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机制”，这个词组快被用烂了，球迷们熟悉的都生厌了。中国足球的体制机制，虽然立场并不鲜明，脚跟却十分稳定，二十多年来，任凭风雨起，始终自岿然不动。它始终不动，中国足球则十分被动。

“体制机制”这家伙在江湖上名头很响，可谓声名远播，实际上了解它的人并不多。这家伙由人创造，又反过来制约着影响着人的思想与行为。

或者说，这个家伙的最大本事就是：可以让人对有些事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而对另一些事则是果敢为、很能为、情愿为。

人有好坏美丑。体制机制也有优劣好孬。先进的体制机制可以让大多数人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事，以及顾眼前不顾长远的事；而勇敢为、很能为、情愿为利人利己的事与大公无私的事，以及着眼整体与长远的事。落后的体制机制则完全相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坏制度下，有好人，总好些。”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坏制度能让好人变坏，好制度能让坏人变好。

体制机制左右了人、资源与事三者之间的关系，影响了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力向何处、以什么样的方式与怎样的效率凝聚、释放、激发与转化。换句话说，就是：体制机制能够影响、改变人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

中国足球的发展困境，从根本上说，正是体制机制的困境。二十年前，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方向正确，可惜步子只迈了半步，就被封了穴道，没有深入深化，没有向前进，举国体制的优势完全丧失，市场体制机制又没有真正形成。中国足球在残缺不全、不伦不类的体制机制下，挣来扎去，如入泥潭，越陷越深。

中国足球管理的体制机制可分两个方面：大众足球与职业足球。大众足球，包括社区足球、职工足球、校园足球、乡村足球等等。职业足球主要包括中甲和中超联赛。

搞大众足球，那是“举国体制”的强项。这个优势不能丢。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优化、强化。千万不能一旦有人手持市场的长矛，一声断喝，咱就吓得丢下“举国”，匆忙“举手”。当然“举国体制”也不能僵化，也得有所创新、也得与时俱进。

搞职业足球，这是市场体制的地盘。要把非市场的东西清理出去。但市场体制机制也有发展过程与发展阶段，不同阶段有与之相适宜的不同游戏规则，千万不能一旦有人手举西方成熟市场的规则，一声斥责，咱就理屈词穷，急忙龟缩。

职业足球体制机制的设计，要紧紧围绕如何调动、向何处调动足球投资人、足球从业人员的积极性这个中心来安排。要让足球投资人的利益、足球从业人员的利益与解决中国足球面临的突出矛盾正相关。矛盾转化了，体制机制就要相应地变革创新。

中国职业足球现有的体制机制，最大的问题就是：足球投资人的利益、足球从业人员的利益与中国足球面临的突出矛盾，只有间接关联，没有直接关联。所以，尽管中国职业足球不乏一掷千金的投资者，但中国足球面临的矛盾并没有迎“钱”而解；尽管中国足球从业人员的薪水打着滚地上涨，但中国足球水平并没有与“钱”俱进。

市场是手段，不是目的。市场也和人一样，有成长的过程，不同的成长阶段，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任务、不同的活法。市场体制机制既不是一张标准化的面孔，更不是一张一成不变的面孔。它的魅力来自于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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