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攀人的眼里，桂林的山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爬的。

提到桂林，大多数人的印象，恐怕还停留在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山清水秀，二两米粉十块钱一碗——这几乎构成了外来者对这座城市的想象。

“阳朔山水甲桂林”，很多人远道而来，只为亲眼目睹“20元人民币同款”的位于桂林阳朔的漓江风光。仅仅是今年上半年，涌入阳朔的游客数就近15万人次。

但鲜少有人知晓，关于阳朔的山，还存在着另一种叙事，那就是围绕野攀生长起来的人与事。

所谓野攀，即野外攀岩，就是在真实的山壁上攀登。在野攀人的眼里，阳朔只存在两种人：攀岩的人和不攀岩的人。这些人对待山的想法和大众游客有点不同，他们会说，山是用来爬的，不是拿来看的。当我问他们：你看到山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无外乎：这山能不能攀？

嘉嘉，这位染了一头红发的女孩告诉我，如果一座光秃秃的山突然矗立在跟前，她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这里肯定有人开过线”。开线，是指在一块岩壁上首次勘探一条新的攀岩路线的过程。整个阳朔最有名的“开线狂魔”，是人称“县（线）长”的邱江。

两年前，还是野攀小白的嘉嘉刚到阳朔，她先去了大名鼎鼎的白山。刚到山脚下，她左右环顾，“你懂吗？就是震惊”。回忆起白山时，她把两只手臂张开到极限，激动地说：“在别的地方没见过那么大面积的岩壁。以前在别的地方爬，一座山上可能就四五条线，顶多就10条。”而光是白山，宽至150米的岩壁上就有多达75条难度不一的路线。

那个瞬间，她感觉自己彻底爱上了阳朔，并且再也回不去那种被一些阳朔岩友称为“冰冷盒子”的人工岩壁。事实上，整个阳朔每年平均接待攀岩游客高达60余万人次，但却仅有1家提供人工岩壁的岩馆。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自然岩壁，谁会专门跑去岩馆抱石呢？

嘉嘉当时看着白山，心想：“这肯定是中国最好的。”直到有一次，她去了雷劈山，同样是阳朔的经典岩场。她抬头一看，“怎么这么高？就像被雷劈成了两半”。这回她又被震住了。在阳朔，这样的震惊时常发生。

神奇的是，连小卷这个土生土长的阳朔人也有类似的感觉。我们坐在小卷开的音乐餐吧里，他开始细数最近流行起来的山地运动——天上的旧式飞艇、水边的溯溪、山上的野攀，山所赐予的东西实在太多，他认为这是阳朔独有的。

野攀似乎是理解这座西南小城的一条暗线。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托德·斯金纳（Todd Skinner）来到阳朔，在月亮山上开辟了第一条路线后，阳朔野攀的种子就此播下。在这30多年中，经历几代岩友的耕耘，阳朔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野攀爱好者的“朝圣地”。

在阳朔，有苦心琢磨攀岩的“硬核派”，也有把攀岩当作爱好的“娱乐派”。无论你是哪一派，总能在阳朔的岩壁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可以这么说，攀岩已经成为阳朔人的生活方式。“就好比我抽烟、喝咖啡一样，一旦脱离了它，你就感觉生活失去了一些东西。”小卷笑着说自己是个菜鸟，但不妨碍他依旧热爱攀岩。

曾经的西街，到处是新鲜的空气

阳朔的攀岩文化，最开始也是舶来品。在20世纪90年代，阳朔的攀岩路线绝大部分是外国人所开，最早“吃螃蟹”的，就是托德·斯金纳。

托德算是第一批来到阳朔的外国旅客，他是被朋友山姆说服来的。起初，他们并不是在偏远的山路上找路线，而是在卖纪念品的商店里。在那些印着秀丽山峰照片的明信片和扑克牌上，他们寻找着适合攀爬的岩壁。

那一年，托德在月亮山上开辟了阳朔第一条线路，“高高在上”（proud sky），难度5.12b（根据目前广泛用于野攀路线定级的“YDS难度体系”，5.12b以上的路线属于攀岩专业级，数字越大表示难度越高），这标志着阳朔野攀历史的开端。

