队，并在首个赛季当选西部最佳新人。次年入选NBA全明星首发阵容，在常规赛和季后赛中均有不错的表现。随后与麦克格雷迪组成姚麦组合，在赛场上屡屡获得优秀的成绩，此时的姚明无论是人气还是技术都达到巅峰状态。在2011年由于伤病问题姚明正式宣布退役。

事实证明，姚明跳出体制内的决定是成功的。从薪酬待遇来看，姚明加盟NBA九年获得的薪资约为9400万美元，平均每年为1044万美元，折合约6400万人民币。而目前CBA最高年薪（易建联）为1000万元人民币，不足姚明平均年薪的六分之一。退役后，姚明成功转型为球队投资人，管理着旗下的上海大鲨鱼队，并将投资延伸到健身、餐饮、音乐等多个行业。与此同时，姚明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担任政协委员，推动国内篮球事业的发展。无论是运动员生涯还是退役后的出路，姚明都树立了一个极为成功的典范。

不可否认，姚明的成功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体制问题。但我们可以从姚明的经历中看出，一个市场化程度更高、国家干预程度更低的联赛体系对运动员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跳出体制内后，姚明有着专业的商业团队为其进行商业推广、媒体公关、广告代理等方面的事务，著名的“姚之队”为姚明制定了长期营销策略，在进入NBA初期，姚之队就推出了长达500页的姚明经营方案。姚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背后团队的精心策划，姚之队也成为了中国体育明星职业化经营的典范，而这样的模式在体制内是难以实现的。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难以进行独立的商业化经营，体育管理部门仍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限制运动员独立的商业开发，为优秀运动员的进一步发展戴上了枷锁。

2.李娜：成功“单飞”缔造网坛传奇

李娜8岁开始在业余体校打网球，14岁进入省队，17岁进入国家队，同样也是典型的从业余体校到国家队的成长路径。在2002年她退役读书，到了2004年同门的李婷、孙甜甜在雅典奥运会夺冠，她又重新复出。此后李娜有着不错的表现，陆续获得ITF女单赛事、WTA巡回赛的冠军，在2006年刷新了中国选手在大满贯赛事的成绩，成为中国年终排名第一的球员，但此时的李娜并未获得太高的关注度。2009年1月中国网球管理中心允许李娜“单飞”，此后李娜开始进入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2009年，李娜成为第一位打进美网8强的选手，2010年世界排名进入前10，2011年获得自己的首个WTA顶级赛冠军，并首次进入澳网女单决赛，同年6月成为中国第一个大满贯女单冠军。在2013年李娜世界排名跻身前3，次年夺得自己的第二个大满贯女单冠军，排名世界第2，随后正式宣布退役。

脱离体制后，李娜无论是竞技水平还是收入状况都出现了质的飞跃。在脱离体制前，李娜的世界排名在30名左右徘徊，最高曾到达21名。2009年开始单飞后成绩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单飞当年便跃升了8名，随后几乎每年都在上升。到2014年夺得大满贯冠军后升到第2名，和单飞前最好成绩相比上升了19名。收入方面，单飞前2006-2008平均每年收入为300万元左右，且呈现出下降趋势。单飞当年收入实现翻倍达到500万元左右，次年再次翻倍达1121万元，2011年获得首个大满贯冠军后收入暴增至1.4亿元左右，2011-2013李娜凭借超亿元的收入在国内运动员收入中排名第一。

李娜的成功除了她自身的天赋外，脱离体制所带来的更自由、更市场化的经营模式是关键因素。脱离体制前，李娜与另外几位运动员共同受一个教练的指导。由于教练精力有限，难以做到对每个运动员进行针对性的执教。此外队员的成绩和奖金也没有挂钩，缺乏有效地激励措施。脱离体制之后李娜组建了自己的私人团队，包括教练、康复团队和经纪团队，他们为李娜制定专门的训练方案，对每一次比赛都进行情报信息工作，为李娜的成功起了莫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团队受聘于李娜个人，每年都有高额的支出，这对李娜形成激励因素，让李娜争取更多的比赛奖金和商业收入，从而负担团队成本并实现盈利，再利用增长的收入来进一步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形成良性循环。

