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三年来，姚明“比在NBA打球时还忙”，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读书、管理运作姚基金、运营上海大鲨鱼俱乐部、开办NBA姚明学校，加上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是姚明的几件大事。

在文娱、体育界，“姚品牌”是一个罕见的存在——没有负面新闻，一直在传播正能量。

在昨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这一场对话中，姚明与《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燕青一起探讨了作为公众人物，如何通过公益来影响世界，如何扩大体育的影响力，以及作为一个有梦想的人，姚明如何成为姚明。

谁为灵魂埋单？

杨燕青：我们从公益说起，讲一讲发生在最近的一件很有趣的事，你在8月23日刚刚参加了冰桶的挑战，冰浇下来是什么感觉？

姚明：挺凉快的（台下大笑）。这个是最现实的一个感觉。当然因为冰桶从美国传到中国之后，大家的关注点也转到冰桶背后的故事，就是渐冻症患者的故事，关系到他们的未来，他们未来的路途，所以我感觉这种方式是挺轻松的，但是背后的心情应该是挺沉重的。

杨燕青：爱心很满，用了大家的方式来表达。你从很早就开始做了很多公益活动，关注公益的缘起是什么？

姚明：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做好事，楷模故事对我们都有榜样的作用。而在新的时代里，我们都会有新的反思、新的想法，包括去阐述慈善和公益。

最早大规模做公益是2003年SARS的时候，我和上海文广、上海电视台一起合作一台节目，去募集一批资金，为相关医务人员买医疗防护品等东西。最重要的是希望让大家在恐慌的同时也知道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人在非常努力地去寻找心理安定，所以很多时候病毒的传播并没有人们心中的恐慌传播那么快。这是第一次做大规模的电视公益，使我感受到了公益，并不仅仅是使我帮助了某一个人，更多的是聚集效应，某种情况可以形成聚集的效果，作用更大。

杨燕青：中间有很多互动，互动之后有加倍的效应。我们更加关注你的公益形象是从2006年“护鲨公益行动”开始的，你发起不要吃鱼翅的倡议，最后产生了非常大的效果。我们发现三年之后，鱼翅在中国的消费下降了50%，这个结果是不是让你很开心？

姚明：这个结果让我们非常振奋。2006年我和野生救援组织开始合作这个项目，就是反对吃鱼翅，因为大量捕捞鲨鱼使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总的来说，我们当初喊出这个口号“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到现在都还很响亮。对人们内心的感染力，最终体现在行为上的投射，出乎意料之外，我相信这是背后那些工作人员大量心血的结晶。

杨燕青：你觉得这是因为你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公众人物，大家喜欢和你一样做事做人，这个作用更大地推动大家拒绝消费鱼翅，还是大家本身有一种善良的内心，那种内心更容易被你唤醒？

姚明：我感觉不同阶段人的认识不同，不可否认的是鱼翅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是一道佳肴，确实是一个象征。但过去的捕捞方式使得鱼翅只能成为皇家宴会，或者是非常上层社会的食物。工业化的社会，大规模的捕捞，中国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可以改变世界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小心地做一些事情，或者说研究先思而后动的话，会造成一些无法弥补的后果。在这个时候需要更多地学习，我相信您所说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向善、面向光明的渴望，都希望变得更好、都希望自己的认识得到提升，我们只不过做了引子，把大家那样的内心引出来。

杨燕青：最近看你去了非洲，而且去了好几次，现在又开始倡导保护动物，比如说包括大象和犀牛，为什么现在到了这个领域？又有哪些新的感悟？

姚明：在护鲨公益行动得到阶段性成果之后，我们就启动了下一阶段的项目，就是保护非洲大象、犀牛。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亚洲市场包括中国市场有巨大的象牙和犀牛角的消费能力，离我们一万多公里、两万公里的地方，大量的犀牛和非洲大象被猎杀掉。消费者收到的是非常精美的礼物，不管是一段象牙或者犀牛角，没有任何血迹，但是我在那里看到的情形是完全另外一种样子：没有象牙、没有犀牛角，留下的是一堆残骸、一堆没有灵魂的残骸，这个灵魂会被带到哪里去？灵魂由谁埋单？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杨燕青：这个确实是产业链上的人要深刻扪心自问的。我们知道在你新书的封面上，你高高大大的身后有一头小象，请讲讲小象的故事。

姚明：是两年前在大象孤儿院里看到的，当时它只有10天大小，已经很大了。保育员在野外发现了这头小象，这头小象的母亲已经被猎杀掉，只剩下小象。他们发现的时候把它运到了大象孤儿院，很可惜那头小象没有幸存下来，已经不在了。但是我相信那张照片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杨燕青：所以如果是到了现场，会有更深刻的感受，就更容易能够唤起大家的共鸣，让大家保护动物。

姚明：没有办法通过图像带回来的东西，是现场那种震撼力。我看了图片无数次，但是和我当时在现场看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包括气味等，都是一颗小小的子弹造成的，子弹是由谁埋单呢？

