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领域率先拉开改革序幕

中国体育事业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已经转了20多年。迟迟未能实现的市场化，被认为是中国体育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制约。

中国代表团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失利，为中国体育界带来阵痛与反思。

按照官方说法，“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对体育体制改革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认识不一，体育改革发展方向不明确。”

可以作为1992年体育市场化改革注脚的是，当年1月30日，中国足球队在巴塞罗那奥运会足球预选赛输给韩国，即著名的“黑色9分钟”。

在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改革压力之下，当年6月召开的“红山口会议”，使足球领域率先拉开了体育改革发展的序幕。

当时，中央根据另一位体育爱好者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神作出重要指示：足球体制改革要争取一步到位。

1992年 11月中旬，原国家体委在广东中山召开座谈会，史称“中山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对体育改革必要性及改革内容、方向等问题的激烈讨论，确定了根本性改革方针。这是中国体育事业第一次尝试突破体制框架。

作为足球改革的成果之一，德国教练施拉普纳被引入中国男子足球队。

施拉普纳后来回忆，1993年在德国考察的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曾专门去拜访正在休假的自己，“他非常喜欢足球，我们就足球的话题谈了很多。他给我的印象不仅是喜欢足球，而且对足球非常了解。”

全中国都知道习近平对足球的热爱：2014年新年贺词视频中，可以看到他的书架上摆放着踢足球的照片。

德国《图片报》称他为“伟大的足球迷”。

其实，如他自己所说，他喜爱几乎所有的体育运动。“我喜欢游泳、爬山等运动，游泳我四五岁就学会了。我还喜欢足球、排球、篮球、网球、武术等运动。冰雪项目中，我爱看冰球、速滑、花样滑冰。特别是冰球，这项运动不仅需要个人力量和技巧，也需要团队配合和协作，是很好的运动。”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透露。

当他还是国家副主席的时候，美国《国际财经时报》曾报道，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短暂聊天中，进行了关于篮球传球的讨论。

2012年的这次行程中，习近平获赠了印有他姓名的洛杉矶湖人队一号纪念球衣。他对美国媒体说，“有时间的时候会看NBA比赛的电视转播。”

如今，介绍该国的强势体育运动及体育明星，几乎成为各国接待这位中国领导人的项目之一。

体育精神的“智慧”

除了热爱体育，甚少被人提到的是，这位中国领导人一向崇尚体育运动所具有的丰富正面要素，并运用其中的智慧来解决现实问题。

早在1988年，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提倡“经济大合唱”》一文中说：“经济大合唱”就是要讲协调，讲配合……这好比一场足球赛。当今世界高水平的足球赛，仅讲个人技术水平，单靠个人的脚下功夫，恐怕已经不合潮流了。破门主要靠队员们的有机配合，配合意识已经成为绿茵场上重要的战术意识。

2013年10月，赴东南亚访问前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习近平再次以足球运动作比：“足球是一项讲究配合的集体运动，个人能力固然重要，但团队合作才是决定比赛结果的关键。这是我爱好足球运动的原因之一。”

他最近一次提到“体育精神”是2014年访问委内瑞拉时：“关于足球，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报道：球王贝利在整个职业生涯一共踢进了1000个球，有记者问他哪个进球最精彩，他总是说下一个，这就是一种不断追求突破的进取精神。在发展中委合作上，我们也应该不断开拓进取，争创下一个精彩。”

像中国的绝大多数改革那样，体育改革的深度推进遭遇瓶颈。这通常被归结为职业化程度不够，而阻碍来自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强势群体。

一个与利益相关的现实是，职业联赛与转播权密不可分。

林显鹏说，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与欧洲五大联赛依靠出售转播权获益丰厚，这与中国完全不同。

林显鹏举例说：当初广州全运会有很多地方体育台想参与直播，但主管部门出台文件，明确要求只有央视可以直播，赛事主办单位只能与央视谈合作，赛事的转播价值也大大降低了。

最后，广州组委会以900万元的价格将转播权售出，而在此之前有多家电视媒体开价千万元以上。

PPTV聚力体育传媒事业部总经理周亮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了“红头文件”的存在。2008年PPTV计划直播部分奥运赛事，但最终未能成功。