从姚明和李娜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我国运动员在脱离体制，进入市场化、职业化环境后能展现出惊人的潜力。举国体制下，政府部门培养专业运动员，替代市场对运动员进行投资，然而行政力量不具备专业的商业化运作能力，使得运动员后期的发展受到束缚。可以预期随着体育产业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能借助市场化运作的力量爆发出潜力，从而诞生出更多的体育之星。

（二）大众体育发展潜力巨大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大众体育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体育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引导，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可以预期未来民众的运动热情进一步提高，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体育氛围，为体育人才的萌芽奠定基础。

宏观层面来看，我国体育人口比例表现出明显的增长势头。据国家体育局统计，我国1996年体育人口比例为31.4%，到了2008年增长到37.1%，平均每年增长0.5%左右，按照13亿人口来算，这意味着我国体育人口每年递增约600万人。体育总局最新的调查采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作为统计口径，结果表明我国2007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为28.2%，2013年为32.7%，平均每年增加0.75%，按此标准计算经常参加锻炼人口每年递增接近1000万人。

在2004年我国各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共有2133家，到2011年增加至5385家，在2013年已超过6000家。据此计算，2004-2013年体育俱乐部的增长速度约为12%，这从侧面反映出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体育场地的增加为大众体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硬件支持。1996年进行的第四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显示，我国共有615693个体育场地，场地面积为7.8亿平方米，人均场地面积为0.65平方米。而2004年进行的第五次普查显示，体育场地有850080个，增加了38.07%，场地面积为13.3亿平方米，人均1.03平方米，增加了58.46%。2007年，在单位、小区体育场所以及公共体育场馆进行锻炼的分别占22.2%、14.8%，到了2013年则提升到了23.1%、15.2%。更多的群众在专门的体育场地进行锻炼，这反映出我国体育场地情况在持续地改善。

从微观层面来看，部分运动项目在全国各地掀起热潮，群众参与热情空前高涨，这些运动项目的火爆展现出大众体育巨大的发展潜力。马拉松运动的兴起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广场舞，虽然在互联网上更多被视为调侃的内容，但其本质实为中老年人热爱的一项体育锻炼活动。根据青岛市政府的统计，2013年青岛市广场舞爱好者有35万左右，按人口比例推算，全国的广场舞参与者可能超过5000万人。广场舞的现象表明，即便是非传统的体育项目也能成为大众体育的爆发点。

（三）政策推动体育人才现状改善

在体育产业系列深度报告之一《政策篇》中我们已经提出，政策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改善我国体育人才状况上，政策同样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在竞技体育方面，政策对职业联盟、俱乐部的扶持将直接改善专业运动员的待遇情况。9月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进体育改革，鼓励发展职业联盟，我们认为最有可能的改革方向是减少政府对职业联赛、俱乐部的行政干预，让其作为市场的核心。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后，联盟和俱乐部将具有更大的积极性来投入资本。另一方面，在上一篇报告中我们提出国家很有可能通过税收优惠的方式来鼓励职业联赛发展，减税措施减轻了俱乐部的税收负担，进一步提高了其经营积极性。可以预期俱乐部将增加对运动员的资本投入，提高竞技水平，从而改善运动员的薪酬待遇。对于退役运动员，国家今年来也推出了多个政策保障其退役后生活，包括采用运动员聘用制，完善运动员收入分配制度，将运动员保障纳入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开展退役运动员再培训工作等。在政策的推动下，退役运动员生活得到持续的改善。

