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仿佛一夜之间掀起了一股马拉松热，就像一种具有全球性的传播和感染效应的可怕病毒，以一种完全与过去大相径庭的面貌在整个中华大地流行开来。从历史最长久的北京马拉松、人数最多的厦门马拉松，再到服务最完善的上海马拉松，以及种种崛起的二线城市比赛，马拉松在中国可谓遍地开花，并且它成了高端、时尚、流行的代名词。

在网络上，甚至有人将马拉松爱好者戏称为新近崛起的一股“任性的黑恶势力”，不仅人数快速成倍增长，并且感染力和煽动力极强。马拉松在不少中国人心中，不再是过去概念里那个苦大仇深、死去活来的面目，参与热度也与日俱增。

然而，当中国人津津乐道着跑步产业、马拉松文化的时候，马拉松在欧美已经盛行了一百多年，这项源自于古希腊的古老运动，在西方世界里已经有着比大多数体育项目更高度完善的职业体系——尤其在其顶端的生态系统中，职业化程度之高，游戏规则之完善，是如同“门外汉”一般的中国普通跑者们暂时无法想象到的。

西方马拉松已有体系：近似NBA，无关奥运会

据不完全统计，全中国一年四季看起来层出不穷的马拉松赛事，总量尚不足百场。但在美国，仅仅是在国际田联和美国田径协会报备的马拉松正式比赛，一年就可以高达900多场，如果加上那些半程或者10公里等其他距离的跑步赛事，一年有将近两万场。根据这一数据可以推算，平均每天都有2场以上的马拉松正式比赛在美国国内同时开跑，而与此同时还有50多场其他大大小小的业余比赛也在同时进行。

与美国相比，如今看来热火朝天的中国路跑产业只能算是刚刚起步。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中国队受邀去美国参加跑步比赛。我们从旧金山开始一路向东参加比赛直到丹佛，每个周末都有一场10公里的正式比赛，机票食宿都由赛事出，还给我们发出场费，比好了还有奖金——这对当时刚刚走出国门参加商业赛事的我们来说很不可思议。”前中国国家队长跑教练、如今的中国头号马拉松经纪人陶绍明如是说，“那个时候，国内的工资顶多一千来块的样子；但一到美国，人家发奖金一发就是一沓美金，这种刺激是惊人的。而那时候，非洲的跑步高手就已经开始在那里赚钱了。”

职业跑步高手们在高额奖金的马拉松比赛上赚钱，而无力争夺马拉松奖金的选手，就在每个周末转战美国各地抢夺各种10公里联赛的奖金。一场10公里商业赛，冠军奖金可以达到上万美元，一个万米高手跑上几场就几十万美金到手，对于当时的非洲运动员来说，绝对算得上是高额财富了。而在当时的美国，这样的10公里联盟并非少数，喂饱职业选手确实有着肥沃的土壤。

事实上，在欧美国家，马拉松及路跑商业赛事的吸引力甚至超过了奥运会和世锦赛，其杠杆正是可观的奖金数目和种类繁多的奖励办法。陶绍明说：“正常情况下，一个高水平运动员一年最合适的全马次数是两到三场，最多不能超过四场，不然很难保证成绩，跑再多也是在后面扫扫马路，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全年全球范围内无数的马拉松赛事，作为职业选手就得有所选择，经纪人也会根据运动员的情况与各大商业马拉松进行谈判。“商业马拉松除了用高额奖金来吸引顶尖高手，可观的出场费也是许多选手的目标。”陶绍明介绍说，由于出场费跟完赛成绩挂钩，如果完赛成绩达不到合同标准，出场费会按比例打折。因此也是需要职业选手对自己的竞技状态进行调整和规划，经纪人则要帮助运动员向赛事组委会争取最低的“达标”成绩，以保证运动员能够赚取比例更高的出场费。

