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川亚运被批史上最"抠门"  

承办一届综合性运动会，食、住、行都是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仁川在这三个方面交出的答卷没有一份能让人满意。

首先是住宿条件的艰苦。仁川的星级酒店很少，亚运村的接待能力十分有限，很多记者都是住在汽车旅馆里，也有不少没能住进亚运村的运动队也选择住在村外的酒店，比如中国拳击队，这在历届大赛中都是非常少见的。

而住在亚运村内的运动员也没有那么幸运。大部分房间都是三室一厅或者两室一厅，有一些大的卧室还被分派两个人同住。房间内除了床、桌子和椅子，客厅连沙发都没有。没有空调，组委会只能搬来台式电扇给选手降温。1米8以上的运动员睡组委会提供的小床，恐怕脚就要悬空在外面。中国游泳队的教练张亚东就吐槽说：“枕头太小，被子太薄，不是棉的，好像是塑料的感觉，盖的时候感觉有点镂空，根本压不住，我睡了一晚上最后都抽筋了，早上起来腰酸背疼。”

睡不好就算了，运动最基本的饮食也难以保证。据日本媒体AFP报道，亚运会组委会在选手所用的盒饭中，检测到有沙门氏菌，事前准备的76个盒饭全部丢弃。而韩国媒体也同时报道称，组委会向运动员提供了过期的午餐，包括志愿者和官员在内的260人拒绝食用。

由于盒饭被丢弃，选手们只好用事先备好的面包和牛奶等轻食代替午饭。由于面包和牛奶分发不及时，也有个别选手没吃午饭就赶往参赛了。不少中国运动员也反映，餐厅的菜色既不是中式也不是西式，又没有韩国特色，而且热菜很少，不少人都感到有些难以下咽，媒体中心一盘盖浇饭折合成人民币将近70元。

由于仁川当地的场馆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很多项目的比赛场馆都设在其他城市。例如击剑馆就设在高阳市一家韩国篮球队的主场，足球则在水源市，从主新闻中心出发单程就要50公里，打车费用高达六万韩元。而武术场馆更是远的离谱，从主新闻中心往返一趟需要四个小时的车程。

还有些项目比如举重，沙滩排球等都是在尚未大规模开发的用地上临时搭建的，不仅平时少有车辆经过，赛场主体也非常简单。举重场馆的混采区竟然设置在门外的露天地方，而记者工作室则是集装箱改造的办公室。

据我们现场的记者透露，由于场馆容量普遍偏小，很多高需求项目媒体记者都要凭票才能进场。开幕式上，中国记者总共分到了88张门票，由国家体育总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配。而在之后的游泳项目中，中国媒体每天仅能分到20张左右的媒体票，争抢情况就更为严重。

场馆远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出行时间的增加。很多记者都住在组委会推荐的一家汽车旅馆，打车去到新闻中心需要25分钟韩币11000元，坐地铁需要换乘一次总计搭乘20站，下车再走近一公里才能抵达。晚上结束工作回到酒店，往往都要超过凌晨12点。

除此之外，仁川“抠门”的事儿还不少。由于组委会为省钱不想请能够掌握中文的翻译，导致发布会上韩国记者无法向中国运动员提问：“击剑今晚的比赛是中国选手夺冠了，韩国的记者也想向冠军提问，但是我们却没有中文翻译，组委会甚至希望运动队能自带一个翻译。”

同时，在仁川的主要交通干道和通勤地铁上，都没有看到关于亚运会的宣传海报，只有在赛场周围才能看到零星的条幅和气球。宣传上也省去了很多的开销，但是相应的城市热情就少了很多，很多市民对亚运会的了解都不太多。

八成韩民众对亚运无感

与四年前的广州亚运会不同，在开赛前，仁川亚运会组委会委员长金荣秀就放话，称仁川亚运不与2010年的广州亚运、2008年北京奥运会比阔，致力于以低成本打造一个朴素而又高品质的运动会：“我们有信心它能成为亚运会的范本”。他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原因便是仁川亚运会确实预算有限。

据韩国媒体报道称，仁川亚运会的预算只有约20亿美金，这个数目仅是2010年广州亚运会预算的1/10，更无法与400亿美元成本的北京奥运、500亿美元的索契冬奥运会相比。

经费不足从开幕式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原本观众所期待看到的文化大餐，变成了一场群星演唱会，虽然到场明星个个人气不俗，但却与亚运会的气氛格格不入。78岁的林权泽是韩国影史上拍片数量最多的导演，他坦言，开幕式实际预算有限，他们只能在此预算内尽量花费心思，实现创新。

造成仁川亚运会“窘迫”现状的原因还包括了时局的动荡。仁川于2007年获得亚运会的举办权，但随后由于韩国政权的交替以及仁川市长所属政党发生改变，仁川亚运会的预算支援一直断断续续，甚至还在2012年曾提出要放弃承办。最终，韩国政府削减了631亿韩元（约合3.7亿人民币）的预算，因此主办方不得不选择节俭办亚运。

