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刚过去的8月8日，各地体育系统忙碌异常。2009年，国务院批准将每年的这一天设为“全民健身日”，虽然8月8日对于部分南方地区有些炎热，但暇不掩瑜，在体育业内的大部分人看来，“全民健身日”是最正面的“奥运遗产”。如今，这一天的存在早已淡化了北京奥运会开幕纪念日的意义，而是将全民健身作为对地方体育系统的重要任务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加入考核体系，这是一种正面的推动。

除了将长期存在的“全民健身日”，具象的“奥运遗产”还剩下些什么？也许北京公交与地铁低廉的票价算得上一条，不过随着运营方的巨额亏损及与日俱增的流量压力，调高价格只是时间问题。遗产中最直观的部分，当属那些醒目的奥运场馆——北京奥运会总共起用了37个比赛场馆，其中31处位于首都——除了已经拆除的五棵松棒球馆以及处于荒弃状态、等待下一步处理的小轮车（BMX）、沙滩排球场（这些在设计中本就是临建场馆），大部分的场馆将长久地伫立着，它们中的一些正在试图转型，另一些则可能长期与高利用价值无缘。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场馆群最为引人注目，其所含的七处场馆赛后利用的分化，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属于临建场馆的曲棍球场与射箭场的冷清寂寞，大致是所有人都能想象出的结局，这两个项目在国内群众基础非常单薄，亦无任何附加商业价值，且因为项目对场地的特质要求而导致难以改建利用。

国家会议中心击剑馆名义上亦是“临建”，但临时的属性只针对击剑场地而言，而其母体“国家会议中心”从规划起就设计好了未来的发展途径：成为国内顶级的会议中心，成了北京奥运会场馆赛后利用最佳的案例。伦敦奥运会也有相似的规划，将偌大的ExCeL（即“伦敦展览中心”的缩写）内部分割为五个临时馆，分别举行拳击、击剑、柔道、跆拳道、举重、摔交与乒乓球等七个大项比赛，赛后只需拆除临时看台等设备，即可重新投入使用，而排球赛举办地伯爵宫展览中心也是相同的设计。

相比户外场地，室内场因为转型途径较多，所以利用率相对高得多。在“鸟巢”“水立方”的光芒下，绰号“折扇”的国家体育馆的知晓度要小得多。依照奥运会设计要求，核心场馆群中应包含主体育场、主体育馆，后者承办游泳赛事，近几十年来大多如此。一旦当核心场馆群中建造了多个室内馆，这些同质化的场馆难免遇到赛后利用互相撞车的尴尬。

伦敦奥运会曾在斯特拉斯福德的奥林匹克公园主区域中设计了四个室内馆，最终减 去了一个（将排球安排在伯爵宫），即便如此，水上中心、篮球竞技馆和举行场地自行车赛的Velodrome三处的利用率都是一个问题。北京国家体育馆亦有相似的烦恼，不过在“水立方”立足室内水上乐园的发展方向后，北京政府将国家体育馆的产权及经营权移交给北京演艺集团，也标志着这处奥运场馆将逐渐淡化其身上的体育竞赛特质，虽然一旦当北京-张家口申办冬奥会成功的话，国家体育馆将肯定改建为一处比赛场馆，但毕竟平日里靠数量少且商业价值低的体育赛事，很难维持体育馆的日常运行。

“鸟巢”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在未来不短的一段时间内，这座北京的新地标都将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在北京奥运会落幕后的一两年时间内，“鸟巢”“水立方”都享受到了不菲的旅游红利，但随着2008年记忆与魅力的逐渐远去，这笔收入势必趋向于微不足道。“鸟巢”在商业运营方面的短板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世界各地大型体育场的日常利用，无非职业体育赛事与商业文艺演出两个主项。但作为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不 得不被设计得过于庞大。八万人的超大容积量，决定了不会有太多的商业演出驻足于“鸟巢”，毕竟填满它不是件容易的事，北京又有的是容量合适的户外体育场或不惧天气原因的室内体育馆成为“鸟巢”在商演市场的竞争对手。

