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运动正在滑向一场慢性危机。

竞争奥运会举办权的城市越来越少。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热情已然冷却。克拉科、慕尼黑、斯德哥尔摩和瑞士的选民以压倒性多数反对参选，乌克兰危机又迫使利沃夫退出了申办，只留下了公众支持度不高的奥斯陆，以及北京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这两家都算不上什么捍卫民主的堡垒。夏季奥运会的前景也好不到哪儿去。

申办2024年奥运会的四座美国候选城市——波士顿、洛杉矶、旧金山和华盛顿——均不冷不热。包括纽约和费城在内的其他30多座城市干脆直接放弃了机会。早就应当进行严肃的反思了，而现在的时机恰到好处。去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选出了新主席：德国人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多年来一直是主办城市在为奥运会服务，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太久了。巴赫应该确保，奥运会要开始为主办城市服务。

起点就是控制举办奥运日益膨胀的花销。上世纪90年代，IOC官方曾经担忧“巨人症”的风险：奥运演变成臃肿不堪的庞然大物，价签高得离谱。现如今，“巨人症”却成了新常态。

蓄意压低估算成本以确保申办成功的做法，几乎本身已成为一项奥林匹克运动。伦敦官方当初宣称，2012年奥运会的开支预计将为38亿美元（约合234亿元人民币），但实际数字却超过了180亿美元。索契冬奥会宣布的估算为120亿美元，实际却飙升至510亿美元，一举超越了过去所有冬奥会的总开销。“神奇画板”(Etch A Sketch)似的经济学可以休矣。

困扰奥运会的，还有蹩脚的经济影响研究。这些研究助长了奥运将强劲助推投资与增长的财政幻想，却从未真正实现，只是让野心勃勃的政客得以推行腐败丛生的恢弘项目。

奥运会开支惊人，举办地的民众却未能获得足够的回报，因为奥运开发项目往往与城市和地区规划脱节。IOC应当创立一个独立机构，汇集像样的体育经济学家、城市规划师和政治学者，从而能够客观地评估申办城市的建筑方案能否实现长远的开发战略。

《奥林匹克宪章》(Olympic Charter)中的规定允许外部专家协助评估申办事宜。这一机构——姑且叫做“独立申办评估委员会”(Independent Bid Review Board)——将事无巨细地分析主办城市的报告，并向IOC的关键决策机构评估委员会(Evaluation Commission)提交建议。

IOC的委员们出了名地随心所欲，忽略技术报告，只管把票投给许下最美诺言的申办地。IOC应当公布委员的投票记录，这样，谁站在了专家证据的一边，谁又置若罔闻，就能一目了然。

急速膨胀的奥运成本可能会压垮举办城市。比如雅典，甚至有人认为，希腊之所以几近违约，要部分归咎于2004年奥运会欠下的债务。场馆成为废墟，破败的纪念建筑被荒弃。

奥运会过后，那些本可以用来资助惠及全社会的基础设施项目的税款，必须用于偿债。与此同时，IOC却跳上飞机奔向下个举办地。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可以避免这种趋势，它将保证开支流向公共交通等真实需求，尤其是地铁、轻轨和公交网络这类可持续的系统。

每两年，狂热支持奥运的那帮人就会释放内心深处的阿尔·戈尔(Al Gore)，鼓吹什么“史上最绿色的奥运”。悲哀的是，现实总是赶不上公关。伦敦奥委会成立了旨在监督环境行为的可持续委员会，不过这家机构没有实权。事实证明，当官方让BP这样的企业成为“可持续伙伴”的时候，唯一的甄选标准就是看谁的钱包够鼓。

奥运会不应该采取散发着“漂绿”意味的付费入场模式，而是需要一家独立监督机构来让各承办地的组委会按章行事。这家监督机构必须有实权，如有必要，有权强制履行可持续承诺并开出罚单。减少奥运会生态足迹的另一项革新是，鼓励有新意的申办方式，可以多座城市乃至几个邻国共同申办。这样做可以分摊成本，减少对新建筑项目的需求。

最后，IOC应让举办城市的遴选配得上《奥林匹克宪章》的崇高准则：违反人权的国家不得承办奥运。北京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时，IOC的成员国对这个决定赞不绝口，认为它是一个迫使中国改善人权记录的手段。我们没见到任何改善。

只有在两届奥运会间隔的年份里，压力才会消失，实施一些清醒改革的机会才会出现。就像国际足联(FIFA)和世界杯(World Cup)一样，变化都是在比赛之外发生的。新主席上台后，IOC必须行动起来——否则未来将再也找不到一个声誉良好的国家来承办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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