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在中国变成了大家玩不起的昂贵游戏，即使以普及为主的校园足球也不例外。可以预见，如果将校园足球定点学校由现在的五千所扩展至两万所，每年至少需要两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然而，若要将校园足球的主旨落到实处，两亿元人民币对于两万所学校来说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资金。试问：这一大笔钱该从哪里来？

大连一位校园足球官员向记者透露，现在5600万元的校园足球专款分给5000多个校园，好似“撒胡椒面”，效果极其微小。大连每年能从中分到45万，仅够教练员低薄的工资开支，经费严重不足。比赛裁判员等工作人员的费用支出都需当地政府补贴解决。他说：“校园足球的教练员和裁判员都是农民工待遇。教练员每场比赛只能拿到100元补贴，另加5元交通补贴。裁判员每场比赛只能拿到30元。”

他表示，在拜金主义盛行的中国足球环境内，校园足球如此低廉的待遇不可能拥有保质保量的教练员队伍。因此，很多学校的足球教练员实际由体育老师担任，由于没有专项资金保障，这些老师付出不少额外劳动，相应的收入却不多。

“我们有的小学体育老师兼任足球教练，每月只多拿180元。这如何保证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他说。

大连足协秘书长郭军认为，教练员现在是限制校园足球继续发展的瓶颈。他说：“现在校园足球严重缺乏教练员，现有的教练员水平也参差不齐。一个水平差的教练员能把一个有足球天赋的孩子训练得对足球毫无兴趣。教练员问题不解决，校园足球没法继续发展。”

根据各地校园足球反馈的信息，现在5600万元足球专款对于5000多所校园足球定点学校来说几乎是杯水车薪。那么，两亿元对于两万学校来说也一样远远不够。我们全国共有40多万所中小学，若大多数都要踏踏实实地开展校园足球，所需资金将是个天文数字。

从长远着眼，现在这个依靠行政拨款发展校园足球的模式难以持续，必须要另寻他径。

一些校园体育专家早就预见到了这个问题。新时代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阳光体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陈智勇一直主张引进社会资源促进校园体育的发展。他说：“学校体育也是服务行业，满足的是学生健身、学习体育技能、获得交往的需求。这些需求是巨大的，也是灵活多样的，仅靠以计划方式运行的行政手段，靠以体育服务能力落后的学校，是完全无法满足这些需求。”

他说：“单纯以行政投资方式提高学校的体育服务能力，运行的成本太高。如何低成本提供高质量服务？近三十年来，如电信等许多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发展经验表明，只有市场化的主体才可以做到。现在需要做的是两个层次的开放，一是学校体育学科教育内容的开放，更多地与现在体育发展接轨，另一个是学校体育服务资质的开放，不能仅限于学校主体，还要将社会化的体育服务机构顺利引进学校体育。”

“从购买方来讲，可以是政府、学校，也可以是其他渠道；同时，服务的提供方，可以是学校，也可以是其他渠道，这种立体的学校体育供需环境才是未来学校体育的必由之路。＂

美国亚裔事务基金会主席张伟为了促进大连校园足球的发展，投资在故乡发起了民族希望杯足球赛。依照他对美国足球发展轨迹的考察，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出资包办草根足球的发展，应该创造条件让财力雄厚的企业参与进来。

他说，有统计显示，美国平均每三个家庭就有一个人踢球，那里草根足球近些年来发展迅速，资金大多来自企业的支持。他说：“美国各地草根足球俱乐部都获得当地大小企业极大热情的赞助。因为草根俱乐部是非营利性组织，企业上至银行下至餐馆都愿为它们提供赞助，这即可以抵税，又可以用这种回报社会、投资公益的方式宣传自己，因此大家都乐此不疲。”

张伟也向中国企业家发出呼吁：“在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环境下，发展草根足球，以及促进精英足球的腾飞，单纯靠政府的力量远远不够。我相信，任何一位有良知、有使命感的企业家，都会认识到发展草根足球、草根体育对于我们民族的重要意义。我可以断言，企业家全力投入草根足球，实际就是在投资自己！”

张伟表示，他投资大连校园足球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自己的举动能够引起中国企业家对于草根足球的支持。

所有足球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发展足球需要全民自觉自发地参与。《诗经》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发展校园足球仅靠政府部门独木难支，需要“庶民攻之”，即社会全方位资源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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