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原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赵磊因涉嫌在2009年全运会期间收受河南体育局局长送的30万元人民币贿赂金，而被判入狱10年，从而成了2015年中国体育反腐之中，第一个被打翻在地的老虎，一时间舆论哗然。一个五年前犯下的陈年旧案为何会让整个体育圈都感到震动?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2009年全运会前夕，河南体育局为了保证自己能够在全运会中拿到2枚金牌，时任局长的韩时英决定去“疏通一下关系”，于是“跑部进京”找到了赵磊，分两次一共给了负责当届全运会跆拳道比赛裁判工作的赵磊30万人民币的好处费。此后韩时英同样分两次自己想办法，销了30万的账。

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这次受贿的行贿方并非是某位要出成绩的运动员，而是河南体育局的局长。这就奇怪了，作为堂堂局长，为何他会帮那些非亲非故的运动员去行贿呢?

这就要说起中国体育官僚系统内特殊的晋升制度了。在外行人看来，在金牌至上的中国体育圈内，奥运会、亚运会这样的举世瞩目的国际赛事应该是最受各方重视的兵家必争之地。如果那个地方可以更多的培养奥运会的金牌选手，可获得利益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实际情况却和这样的猜测大相径庭。作为中国体育中“最奇特”的一部分，全运会的地位往往是最高的。

之所以说它奇特，是因为看遍全世界其他各国的系统，出少数保留前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外，“全运会”这个怪物在大部分国家都是不存在的。一般来说各国能够让本国运动员们聚在一起参加的比赛，基本上都是奥运会或世锦赛这样的大型赛事的选拔赛。比如，美国的田径和游泳项目就有在奥运会前举办全国选拔赛的习惯，但像全运会这样的比赛形式是肯定没有的。

而由于中国是举国体系，举国之下必须有省市一级，有了省市一级就让省市一级体协进行比赛的必要。因此虽然中国已经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奔跑了许久，但全运会和支撑全运会存在的体系却未能因此瓦解。久而久之，全运会存在的意义就从弘扬体育，促进全民健身，变成了各省体育局之间的竞赛。有了竞赛当然就会有评比，有绩效考核KPI，作为体育竞赛，当然这个KPI标准就是一块块的全运会金牌了。

理清了这件事，我们就能明白河南体育局局长千里行贿的目的了。对，那就是在全运会上取得成绩，然后保住乌纱帽，甚至争取更大的乌纱帽。

有人会说了，为何利益更大的奥运会和亚运会反而很少发生这样的事呢?答案很简单，奥运会的参赛主体是国家。选人是国家选，参赛是和国外的选手比赛，就算省体育局想为自己的运动员争取成绩，也必须在自己运动员和其他省运动员成绩相仿的情况下，再去争取运动员的选拔者，这种情况相对于你死我活，直接对抗的全运会来说要少的多。况且即使是运动员在奥运，亚运上夺金，获得奖励最多的往往也是国家队的相关人员和领导，省体育局的人一般不会有太多的直接收益。

今天的晚评之所以会聚焦这个事件，我们其实也是向说明一点，诚然正如许多媒体所罗列，赵磊案是因为制度缺陷，监管不当，成绩至上等原因造成的。但其实还有一点是更为重要的，中国体育虽然和整个国家一样经历了近4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可仍旧有许多生态体系处于“史前文明”时代，如果只是在外部制度上下功夫，不改变这样的内部体系，恐怕还是会有无数的体育局长们继续踏着韩时英的足迹，也会有无数的赵磊重蹈覆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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