不仅如此，本届亚运会在票房上也没有尝到甜头。在开幕式当天，许多项目已经提前开打，场馆内空空荡荡。据韩国KBS电视台报道，“快来买票”的政府呼声并没打动多少韩国人。五成多的仁川人、超八成的韩国民众对亚运“不感冒”。做旅游生意的徐施丞说：“现在经济这么差，还要花这么多钱办大赛，弄得生活处处不方便。不知道亚运能回报我们什么。”事实上相较于本国观众，组委会将更多的希望寄予了中国游客。

据报道，在亚运16天的赛程中，预计将有约10万中国游客访问仁川。同时，由于亚运恰逢中国国庆长假，韩国商家还推出各种优惠吸引中国消费者。记者在仁川国际机场看到，韩亚银行的货币兑换点旁立着“都教授”金秀贤的等身照，其手中的告示牌上写有中文，“兑换人民币1000元以上，获赠韩亚银行形象代表金秀贤的限量海报”。此外，仁川各大百货公司也推出赠送商品券、银联卡结账享5%折扣等活动。

除了“开源”，“节流”成了组委会的重大挑战。作为仁川亚组委主席的金荣秀坦言，想要得到大会成功的评价并不容易。在他看来，“首先要做到不亏，然后想办法盈利”。“原本希望举办一场细致高效的大会，但现实是不得不更加勒紧腰带。大会组织运营等一些必需的经费支出无法缩减，所以对人工费和业务推进等日常费用进行了大幅缩减。

仁川亚组委相比其他大会工作人员人数减少了10%以上。预期2万名左右的志愿者也减少到13500人，但将通过强化教育来培养精锐人员以保障大会进行.”金荣秀说。

亚运沦为尴尬境地 

事实上，因经费上的问题而造成亚运会举办方的尴尬可能并不只是仁川的专利。在之前已经获得2019年亚运会举办权的越南河内在今年４月正式宣布放弃，理由是越南财政吃紧，如果勉强举办，恐怕有损国家形象。事实上，1.5亿美元的预算甚至不够建一座大型场馆。这却并不是亚运会遭遇临时“搬迁”的困境。而在2012年，仁川也曾提出要“放弃亚运会”。

1970年第6届亚运会的举办权原本归属韩国汉城（首尔），但就在会期前一年多，韩国却以国家安全为由，向亚洲运动会协会书面请求撤销第6届亚运会承办权，使得曼谷出面救急。由于泰国政府没有庞大预算，各会员组织开会后决定，由大家视各自的经济状况分担这次亚运会的举办经费。8年后，本来应该由巴基斯坦主办的第8届亚运会又一次被放弃，关键时刻曼谷再次挺身而出，依然是大家一起凑钱办亚运。

而在2011年，香港政府提出申请60亿元拨款，申办2023年亚洲运动会。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强调，申亚符合香港长远利益，呼吁议员支持申亚。可最终，香港特区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已无力申办亚运为由，否决了特区政府提出的拨款申请。

各个国家的无心恋战，成为了造成亚运会尴尬境地的主要原因。想想也是，80%的金牌都被中日韩三国夺走，其他国家对亚运会的参与热情自然不高。更可况，近年来各国都追求着更高级别的体育赛事。

拿最“不差钱”的迪拜举例，赛马是世界级别最高的，网球是除了四大满贯分站赛奖金最高的，还有赛车和摩托艇等等，玩的都是顶级。而亚洲经济最发达的东亚地区，中日韩的眼光也都瞄着世界体坛的高端赛事：南京的青奥会办完了，北京正在申办冬奥会；东京刚刚把2020年的奥运会申办来了，平昌已经开始筹备2018年的冬奥会。

同时，亚运会的赛程由于和多项国际大赛冲突，导致可看性大大降低。拿仁川亚运会来说，为了备战即将开赛的体操世锦赛，中国和日本两大体操强国都只派出了二队出征亚运。

事实上，并不是韩国缺乏举办大型赛事的经验，相反，1988年汉城奥运会、2002年韩日世界杯都曾是成功典范。这些年，亚运会渐渐沦为鸡肋，已经没有什么国家（地区）愿意接办这一赛事，又凭什么要求韩国人对赔本的亚运会付出更多。就连被称作“群星演唱会”的开幕式，也不过是主办方为了挽回惨淡票房，而不得不做出的退让。

结语：从各国喜闻乐见的“香饽饽”，到如今境地尴尬的“烫手山芋”，亚运会的问题绝不仅仅只存在于经费。在单项职业赛事蓬勃发展的今天，如何让亚运圣火真正持续的燃烧，才是值得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