当时两个老外走在路上，常常引起当地村民的好奇围观，但并非因为他们的白人面孔。当时已有不少老外出没在阳朔的街头巷尾，然而像他们这样背着攀岩装备在山上攀来攀去的，村民还是头一回见。

在当时，开辟攀岩路线，如同外来者在一块飞地上重建新的秩序。

离开中国后的第二年，托德又回到了阳朔。他在筹划自制纪录Climb International（直译为《国际攀岩》），记录其在阳朔探索新岩壁的过程。也是从那时起，阳朔开始进入热爱户外运动的外国人的视野。

当托德在岩壁上打钉和安挂片时，小卷还在上幼儿园。小卷出生于1987年，那会儿正好是外国人来华旅游呈爆发式增长的时期，而桂林作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

小卷从小就住在如今最繁荣的西街边上，他所就读的幼儿园位于龙头山码头下来的滨江路上，这条街曾是游客下船后的必经之路。在小卷的记忆中，从轮渡上下来的大多是洋人面孔。大巴车就停在街边，导游领着他们去西街，到了就停下来喝杯咖啡。

20世纪90年代起，外国人纷纷在西街开起了餐厅。据小卷回忆，当时每家店的外墙都漆着不一样的颜色，整条西街就像彩虹小镇似的。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人在国内，却似在国外。父母常让小孩到街上和老外说“hello”，练习英语。

整个童年和青春期，小卷是眼看着西街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千禧年前后，西街开满了酒吧、CD店和卖手工艺品的铺子。艺术家和背包客穿梭在同一条街上。当然，攀岩的人也出没在那里。

不同圈子的人都生活在同一条街道上，大家相互间都会交流，这就造成文化多样化的景象。“那时候的阳朔给人的感觉是足够纯真，足够自由。在城市里，或许你得武装好自己。但来到阳朔，你爱干吗干吗。”小卷说。

在小卷的岩友圈里，“县长”邱江代表了他在那个时代见证过的生活方式。

2003年，邱江在阳朔无保护攀登了拇指峰上一条名为“新年快乐”的长度约120米的结组线路，刷新了当时国内徒手攀岩的最高纪录。该攀登过程被制成微电影《一个攀岩者的白日梦》。

在电影中，邱江没有穿上衣，留着一头长发，胡子拉碴。镜头不断拉近，他念起一段独白：“那年，我27岁，在阳朔混了两年多。没招过谁，也没惹过谁。每天攀岩、泡吧，日子过得还挺不错。”

下榻一个属于“脏包”的客栈

2015年3月，人称“校长”的张勇在白山上开了一条5.13b路线，并将其命名为“江缘客栈”。这个名字所对应的，正是一家当年阳朔攀岩圈中几乎尽人皆知的客栈。“来攀岩，找江缘”，这里一度是岩友们的集散地，也是供大家吹牛的公共空间。

当时共同经营这家客栈的是张勇和他的老岩友——一个叫八月的北方女孩。在最初接触野攀的几年里，八月曾过着一种上海—阳朔两地跑的“双城生活”，后来她干脆把家搬来了阳朔，在这里定居。

2008年，八月第一次来阳朔。来之前，她听说阳朔是一个小镇，眼前立马浮现一幅中国南方农村的画面。她着急地问朋友，要不要带这个，要不要带那个，买不到东西怎么办。朋友只觉得很好笑。抵达后，她被眼前的繁华景象吓了一跳：“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灯红酒绿。”

当时，岩友们都聚集在西街片区，松弛到攀岩“搭子”甚至可以从街上“捡来”。岩友通常穿着不修边幅，看起来很“野”，走在路上或许就被人问：你们去干吗呢？明天你们去哪儿爬？我跟你们一起玩行不行？

和很多人一样，八月在阳朔疯狂地爱上攀岩。起初，她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往返上海和阳朔，有时是坐晚间航班到桂林，再乘大巴到阳朔；有时则是在火车上摇晃一整夜，天亮后直抵阳朔。在岩壁上，她只能听到风的声音，并忘情于这种感觉。