而体育比赛也面临同样的选择困难。据信启用“鸟巢”单场的费用在70万元以上，尽管北京在仍不发达的中国职业体育市场中已属发展良好，尽管这里曾刷出了一场意大利超级杯赛票房过7000万元的纪录，但短期内无法找到长期的职业体育合作伙伴，仍是“鸟巢”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而在过去几届的奥运会中，主体育场在赛后找到长期的职业体育“饭票”是一项重要的任务：1996年亚特兰大的桑福德体育场归属乔治亚大学，承办该校校队的NCAA美式足球赛；2000年悉尼的澳大利亚体育场则担任着六七支橄榄球、澳式橄榄球球队的主场任务，赛程排列得相当紧凑；2004年的雅典奥林匹克体育场也拉来当地最知名的AEK足球俱乐部入驻，不过AEK队因破产被勒令降至第三级联赛，对该体育场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且AEK队已决定在2016年租约期满后搬走；而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体育场也于去年正式确定了与西汉姆联队的合作，虽然西汉姆联队的名望不如其竞争对手托特纳姆热刺，但该队盘亘在伦敦东部超过百年，其所属的社区距离斯特拉斯福德不过两站地铁。

“鸟巢”官方名字“国家体育场”中所带的象征性，又令其背负上额外的使命感，譬如地方俱乐部队能否常年租用它，又譬如它能不能出售冠名权。在体育市场发达国家，体育场馆的冠名权出售是一笔稳定的长期收入，如果德国的足球场与美国的四大职业联赛体系的体育馆，大多带有商业品牌的冠名，即便是更传统的英格兰足坛，如今也开始这类尝试，阿森纳的酋长球场、曼城的伊蒂哈德球场等都卖出了不菲的价格。而悉尼的澳大利亚体育场虽也带有“国家”含义，不过其于2002年至2007年期间就将冠名权售于澳洲电讯，如今则“改名”澳新银行。而北京奥运会场馆中的五棵松篮球馆亦获得万事达的冠名，但一旦当“鸟巢”谈及冠名权，则势必形成争议，卖给谁，卖什么价，或许都会被一部分人上纲上线地议论。

2003年，中信集团、北京城建集团和美国金州控股集团组成的联合体中标“鸟巢”项目后，与政府出资人代表（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组建了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国家体育场的投融资和建设工作——“鸟巢”就此成为国内首例实行BOT融资模式（私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兴建的大型体育场馆，但这一模式在奥运会落幕一年后就宣告失败，中信联合体放弃了30年特许经营权后，北京市政府重新成为国家体育场的大股东。虽然在经营拓展方面，“鸟巢”做出不小的努力，但毫无疑问，在北京奥运会后并未获得飞跃性成长的中国体育市场，并不足以支撑国家体育场的市场化运作。

在国家体育场官方网站列出的“鸟巢”2014年的活动安排表中总共只有16项，除了欢乐冰雪季、《鸟巢吸引》演出季、《驯龙高手》大型舞台秀与带有公益性质的儿童体验中心，其余均是为期不超过三天的短期项目，这其中又有青少年棒球赛、橄榄球赛等数项纯公益活动。虽然经营方经过努力可以维持国家体育场的日常运行，但因为其国家象征的特殊性及其带来的诸多束缚，以纯商业化模式偿还贷款并实现盈利，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批评者看来，“鸟巢”有成为“白象”的趋势。如果站在将“鸟巢”及部分其他奥运场馆视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的角度时，这一趋势确实存在。数量多，投资高，规模大，同质场馆又相对集中，大多数奥运会的主场馆群都面临相似的问题，且始终没有找到太好的解决方式。而若将主体育场视为公共设施，那么或许“白象”有一定的存在意义，作为地标与象征，并有承担举办公益性活动与大型体育赛事的义务。

如何定义这部分“奥运遗产”的价值，目前仍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或许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当遗产中的另一部分——全民健身日的设定以及全民健身理念的推行，开始逐渐培养中国国民投身体育的意识，从而带动体育市场的成长，场馆的价值才有进一步挖掘的基础。而这个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也一定无法通过一届仅仅持续两周的奥运会就可以实现。

（声明：本文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禹唐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