姚基金的困惑

杨燕青：所以有一种灵魂的震动。我们刚刚讲很多你做的具体的事情，你希望能够用“姚基金”的架构来深入到更多的领域去，能不能讲讲姚基金的故事？

姚明：虽然也有一些不错的效果，但是我感觉面有些广，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些更有专业性，更加有精度和深度的活动。

2008年，和我的团队一起成立了姚基金。2008年地震之后，到现在为止加上没有完工的2所学校一共建了18所学校，我们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是体育，体育团队非常强大，考虑怎么给学校填充一些内容，从硬件向软件方面去转变。

因为硬件很多时候是一次性的投入，你为一个学校提供一个校舍或者电脑或者课桌或者书籍之后，很难想象至少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联系了。所以我们希望向软件（体育培训）方面转变，组织了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到现在三年，第一年有47个学校加入，去年有79个学校，今年有157个学校，这个增长的速度是不错的，但是同时我们也非常关注培训的质量，因为过快的速度是需要很好平衡的。

杨燕青：你做了这么多公益的事情，在中国做也在美国做，你觉得在中国做最大的困难或者压力在哪里？

姚明：在美国的时候也接触了一些公益慈善，不管是球队还是居住的社区，那些公益和慈善的自由度更高一些，大家会去设定自己的规则。而在中国，政府的管控相对比较严格，比如说有一条规定，所有捐助的10%是包括办公、差旅、募集的成本，90%必须用到项目上，当然这是初衷非常好的建议，但是缺乏一定的灵活性。

杨燕青：这个数据在美国可能是50%甚至60%。

姚明：肯定比50%要高，因为他们自由度高一些。我们都希望更好的人把基金会做好。但是有时候受制于成本，没有办法招募到非常优秀的人才。当然在这并不是说我现在的人才不优秀。他们也是怀揣着梦想来到我们这里。

杨燕青：即便给目前的人才也应该有更多的回报。

姚明：更多的保障，使他们更加安定地做这件事情。由于这条规定，我们很难逾越这条。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些年，中国慈善受到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是不透明所带来的；往好的方面想10%至少给我们非常透明、非常坚决、可执行的东西，大家知道这条线不能逾越，比灰色地带强很多。付出的代价是缺乏灵活性，把可能有潜力挖掘的地方做得更好。

杨燕青：用简单的办法避免一些问题，同时也把这个行业发展的空间给挡住了，所以可能这个规则要慢慢动。

姚明：目前的阶段应该屈就一下，我们更加关注慈善的公信力和透明度，需要重新取信于捐助方，在这一点上基金会应该做出一些牺牲。但是在未来的发展上，我希望可以有所改变，改变一下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使我们可以变得更加灵活机动一些。

推动体育分类改革

杨燕青：大家特别关心姚明，因为他是体育明星，我们也想讲讲和体育有关的话题。切入点很有意思，不是从体育本身切入，而是从姚明的政协委员身份切入。你当选政协委员之后最主要的提案是什么？情况又是怎样的？

姚明：第一年的提案是关于体育重新融入教育、回归教育的问题。体育其实是教育的一部分，体育这个词英文是sports，真正应该是physical education，更多的是竞争，我希望体教分离的情况可以得到重新认识，并且重新拼装在一起。 体育是人格素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通过强身健体的方式锻炼出现代公民所应该需要的素质——原则性、透明的规则——所有人都遵守你不可以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规则。

杨燕青：在很多领域都是。

姚明：对，并且你要学会怎样尊重你的对手。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同时可以做到尊重对手是构架将来成熟的社会、未来文明的社会非常重要的元素。这就是为什么体育是我们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是我的第一份提案，当然这是一个理想，没有什么很确切可实施的内容。最近的提案是取消体育赛事审批制度，9月2日的时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超乎意料的批示，力度真的非常大，直接取消了商业赛事和群众性赛事的审批制度，这样的话体育比赛直接面向了社会。

原则上来说，在座的各位都可以在中国组织一个商业比赛、组织一个体育比赛，而不需要任何政府部门的批准。过去由于需要批准，使我们的商业组织的成本变得非常高，成本会直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概念。国务院这个决定是直接惠及于民，大大降低了商业赛事和比赛的成本，最终惠及到球迷、体育迷，包括体育爱好者。当然更大的机会在于，这可以使民间的资本也好、企业也好，进入到体育产业（原来封闭的领域），同时我相信在正确的管理之下，也必定会提高我国未来体育的竞技水平。

杨燕青：这和举国体制之间是否有一些关联？

姚明：是有关联的，中国的举国体制是分成几个阶段走到今天的，刚刚建国的时候，我们和世界的关联不多，体育是返璞归真，完全是强身健体的作用，是教育的一部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需要重新振奋精神，所以喊出了“奥运夺牌，为国争光”的口号。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体育锻炼、体育训练中，所以体育变成了体育部门和一些政府部门的政策、行政权力，服务于振奋人们精神的。