2010年，她接手了江缘客栈，和朋友们一起经营。2020年疫情期间，江缘客栈关门易主，一时之间岩友没了个重要的根据地。不久后，一个老岩友在电话中问八月：“怎么江缘没了？”她的难受劲儿才一下子涌上来。

于是，她下定决心开一家新的攀岩客栈，就叫“八月客栈”。客栈一楼是一个宽敞的客厅，常有岩友前来唠嗑。在后院，她专门设了一块人工岩壁“月亮板”（MoonBoard，一种用于攀岩训练的人工岩壁，通常由一块倾斜的攀岩墙和特定排列的攀岩点组成），供岩友们使用。她在慢慢接近自己想要打造的“理想之地”——一个可以让岩友们一起训练、聚会的场所。

8月下旬的一个夜里，嘉嘉和小卢结束了下午的攀爬，她们没有缘由地聚在了八月客栈的客厅里。她们坐在沙发上嗑瓜子，闲聊，抚摸小狗，或者刷攀岩视频，相互切磋琢磨一条路线的更佳解法。这是她们的日常。

26岁的嘉嘉是阳朔的新生代攀岩者，她曾在昆明一家岩馆当前台，顺便磨练攀岩技术。刚见面时，嘉嘉用一个词介绍自己——“dirtbag”（脏包），这是纪录片《攀岩浪子》中的主角弗雷德·贝基（Fred Beckey）对自己的评价。

这个词所代表的，是那些没有工作或者主动放弃高薪工作的户外狂热者。他们几乎脱离社会规范，宛若与山岩为伴的流浪汉。毫无疑问，贝基是“最完美的脏包”，他这辈子几乎只思考与攀登和女人有关的事。

那天晚上，在客栈中讲话最少的小卢，也许是我在阳朔见过最不寻常的“脏包”。

小卢是钦州市灵山县人，结了婚，有小孩，曾在家乡经营一家餐饮店。2013年，在QQ群认识的朋友告诉她，灵山有可以攀岩的地方。当时她什么装备都没有，屁颠屁颠地就跑了过去。安全带、绳索都是用别人的，脚踏着一双运动鞋就上岩壁了。往后几乎每个周末，她都在早晚班间的空档奔去岩场。

很快，灵山的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小卢。她听说阳朔的路线丰富，很快就辞掉了工作，只身一人坐大巴到阳朔。

起初，她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想着自己有手有脚，总归饿不死。于是，她在西街上摆摊，早上卖煎饺，摊子一收，下午立马赶去攀岩。这样的生活维持了大约一年。

攀岩、酒精和音乐，一切与多巴胺有关

中国有两大野攀社区，北方有北京密云的白河，南方有广西桂林的阳朔。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阳朔和白河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气质。

白河的攀岩社区有一套较成熟的协调机制，而阳朔的攀岩社区，更像野蛮生长的中外混合物，制定规矩在阳朔显得尤为困难。这当然与社区自发生长的特质有关。

在阳朔县旧县村一家老岩友开的客栈里，老板今今跟我讲了一个据说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的故事：“当时有一架载满走私大麻的飞机失事了，然后被一群攀岩者发现了，他们拿（大麻）去卖了很多钱，再用这笔钱换了很多酒。”

她摇了一下桌上的啤酒，告诉我，在阳朔，攀登跟酒是分不开的。

进入90年代末期，中国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阳朔的岩壁上。1998年，西唐离家后从桂林市区来到阳朔，先是到巴克兰（Buckland）学了一年英语，这是当时阳朔第一所外语学校。混迹西街的那几年，西唐在酒吧打过零工，还兼做英语导游。后来，他结识了一个慕名来阳朔攀岩的加拿大人，跟他学起了攀岩。