因此，与中国运动员往往以奥运会、世锦赛或者亚运会这样的大赛为目标赛事不同，马拉松职业运动员会在全年的比赛中进行权衡，挑选一到两场性价比最高的比赛作为目标赛事，这一整年的训练和比赛计划都将围绕这一两场比赛来进行准备。

这些比赛往往奖金丰厚、曝光度又极高，完全不亚于奥运会或世锦赛，并且由于全年赛事繁多，夺冠夺取奖金的几率就要比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两年一届的世锦赛要多得多，因此许多选手宁愿选择夺冠把握更大的商业赛事作为目标；有些人甚至整个职业生涯都不会去参加一届奥运会，但完全不耽误他在马拉松的世界里养肥自己甚至全家。

这就好比NBA联盟里高手如林，但对这些职业选手来说，参加梦之队打奥运除了爱国，并无其他现实意义。

当然，由于商业赛事多如牛毛，选手们也不甘于仅靠一年两场比赛来赚钱，一些半程比赛或者更短距离的赛事奖金对他们而言也可以作为补充，还可以去充当兔子（也就是领跑者），这些零零碎碎的奖金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赞助商的商业合同作为补贴。

一个优秀的职业跑步运动员全年的收入可以达到20万美金，而最顶尖的运动员年收入甚至可以达到100万美金以上，只不过全世界不超过五六个人。

非洲黑人运动员：已被打造成“生产线”

全世界的马拉松奖金几乎都被非洲黑人选手领走了，包括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也基本都是他们的舞台。中国长跑远离奥运舞台已经有些年头了，中国在蓬勃发展马拉松运动的时候仍不免要问：中国运动员何时回归奥运领奖台？

然而，这个问题如果放到职业跑马圈里将是一个伪命题。事实上，在专业人士眼中，黄种人乃至白种人跑职业马拉松，只能是捡非洲黑人运动员剩下的。

“从马拉松项目的特点来看，他们（非洲选手）的身体条件比其他人种的要好太多了！”在陶绍明看来，非洲黑人的体脂比例、大腿小腿的长度比，血液中血红蛋白的含量以及线粒体的数量和性能都比其他人种要优越许多，“血红蛋白的含量，中国男性为12-15g/L，而非洲黑人都在18左右，其血液的携氧能力就要高出我们许多。”

十年前，一些白人选手，包括美国著名的妈妈级马拉松名将拉德克里夫等还能与黑人选手叫叫板，而如今随着欧美人对非洲长跑运动员的开发越来越多，长跑领域里就越来越没有其他人种的机会。

在马拉松经纪人领域里，陶绍明虽是国内的先驱，但在世界舞台上他仍是个后来者。在国际田联下注册的国际田径经纪人里，有几个人几乎垄断了整个马拉松顶端选手，意大利医生罗萨（下图）就是其中一个。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罗萨来到肯尼亚以“圈养”的方式收纳了一批极具长跑天赋的黑人，到欧洲为他们聘请专业教练，加上自己作为医生所专长的生化知识，罗萨把这批人打造成了一群在全世界抢夺马拉松奖金的机器。

“那个时候我们去肯尼亚看他们的训练，对我们的训练理念是具有颠覆性的。”陶绍明这样说。

这个基于生化医学理论的训练体系，细化到将每一分钟运动员的心率、乳酸指标都能计算出来并进行精确的控制。除此之外，他们训练的环境都是在至少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原上，训练时就是从1800米往更高处跑，一般生活在平地上的人，到2400米海拔的高度就连走路都会呼吸困难，但他们一个训练课就可以跑到海拔2700米的高处。这一系列训练理念和手段颠覆了当时中国体育人所崇尚“三从一大”的观念，科学计划、高原训练也正是从那之后被引进到了中国。

科学的训练加上人种优势，经过罗萨开发的第一批非洲黑人选手几乎可以说成了当地第一批靠体育发家致富的人，在肯尼亚，跑步成为了一条快速脱贫致富的道路。就像中国的打工潮一样，第一批靠跑步致富的肯尼亚人叫上自己的兄弟家人、乡村镇里的表里表亲，都进入了这些欧洲经纪人打造的训练基地，这些身藏“可怕”跑步基因的“原材料”，就这样被送上了马拉松职业选手的流水生产线，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商业马拉松赛事输出，一条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生产链条由此产生。