此外，市场化培养体育人才能够与政府财税收入产生良性互动。要改善体育人才现状，我国应该学习美国经验建立起大众体育培养型模式。从短期的现实情况来看，举国体制能够保证集中资源保证国家队的高竞技水平，赢得荣誉为国争光，激发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仍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举国体制之下，运动员的培养依赖于政府财政收入，而在《财税篇》中我们提出体育产业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财税收入。为此，我们提出一种构想：对于观赏性强、参与范围广的大众体育项目（如足球、篮球、游泳等），可以参照美国的“大众选拔”培养模式，努力实现人才的市场培养与运营，从而创造更多的体育相关财政收入；对于参与范围较小、较为枯燥辛苦的小众体育项目（如举重等），国家则应继续给予足够的扶持，将由市场化程度高的大众项目所创造的部分财税收入投入到小众项目运动员的培养，保证竞技水平，形成一种“反哺”机制。这样就在保证国家体育实力的同时，实现了市场化培育体育人才与政府财税收入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大众体育方面，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要推动大众健身的发展、开放公共体育设施、取消商业性赛事审批。更多的体育场地与设施为群众参与体育活动提供了便利，而赛事审批的取消意味着以路跑为例的群众性赛事不断增加，为普通民众提供更多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与平台。不久前出台的《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也对大学生的体能设定了更严格的标准，意在促进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各个体育项目中，足球受关注度最高，国家也将普及足球运动视为工作重点之一。近年来国家已出台多个政策推动校园足球的发展，增加校园足球的专项经费、完善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体系、设立足球试点学校等等。目前，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规划（2015-2025）即将出台，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校园足球定点校要达到2万所，足球人口要达到2000万人，并规定今后校园足球由教育部门负责，体育部门负责提供技术支持。由此可见，国家促进大众体育发展的政策力度在不断加强，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政策细则出台来实现全民体育的目标。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体育人才方面仍存在运动员待遇差、退役后生活缺乏保障、体育人口比例少、大众体育参与程度低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在不断地改善，呈现出良好的趋势。一些跳出体制的运动员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市场化环境下我国运动员能爆发出惊人的潜力。群众体育参与程度不断提升，部分运动项目人气飙升，说明全民运动的氛围日渐浓厚，为体育人才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相信，随着政策持续发力推动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国内体育人才培养的大环境一片光明。

五、关注体育市场化革新，深挖相关投资标的

立足体育产业市场化的趋势方向，我们已先后从政策、财税和人才三方面进行了逐一深入分析，坚持从改革浪潮角度出发，通过自上而下、中外对比等方式研究体育产业市场化改革的大势所趋。我们重申，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本质是变革，体育产业的投资机会将是改革红利释放带来的长期价值修复，而在这股改革浪潮的驱动之下，雷曼光电、中体产业、智美集团等上市公司将成为最受益的投资标的。

（一）雷曼光电（300162.SZ）

雷曼光电是国内领先的专业化、国际化、高品级的LED制造商，同时也是亚太地区乃至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厂商之一。公司始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效、节能、稳定的LED封装器件和应用产品，其超高亮全彩系列、大功率多规格LED产品，涵盖全彩色显示屏、景观照明、交通信号及信息显示三大领域。

自2011年起，雷曼光电就开始布局体育产业，成为2012-2016年中超联赛LED设备制造类唯一合作伙伴。根据公司与中超公司签署的协议，雷曼光电在此期间为中超联赛提供赛场全彩广告显示屏设备及相关服务，通过提供LED显示屏设备置换每次中超比赛12分钟的广告时间。2013-2014赛季，公司将可对外出售的10分钟广告时间销售给中超公司，剩余2分钟用于自身品牌推广，共获得1800万元的营业收入（广告收入1500万元，附加服务费300万元）。

目前，公司已经开始销售2015赛季中超足球联赛商务权益。2014年9月22日，雷曼光电与山东爱达传媒有限公司签订了中超广告资源销售合同，将公司拥有的中超足球联赛2015全赛季16家俱乐部240场中超比赛2分钟的球场LED显示屏广告展示时间对外进行了销售，交易金额800万元，价格较之前明显提升，标志着公司在体育传媒领域的商业价值得到进一步确立并获得认可。雷曼光电总计拥有2015赛季中超足球联赛的12分钟商务权益。

