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中国足球协会发布了关于职业俱乐部政策调整的文件，其要点有四：有条件接受职业俱乐部的异地迁移；取消新升级俱乐部在升级一年内不得进行重要股权转让的限制；允许俱乐部在2024-2028赛季对所属球队冠名；而中超联赛俱乐部外援可注册6名、出场5名，更是史上第一次。

新规动静之大，是罕见的。以外援新政为例，多年前是“出场3名”、目前是“出场4名”，下赛季允许 “出场5名”，这将带来龙卷风一般的冲击力。而3年前实施的“冠名新政”至此已完成政策基本面的转变，只留下“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的外衣。从当初强推到如今回撤，堪称大变。

舆论对新规一时争议不休，有人认为这是朝令夕改，有人认为这是务实而为。

中国足球经不起折腾是共识，但中国足球的政策经常调整也是公认的事实，例如，外援政策十年间就改过多轮。对这种改了又改的局面，关心中国足球的人怀有复杂的情绪。政策当然应该保持稳定性，但前提是科学决策和施策，基于今时今日的情势，足协调整政策确实有其必要性。不夸张地说，这关系到俱乐部乃至联赛的生死存亡，非调整不可。

中国足球已经步入历史新低谷，国足近期连败于“传统弱旅”、在亚洲竞争力持续减弱只是表象，真正的致命问题是，不少俱乐部生存堪忧，联赛根基不稳。统计数据表明，2018年至2022年，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联赛已有44家俱乐部被取消相应联赛的注册资格，这一数字创下新高，也敲响警钟。

离场的俱乐部多数因深陷财政危机，欠薪及各类纠纷已让他们难以为继。令人更为忧虑的是，现存的俱乐部中有一部分也挣扎于生死一线。

联赛是一国足球之根本，是重中之重。在联赛都危机重重的氛围中，提升国家足球实力、在外战中拿出强力表现只能是空谈。

显然，让俱乐部先“活下来”，是谈论一系列重大命题的先决条件。而“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拿出非常举措，很难给困境中的俱乐部注入生机和希望。

以下三个问题关系重大，不可悬而不决，这也是足协此轮政策调整的出发点。

其一，“冠名障碍”亟待解除。中性化冠名的确是发达足球国家的标配，但对中国足球来说却是短期难以抵达的理想境界。对国内的俱乐部来说，商业赞助往往是救命资金来源，目前国内俱乐部能自给自足的不多，发展根基也不牢固，外来投资却能有立竿见影的作用。要让投资人产生投资意愿，就必须在冠名上放开，体现投资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为嗷嗷待哺的俱乐部输血。

其二，外援政策需要强化。外援对于国内俱乐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仅中甲“看外援”，中超也“看外援”，甚至亚冠也“看外援”。实行“注册6名、上场5名”的政策，对接了亚冠政策，可以让中超俱乐部在外战中不吃亏。在本土球员青黄不接、引入顶级内援又很难的状态中，增加外援名额能在短期内提升俱乐部实力新政也将外援出场机会增加到极致，减少了外援资源浪费，有利于增强俱乐部引援积极性。

其三，异地迁移需要重启。俱乐部的异地迁移现象早已有之，常因俱乐部对城市的“忠诚度”问题而遭球迷和业内责怪。但不可否认，对于某些举步维艰的中小俱乐部来说，另寻他地重起炉灶，从地方优惠政策中获得更多机会，不失为一种谋生之道。

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在现阶段帮助俱乐部，对提升联赛观赏性、重振球市也大有裨益。

当然，政策调整就意味着游戏规则的改变、既得利益的重新计算、舒适区的打破，有可能造成观念冲撞甚至形成新的矛盾。例如，“更多外援”挤占本土球员位置，就引发不少人的担心。但既往一系列保护性举措并没有助推本土球员的快速成长，反而造成“高薪低能”“恋栈”现象，何不全方位激发“鲇鱼效应”，倒逼本土球员发愤图强、逆流而上？此外，也有人忧虑异地迁移会引发乱象，但只要坚持有限“开禁”、严加规范、强化监管、遏制灰色交易，就可以消解乱象苗头。

值得一提的是，此轮政策调整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毕竟是被逼无奈采取的对策，究竟符不符合足球发展规律，尚需置于世界足球发展大局中研判。既不能把“改来改去”当作理所当然，也不能惮于压力和阻力停顿不前。要做到在稳定中求发展，就必须吸取朝令夕改和不思进取的教训，以高层制定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为足改框架，扎扎实实、坚持不懈地贯彻落实，逐步让中国足球恢复元气，重新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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