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青奥会已经开幕，与奥运会不同的是，除了比赛本身，本届赛会引发了很多关于体育功能性的探讨及人性化的反思。媒体报道，在赛会期间，青奥村将开展多项活动，鼓励年轻的运动员从现在起思考他们退役后的职业计划，“缺乏对健康的认识及不知道退役后能做什么”成为国际奥委会官员吉尔伯特·菲力眼中，令运动员终止运动生涯的重要原因。

尤其在奉行举国体制的中国，运动员因与社会脱节形成的被动就业观及现实的壁垒，常常使运动员退役后的梦想破碎。即便类似足球这种社会认知度较高的项目，实现退役运动员由“包袱”到“财富”的转变，仍非易事。

“教育法规定老师上课教学要有教师资格证，我觉得这是增加足球教师和教练的大瓶颈。我们希望能通过短期的培训，为退役运动员再就业做出积极有效的服务，也希望能跟教育部门沟通，以便更好地聘请到人才。”今年8月8日全民健身日，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在“谁是球王”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启动仪式上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不能让是否有教师证成为聘用足球老师的决定因素。”

蔡振华提及的现象，已经多年横亘在校园体育和退役运动员之间，“退役下来直接进入学校的运动员很少，没有任何平台和政策为他们创造进入编制的机会。这是目前退役运动员遇到的困难，懂专业，但没有政策上要求达到的高度。” 全国校园足球办公室讲师刘家琪表示，尽管校足办要求布局学校要有一名专业的足球教练或老师，但实施起来很难，“因为没有学校能提供这样的指标”，而对于常年专注训练的运动员而言，考取教师资格证的难度，往往让他们对学校望而却步，社会足球自然成为他们的另一种选择。

“一些足球爱好者会在周末约着踢球，有时会请我去指导一下。” 一名从俱乐部退役的女足运动员告诉记者，退役后，她偶尔能通过熟人介绍去“客串”一下，但频率和对象很难固定。刘家琪表示，目前，国内部分大城市的成人业余足球已逐步开展起来，很多大型企业和小型业余俱乐部，会邀请知名的退役运动员加入或带队，但“名气”是获得此类机会的敲门砖，“知名球员相对好一些，到哪儿都有人用，但很多退役后想干这个但没名气的球员，信息渠道于他们而言，仍然很闭塞”。

在刘家琪看来，成年业余足球参与者的增加，似乎“对中国足球的根本改变起不到什么作用”，但能通过社会关系让更多的人热爱足球，从而“影响到孩子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观。”但现在成人业余足球最大的问题是，经常会出现打架或其他不良状况，从对抗中的普通身体接触上升到挑事，“社会足球的风气并不好，在大中专、开放性体育场地里比赛，常给观众带来很差的体验”。

因此，专业人士的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熊晓正看来，退役运动员可以在群众体育的发展中充当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角色，但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专业队的训练方式不适用于业余球队，从自己练到指导别人练，需要有一个转换过程。”

目前，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分为职业类和公益类两种，公益类通常在晨晚练站点指导老百姓健身，不以得到报酬为目的。而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则是纳入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一个职业工种，且按照项目划分评测，退役运动员的主要流向为后者。据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职鉴管理部工作人员介绍，成为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通常需要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而我国目前评价社会体育指导员下设的47个项目中，已经包含了足球项目，但还没正式开展相关人员的资格认证工作，“正式开展认证工作，需要较长的筹备期，从建立评测标准到编写教材，足球项目的认证体系还没成型。”该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开展的10个项目，多以高危项目和群众普及性高的项目为主。

“我国踢足球的人很少，把在社会上教人踢球作为职业，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不会太稳定。”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刘国永表示，在运动员的职业转换中，因健身市场的发展程度已经可以提供相应数量的岗位，“当前，转轨较好的是健身教练。”

由此可见，社会足球市场的不完善已成为制约足球运动员职业转换的重要原因。“业余爱好者在一起玩儿球，范围很广，但没有更好的统一管理，都是各个城市各玩儿各的，缺少牵头和组织的人。”刘家琪对社会足球的描述，正是熊晓正眼中社会足球市场难以真正红火的原因，“约束发展的有场地问题，但更有对自发业余足球比赛的组织问题。”熊晓正表示，“在民政部门降低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后，体育职能部门应当积极撮合，让草根社团组织的作用发挥出来，让应景的赛事转化为常规性赛事。市场起来了，退役足球运动员便能多一个落脚之处。”

（声明：本文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禹唐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