除了与中超公司现有的战略合作之外，公司坚信中国足球联赛的商业价值处于持续上升趋势，积极开发体育传媒领域的商业价值。公司在中超合作运营的经验积累基础上，已成为超过12家中甲联赛俱乐部成员的赞助商和合作运营商，并将通过广告运营等获得更高的话语权（同时获得授权和广告权益），正在复制中超模式，战略性前瞻布局。公司将进一步打造优势体育营销平台，与赞助商、合作伙伴共同开发足球联赛的商业价值，同时赞助商借助足球联赛的营销平台，获得比赛现场的显示屏广告推广时间、比赛的电视和网络转播宣传、比赛球票上品牌LOGO的推广机会。

（二）中体产业（600158.SH）

中体产业成立于1998年3月，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和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等共同发起组建的中国体育产业规模最大的股份制企业。中体产业作为体育总局系统中目前唯一上市公司平台，具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和丰富的业内运作经验。

公司2013年实现体育业务收入3.85亿，同比增长19.81%。公司始终坚持将体育产业作为立足和发展之根本，主营业务涉及复合型城市体育地产开发、赛事管理与运营、体育场馆运营管理、休闲健身、体育经纪、体育彩票、体育设施设计及建设。

（三）智美集团（1661.HK）

智美集团始创于2001年，是集赛事运营、节目运营、品牌服务于一体的文化产业集团，2013年在香港主板上市。旗下智美体育互动娱乐事业部，是中国最大的体育赛事运营商。智美集团的商业模式主要包括三大部分：赛事运营、线上平台和衍生业务。它以赛事运营为核心，通过线上平台将赛事运营业务延伸到产业链上下游各类衍生业务，包括体育经纪、体育培训、体育传媒、场馆运营等。智美集团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6.9亿，其中广告服务4.6亿、节目制作1.3亿、筹办活动1亿。

赛事运营：赛事运营是智美的核心业务。公司最早从汽车赛事开始进入赛事运营领域，目前已形成马拉松和龙舟赛两个系列化赛事运营。2014年有15场马拉松赛事在央视转播，其中4场由智美运营承办，包括广州马拉松、杭州马拉松等大规模赛事。龙舟赛全年共有8场，并引入了龙舟世界杯。公司创办的“四季跑”在今年9月14日于上海开跑，预计未来能进行系列化经营。除现有赛事，公司正研究拓展到如体育舞蹈、羽毛球以及篮球等项目。目前，公司已与12个省市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关系，合作带来的赛事资源、体育人口资源、数据资源将推动公司未来业务的增长。

线上平台：线上平台是连接赛事运营与衍生业务的枢纽。智美将在11月推出体育业务线上平台约赛网，用户可以通过约赛网进行比赛的报名、线上约赛、场馆预订、培训预订等活动。约赛网以智美积累的运动人口数据作为支撑，准备先以报名为基础，挖掘用户需求和价值，再进一步延伸为社交、电商双平台，并形成体育数据营销体系。未来可能的拓展方向包括培训、俱乐部、医疗健康。

衍生业务：体育产业链上下游的衍生业务将会是智美增长空间所在，这些业务将包括体育培训、体育场馆运营、体育传媒、体育金融等等。目前，智美尚未构建成熟的衍生业务体系，然而，其电视节目制作业务已经由最初的与赛事运营业务相对独立到如今向体育赛事的二次传播平台定位转型。衍生业务将成为智美集团未来发展的一个大趋势。

六、风险提示

1、目前国内体育产业的市场发育处于初级阶段，行政干预风险较大；
2、各地政策落地时间和发挥作用的时间人具有较多的不确定性。

原标题：体育产业深度报告之人才篇：双线揭示体育人才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