周亮认为，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对于有能力进行媒体运作、进行媒体商业化打造的传媒机构，是一个利好消息。“先不说与央视竞争，首先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可以在平等的条件下各自达成诉求。”

报道中国足球多年的体育记者毕熙东认为早该如此。他很早就建议中超公司与央视合作建立一个赛事转播公司，双方各占50%股份，向地方台出售转播权，这样获得的收益远比央视独播要高。

刚刚从央视入职乐视体育的刘建宏同样表示乐观，“更多力量的进入不是谁在抢谁的饭碗，而是将蛋糕做大，有更大的市场，这样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也会更好。”

他介绍，美国的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占GDP的3%，而中国还不到1%。

体育产业令人充满热望，而改革举措的落实仍需谨慎从事。比如，赛事审批其实不仅涉及体育主管部门，如何在市场化和大型商业赛事的安全之间寻得平衡，难度极大。

用最强力的举措，深化体育市场化进程

2014年9月的第一周，也许是上世纪90年代“中山会议”以来中国体育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来自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将“发展体育产业，增加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作为未来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目标。

以“坚持改革创新，更多依靠市场力量”为原则，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鼓励发展职业联盟等一系列要求，被明确提出。

这样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力度，在过去近两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也属罕见。

众所周知，多次强调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就是一位资深体育爱好者：他踢足球，熟悉体育明星，和奥巴马聊NBA……

正如他在索契冬奥会现场所说：“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体育强国梦都与中国梦紧密相连。”

“谁投资体育竞赛谁就是唐僧”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官员的说法，此次取消赛事审批的源头是篮球明星姚明的政协提案。

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姚明作了《取消赛事审批，激活体育市场》的发言，波澜四起。

“体育总局正在进行相关细则的明确与制定。”国家体育总局一位负责群众体育事务的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9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推动大众健身。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最大限度为企业松绑。

“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确定的。”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林显鹏介绍，“在此之前多是群众体育，包括国防体育与职工体育，这些都不需要报批。”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以“国际足球友谊赛”为代表，越来越多的商业比赛开始在中国举办。

现在审批体育赛事的主要依据是《全国体育竞赛管理办法(试行)》，它自2000年颁布,在2013年下发修订征求意见稿，但迄今未有新版本面世。

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会长王奇在体育产业工作多年，他向本刊介绍了组织商业比赛的流程。“比如，组织一场阿森纳与北京国安的商业比赛，首先需要向体育总局运动项目中心报批，也就是中国足协，经过同意才可以跟公安、工商等部门协调。”

从理论上说，体育总局及项目管理中心充当了赛事监督的角色，是赛事的责任方。

上述管理办法还规定了申办人应当具备的条件，包括拥有与竞赛规模相当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人员，制定具体的竞赛规程和比赛组织实施方案，拥有与竞赛规模相适应的经费，以及确定体育竞赛所需的场地、设施和器材。

王奇曾任深圳红钻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这个俱乐部也是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创始俱乐部。他说：“谁投资体育竞赛表演业，谁就是唐僧。”

2014年到中国踢商业比赛的欧洲强队大大减少。他解释说，一场商业足球比赛至少需要投入3000万元人民币。一方面是球队出场费越来越高，已经上涨到150万欧元；另一方面则是赛事举办成本过高，每场仅安保费用就超过百万元。

王奇认为，过多的行政手段干扰了本来可由市场调配的资源，抑制了部分市场主体的办赛热情和良性竞争。

“现在要么是大型的职业赛事，要么是完全免费的群众体育活动。”王奇作过统计，“全国体育场馆的总资产达三万亿元，多数地区场馆只是开一下省运会，既不对全民健身开放，举办一场民间赛事还要收取高额费用。”

姚明在这次政协座谈会上发言说：体育管理部门收取不菲的审批费用，却并不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权力寻租”。

新政策正是力图阻断这样的寻租行为：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放宽赛事转播权限制，为企业松绑。推进职业体育改革，鼓励发展职业联盟，让各种体育资源“活”起来，适应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健身需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决策中规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体育方面之前市场机制介入不足，包括职业体育的转播权等价值没有充分释放，新政策会极大地推动体育产业。”林显鹏从宏观层面解读新规。

另一方面，高层推动体育强国战略，不止着眼于体育产业本身。

习近平说，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在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弘扬追求卓越、突破自我的精神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