“现在，罗萨已经是肯尼亚的大人物，是肯尼亚总统的座上宾。”而这样的人不仅仅只有罗萨一个，在国际田联注册下的持证经纪人有医生、律师、珠宝商、银行家，他们在肯尼亚或者埃塞俄比亚，或者一些其他的非洲国家都有着相类似的“生产线”。对还在念念不忘马家军时代的中国人而言，马拉松的世界已经难觅缝隙。

生物链顶端的经纪人：北马破纪录早有“密谋”

在众多的马拉松冠军生产线里，陶绍明在肯尼亚的“TAO”训练营也是其中一条，他的存在也向国人揭秘了国际经纪人在职业马拉松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2013年北京马拉松，当时前三名选手的完赛成绩全部突破了由日本人儿玉泰介保持了17年的北马赛会纪录（1986年创造的2小时7分35秒）。”陶绍明说，这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传奇故事，而是一起由组委会和经纪人“密谋”策划的新闻事件。

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马拉松赛事，同时也是全球八大国际田联锦标赛之一，北京马拉松赛的地位毋庸置疑，但随着中国各地马拉松的崛起，尤以同为金标赛事的厦门马拉松为例，大到大牌选手的邀请，小到赛事组织和服务水平，各方面都形成了竞争。2013年，为了突破尘封了17年的北马纪录，北马组委会有关人员在赛季初即向陶绍明寻求解决办法，作为中国唯一在国家队视野里的教练及经纪人，陶绍明也当仁不让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实际上，高水平的教练甚至经纪人对自己运动员的成绩是可以做到精确预测的。”陶绍明很清楚，在整个马拉松精英圈里有哪些人具有破纪录的水平，他便早早地找到了这些选手的经纪人表明了合作的意向，“我和他们接触，让他们把运动员带来北马，把破北马纪录作为共同的目标去安排各自运动员的训练计划。”

但是谁也不是傻子，破纪录是一项人体极限的挑战，提高速度的同时很难掌握好体能的分配，加速的同时也是冒着体能不支的风险。为此陶绍明做出了牺牲自己运动员的决定，在最后阶段他指挥自己的选手带头拉速度，带领着第一集团和北马纪录线竞速——最终的结果，是当年的北马前三名（沃尔德格贝里尔2小时7分16秒，基普耶戈2小时7分19秒，基普库加特2小时7分20秒）的成绩都突破了之前的赛会纪录，组委会以及所有参与事件的国际经纪人都得到了各自最满意的结果。

然而，尽管陶绍明的运动员最终无缘前三，但牺牲了一小部分利益，却为陶绍明教练赢得了圈内人士的极好评价，也为他帮助中国马拉松赛事寻求各方合作迈出了扎实的一步。而这种多赢的模式在全世界的马拉松赛事中极为普遍，在商业化、市场化环境下，合作互利维持着职业马拉松生态系统的平衡，而经纪人正处在在这条生物链顶端。

与中国的体育制度不同，大多数跑步运动员不属于协会与教练员管辖，真正管理运动员的是经纪人。经纪人是职业赛事的选手供应商，而运动员也依靠经纪人来安排比赛，经纪人正是串联起职业比赛的关键链条，因此在职业体育圈内，没有经纪人的运动员很难生存。

就拿两届广州马拉松亚军选手切里莫（2012年和2013年）为例，他是陶绍明教练的签约运动员，有一段时间不服从管理，陶绍明将其放回肯尼亚国内，不与其联系、不安排比赛，整整半年时间内没有一家赛事公司邀请切里莫出外参赛，他也因此整整半年没有一分钱收入，后来不得不低头再度找到陶绍明。