那个时候涌现了大量体育界的英雄，郎平、李宁等等，到现在都激励着运动员。但这些运动员的比赛更多是在海外，在奥运会或者世界锦标赛上，并没有被广大的体育迷亲眼看到。直到200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体育要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大部分夺牌的项目是群众基础比较薄弱的——体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举重，相对于现在的职业篮球、足球、网球来说，观众是比较少的。拿牌的项目和观众的关注并不在一条线上。

这个时候应该更加注重发展职业体育和体育产业所关注的问题了。就要求体育相关部门转型，从原来的举国体制向分类改革转型。金牌对很多人来说还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不能一刀切地把所有的体育都归到举国体制中来，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奥运会你可以看到场上是两个国家的选手在竞争，或者两个国家的球队在竞争，但实际上比拼的是两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培训机制的竞争，可以看得出来，举国体制对那些我们传统强项是有巨大帮助的，夺了无数金牌。但是在篮球、足球这些项目上，我们实力的薄弱一直没有被改变。

杨燕青：我们市场化的实力还没有提升？

姚明：大体育的概念像一个菜园子，不能胡萝卜和菠菜用同样的种法，必须有不同的培养方法，所以要有更好的方法进行分类改革，把市场完全可以承受、消费能力可以带动的体育交给市场完成，这也符合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上所提出来的简政放权的概念。

姚明如何成为姚明

杨燕青：有了简政放权、有了举国体制的转变，中国的体育产业进行分类改革，才可能成就巨大的产业。我们讲公益、讲体育、讲体制，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讲讲姚明本人吧，你小的时候梦想成为考古学家，现在呢？还有什么新的梦想？

姚明：我对历史一直非常感兴趣，在历史中可以学到很多经验教训，而且怎么说呢，历史总是学不够的，我们这一代人总是感觉不到我们的历史是五千年，我们的文化不可否认是有断层的。我非常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至少在我这可以找回来一些，这是我为什么一直喜欢历史（的原因）。

杨燕青：大家对你的印象是特别友善、特别考虑别人的感受，而不是特别霸气、不给别人留情面。在美国的时候，教练认为你总是飘在外面打，总是不肯扣篮。为了激励你扣篮，教练说如果你不扣篮，罚所有的同伴跑步。美国文化对你本人是不是有改变？

姚明：通过体育可以看出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讲究中庸、讲究韬光养晦，篮球是雄性激素非常高的运动，可以看出我和美国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当年的教练非常有意思，他可能是学习了集体主义精神，知道我们最受不了的就是因为一个人犯错让所有人受罚，所以他对我用这个方法，久而久之确实改变了我的习惯，场上并不是那么惧怕对抗，特别是后期完全是主动寻找对抗。

杨燕青：后来你很享受扣篮的过程？

姚明：习惯养成之后是影响性格的，我的性格实事求是讲和2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杨燕青：怎么会完全不一样？能不能讲讲出入最大的点？

姚明：体育运动可以改变学生的不仅仅是身体，更重要的是改变头脑。从我本身的例子来说，个子很高，很多时候不太喜欢出门、不太喜欢和大家站在一起，因为显得太不一样了。通过这20年慢慢的磨练之后，我感觉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如果没有办法回避的话，用一句老话说就是“既来之，则安之”，这还不够，我们不仅要有“既来之，则安之”的被动态度，更要用主动的态度去迎击。

杨燕青：刚才讲到中国和美国文化的区别，有一点是说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个不同的走向。我们特别对你敬佩的一件事情是，你在美国打比赛这十年，每年夏天当所有的美国球员休息、调整的时候你一定赶飞机回中国打中国的比赛。很多球迷认为你休息不够，导致运动生涯提前结束，为你扼腕叹息。重来还会这样做吗？

姚明：重来？看在哪个时代。

杨燕青：就是现在。

姚明：重来的话我觉得会更长一些。因为（人们现在）已经接受了个人的追求，并不要求你无条件地去服从国家队的利益。我必须说如果在十年前，价值观还没有完全改变的话，我还会这样做。当然我已经看到了由于过去运动员们的铺垫，现在有很多中国运动员可以在继续追求个人梦想的同时，也去为国家队服务，创造更加好的平衡。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过程，我们不能去逆转它，只能靠人的认识慢慢提升。

杨燕青：我们也期待这一天快点儿到来。问两个问题，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你的姚基金？成为优秀商人？还是优秀公益人？

姚明：希望姚基金可以惠及更多的人，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为那些孩子服务，也希望有一天，比如十年之后，有一个在我们的培训计划中出来的孩子，感到他也有同样的梦想，回到基金会继续帮助下一代的孩子。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杨燕青：你希望现在四岁半的女儿将来是什么样子的？你希望给她一个怎样的未来？

姚明：我相信自信会带给她最美好的未来，怀着自信的态度，机会是无限可能的。

杨燕青：替大家来问他们心中的偶像姚明，这么多粉丝在这边，最想跟他们讲的一句话是什么？

姚明：别拍照片了。

杨燕青：第二句呢？

姚明：我想说的是，没有你们的话，我的存在是没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