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杯三场小组赛结束，中国足球以一种“脱胎换骨”式的崭新形象出现在球迷面前，尽管球员在技战术层面上还未完成“质变”，但在精神层面的追求已经超出球迷赛前的预期。

“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可以用来解释中国足球生态在过去一年间潜移默化的改变——2009年由查办赌球团伙引发的国内足坛扫黑风暴，2012年年初告一段落，多位掌管中国足球行政资源的重量级官员获刑入狱，至此，黑幕重重的中国足球开始逐渐“漂白”。但在随后的两年里，中国足球仍然受制于种种陈腐制度，无法“革自己的命”，直到2014年，国务院提出“体育产业升级”和“普及校园足球”，中国体育“不得不”面临改革拐点，中国足球也因此又一次成为体育改革的试点区域。

“简单粗暴”映射国足生态现状

“这次亚洲杯的成绩，大家都比较满意，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成功，是整个团队的功劳，也是球迷支持的结果。但如果这次的好成绩只是放一个卫星出来，那就没有任何意义，等到世界杯预选赛又走回老路，见谁输谁，十二强赛之前就被淘汰，那还是中国足球的失败。”国足领队刘殿秋说，“国足丢什么也不能丢信心，现在要按规律办事，避免不必要的错误，中国足球才能真正进步。”

2007年和2011年连续两届亚洲杯小组赛铩羽而归，这样的失败让球迷感到痛苦，以至于稍微有些起色的比赛，就能让球迷重新找到信任国足的理由，只不过这分信任来去匆匆，从不曾真正停留。

但本届亚洲杯赛，做了充分准备的国足，终于在小组赛中，显示出与“大国风范”相匹配的昂扬斗志，三连胜晋级的结果与国足以往的表现反差过大，中国球迷激动之余在堪培拉体育场打出“夺冠”的横幅，“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一个一个来”的豪言壮语，也在不少网络球迷论坛中被球迷反复提及。

国足的现状，恰恰证明了中国足球生态环境的“简单粗暴”：一周之内便由嬉笑怒骂的对象，翻转成追捧赞扬的榜样，一旦淘汰赛战胜东道主，国足便能重新跻身亚洲四强——而亚洲四强这一目标，在参赛前是被当作笑话说的。

“比赛打到这个份儿上，谁也不怕了，管他是不是东道主，做好防守就有赢球的可能。”以嘉宾身份来亚洲杯现场解说比赛的前国脚范志毅说，“我们有我们的优势，相比起来，澳大利亚队的压力可能比我们还大，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拿下这场比赛，绝不能被吓倒。”

“草根”阶层填补足球文化空白

“自信心”历来是中国足球的短板，对强手畏惧、对弱旅“托大”，倒是各级国家队常犯的习惯性错误——究其原因，曾有“非业内人士”认为，足球专业人士并不过硬的文化素质，是国足心态起伏的根本原因。

中国足球文化的空白由来已久（记者在日韩抑或欧美国家采访时，总能看到书店内售价不菲的各种足球书籍，但中国书市只有早已过时的陈旧教材和寥寥应景之作），不过，“文化”概念之大，已非“足球”这一体育项目所能承受。在中国，“足球”长期以来只被当做竞技项目对待，国家队和联赛几乎承载了这项运动的全部意义，而足球电视转播权、足球特许商品销售、足球衍生品开发乃至这项运动所蕴含的最重要的教育功能，和13亿人的需求相比，则显得过于寒碜。即便局限在竞技层面，中国足球的糟糕现状就连“伪球迷”都能张口道来，主场以1∶5输给泰国队这一意外事件，也被贴上“耻辱”标签，刺激着球迷的神经。

因此，抛开“竞技足球”和“功利足球”的观念，重新争取草根阶层对足球的支持和参与，是中国足球彻底净化其生态环境的首要任务——草根足球对于中国足球而言，正如星星之火，势大之后便有燎原之威。

2013年，一家以青少年足球培训为主营业务的业余俱乐部性质的公司，在北京市朝阳区工商局注册成立，公司成立两年多，今年就定下盈利破百万元，总收入规模超过千万元的运营目标——过去数十年中国足球在草根层面上的亏欠一旦得到合理开发，其市场前景之广阔，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起步算是晚的，但是发展很快，现在培训基地已达到10家，合作的中小学（朝阳区）超过10所，学员超过1000人，我们从做孩子的足球培训起家，业务已经开始向篮球、体育舞蹈、游泳、空手道和羽毛球等项目扩展。”北京铭人体育创始人之一刘伟畅告诉记者，“其实，我们创业团队选择体育业务，最核心的目的非常朴素，就是希望参加过我们足球培训课程的男孩儿有个男孩儿样儿，女孩儿有个女孩儿样儿，我们想通过足球这个集体项目，让孩子们更有责任心，愿意和团队一起去战斗，勇于为队友承担责任，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胜负，同时学习一种新的社交手段，养成从小参加运动的健康习惯，最后才是让孩子们掌握足球的专项技能。”

“跨界”操作打造新型产业链条

在刘伟畅看来，业余足球俱乐部并不需要培养职业运动员，在青少年中推广和普及足球运动，才是他们的创业核心——事实上，这位投身足球产业开发的从业者的个人经历和选择，或许能够代表今后10年中国足球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

“我本科在北师大，是首批体育经济专业毕业生，毕业后经何老（何振梁，前北师大体育学院名誉院长）和另一位院长推荐到英国拉夫堡大学读体育管理硕士，获全额奖学金。毕业后，给当时刚转会查尔顿的郑智当过短期翻译，2008年回国在奥组委工作，然后进了普华永道搞金融。”刘伟畅说，“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选择足球创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几个创始人算是金融行业出身，有中信的，有平安的，都热爱足球，同一般的体育培训机构相比，我们懂管理，懂运营，懂财务，懂融资，所以上手很快，第一年投入60万元，亏损30万元，第二年就做到盈利30万元。其实，和账面上的营利相比，体育培训这份事业的前景才是真正的金矿，而且，不少退役运动员，都在我们这个平台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工作起来更有尊严，这种认同感，很多时候是超越经济利益的。”

记者曾与多位退役职业足球运动员交流，专业体制出身的他们，深感自身知识结构有限，无法接触到足球产业的核心层面，因此，只有当足球文化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融合更多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足球爱好者“跨界”操作，中国足球的正金字塔结构才能确立，中国足球的生态环境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我们想做足球培训行业的‘新东方’，成为足球培训市场的整合者或领导者。”刘伟畅说，“中国需要建立足球的完整产业链，就像我们做青少年足球培训，下游产业就是场地资源、体育物业管理和相关专业人才的培训，上游产业链则涉及到体育经纪人的输送，以及与职业俱乐部的沟通。现在国家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足球这条产业链很快就会成型。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球迷不会再用一种绝望的目光去看待中国足球的发展，而借用一位前辈的话，发展足球产业（体育产业）的最终目的，是改良整个民族的DNA。”

原标题：中国足球走上百废待兴的“赎罪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