“当时我也很大方，他提出要带着他的表弟入行，他表弟实力其实很差，但我为了对与他继续合作表示欢迎，用我自己的资源为他表弟争取到了几场比赛做兔子的资格，他的表弟也因此赚了不少钱。”切里莫也最终服从了陶绍明的训练和管理。

肯尼亚vs埃塞俄比亚：单兵作战vs国家组织

陶绍明旗下（下图）有大约80名非洲黑人运动员，这在职业马拉松圈子里只是很小一部分。不少国际经纪人大腕在欧洲都有自己的训练基地，圈养着几百个非洲长跑运动员，他们大多数都是肯尼亚人，有一些则是埃塞俄比亚人。

肯尼亚的职业选手相对更多，他们很少存在国家队概念，多以单兵作战形式出现。因此，职业领域里肯尼亚的势力相对更强。在经济较为落后、以农耕为主的肯尼亚，一个不错的长跑运动员可以养活一家人。

在刚刚结束的广州马拉松比赛中获得女子组冠军的艾格尼丝·杰鲁图·巴索希奥（两小时31分16秒）便来自肯尼亚，尽管没有跑进两小时2分28秒无法获得高达4万美金的全额奖，但2万8千美金的冠军奖金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巴索希奥就明确表示，自己将拿这笔钱回老家买房子买地买牛买粮食种子，多余的则留给家人用以补贴家用——不难看出，在肯尼亚，长跑人才蜂拥而出也是有其特殊背景的。

而埃塞俄比亚则与中国的情况有些相像，有协会管理，有国家队组织，因此在奥运赛场上，有国家力量的埃塞俄比亚队更为强势，他们也更容易造就出像格布雷西拉希耶和贝克勒这样的民族英雄。加上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真正的全职选手反而并不多见。

广州马拉松男子组亚军选手丹尼尔·阿贝拉·维达约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就是一名IT工程师，他的大哥盖扎亨·阿贝拉是悉尼奥运会男子马拉松的冠军（两小时10分11秒），维达约是在哥哥的带领下才开始的马拉松道路，因此跑步只是他的爱好。

而被誉为中长跑之王的埃塞俄比亚名将贝克勒。也是因为崇拜偶像格布雷西拉希耶才走上长跑之路，如今他已经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创建了属于自己的顶级连锁酒店王国，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中国马拉松职业路：全运会积分束缚发展

马家军以及邢慧娜、孙英杰之后，中国的马拉松已经再难形成集团优势，在奥运会和世锦赛舞台上也已经完全失去了竞争能力，能在世锦赛上报得上名的顶多只有5个人，实力也仅仅达到前30名的水平，发展职业化道路已经到了合适的时机。

事实上，中国并不缺少人才，在许多职业经纪人眼中，阻碍中国职业马拉松发展的不是天赋和人种，更多的在于难以打破的全运会制度。

中国女子中长跑队在今年初聘请了69岁的长跑名教头意大利人卡洛瓦，而这个意大利老头不止一次质疑过国内锦标赛为全运会积分的制度，在他看来，这些锦标赛打乱了他为运动员制定的全年训练计划，“该放的比赛非要要求成绩，到了要抓成绩的时候却跑不出来。”这成了制约卡洛瓦教练掌握控制运动员训练的最大障碍。

同时也因为积分任务，很多运动员可能无力再去参加更多国际比赛，不仅失去了许多与高水平运动员同场竞技和交流的机会，对运动员个人来说，也无法从国外商业赛事中获得额外的奖金和出场费。仅仅依靠地方队的工资、国家队的补贴和成绩奖金，对于以长跑为职业的运动员来说是不够的，至少与外国职业选手相比落差巨大，也不可能成为运动员永不衰竭的动力。

如果能够摆脱全运会积分的制约，向职业化道路发展，在商业赛事中摸爬滚打，中国中长跑队伍里也许也能走出个把“李娜”式的运动员，在非洲黑人垄断的马拉松世界里，在职业马拉松顶端的生态系统里争取一席之地。

原标题：揭秘马拉松顶端生态系统，经纪人大佬的“圈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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