1999年，“喀斯特”中西餐厅在县前街开业，这可能是国内第一家攀岩俱乐部。老板吴小燕同为攀岩爱好者，她一边开店一边带酒吧的客人去攀岩。

2000年，人称“老铁”的吕铁鹏在县前街开了第一家攀岩主题的酒吧，名为“理查德”，就开在“喀斯特”的附近。2001年，老铁拿到了中国登山协会第一期攀岩教练培训班的资格证书，编号为001。

当时，酒吧里建有一小块人工岩壁，每天晚上聚集了很多来阳朔的攀岩爱好者。每逢周末，他们就办一场小型攀岩比赛，奖品常常是一瓶啤酒或一件T恤。比赛结束后，大家就聚在酒吧彻夜开party，有时甚至会吵到把警察惹上门。

后来“理查德”改名为“中国攀岩”，承载了好几代攀岩者的记忆。如今阳朔攀岩协会副会长阿邦就是从中国攀岩走出来的。2005年，初中没毕业的阿邦来到阳朔第一次打零工就是在中国攀岩，当时50多个员工中，超过一半是外国人。阿邦每天就跟他们同吃同住，有一天，他从床上弹起来说，“我听懂了你们在聊什么了”。

新世纪的头几年，是阳朔攀岩俱乐部的爆发期，“西唐”“黑石”“蜘蛛人”等攀岩俱乐部相继成立。在那个年代，攀岩往往诞生于酒吧，仿佛就没有攀岩人不爱喝酒。

至于小卷这个阳朔人，曾被父母送去桂林市区念职高，继而在桂林组建起自己的乐队。后来实在待不住，他就回到阳朔，开始教人打鼓。也就是在20岁出头的年纪里，他遇到了那帮看起来像嬉皮士的岩友。

当时“县长”邱江爱玩雷鬼乐，“校长”张勇则跟着小卷学练手鼓。他们玩完音乐后，就一起跑到县前街的桥附近霸占摊位。那几年，阳朔还没有城管前来驱赶，整条街都坐满了以摆摊为生的岩友。

2010年往后，小卷逐渐察觉到西街在变。他曾常光顾的酒吧陆续关门，越来越多在门口招揽客人的夜店占据了这个街区，小卷认为这是城市club文化在阳朔的植入。这让他感到有些无所适从。于是在2013年，他决定开一家自己的音乐餐吧，目的是让老朋友们有个“根据地”。

西街在变，阳朔的攀岩社区似乎也在变。八月说，就拿开线的风格来说，现在新开的线路和20年前“老炮儿”们开的线路，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现在的路线开得更安全了，或许人的冒险意识慢慢淡了，对危险的承受能力会弱一些。而以前的人更奔放，他们连挂片的位置都可能打得远一点。”

当然，开线的成本对开线方式亦有所影响。常驻阳朔的攀岩摄影师TC称，在过去，挂片需要从国外带回来，且价格较高，这对于岩友来讲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随着国产挂片的普及，开线者对挂片的使用也更加自由。

这几年来，小卷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就是如何打通音乐和攀岩之间的“壁”。他曾自筹办过三届音乐节，试图将攀岩文化融合进去，例如专门规划一块地，放上一些运动装置。不过，他自认这样的融合尝试有些失败，大部分人也只是在装置一旁干看。

去年，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在岩壁上进行乐队演出。他和几位岩友临时组成了一支四人摇滚乐队，用专业攀岩器械把自己和乐器悬吊在一面岩壁上，随后拍摄表演视频。小卷称他们的团队为“阳朔野崽”。在桂林话中，“野崽”常常用来斥骂那些不合时宜的人。他觉得这很符合团队的气质。

最后，我问小卷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他说，自己从小做音乐，听朋克长大，歌词中都在教人何为爱与和平，这就是他在学校外所接受的“教育”。而这一切，都转化为他的社会责任感。

这不是什么很宏大的理念。“不管是攀岩还是音乐，都是阳朔的一种生活方式。要怎么把这两样东西做一个连接，让更多人参与到社区里，这比赚钱更让我感兴趣。”这也是他努力在做社区“黏合剂”的缘由。

本文转载自新周刊，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广西这个地方，据说是全世界户外人的“耶路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