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榕江站下车的旅客们彼此心照不宣，正对面一块告示牌说明了一切——“贵州‘村超’欢迎您！”

距离车站六公里的县体育馆是外地人的目的地。体育馆并不难找，它旁边一栋高耸入云的写字楼挑明了地址，楼体正面挂着的通红色标语印着几个大字：“贵州村超，人生就该有追求（球）”。

比赛开始前一个小时，体育馆内已三层又三层地站满了人，尽管这几万人当中有很多的人视线看不清比赛。他们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生怕丢了位置，无法再从人群中挤进原位。他们大多数是当地村民。

解说员和主持人站在体育馆的最高处，握手话筒，拉长声音喊着“欢迎来到贵州村超现场”。

所有人目光投掷在球场中央，一群老师、餐馆老板、建筑工人、农民在场上对抗激烈、拼抢积极、脚法不按常规出牌、上演着“倒钩”“世界波”等球技。一场比赛有9个换人名额，但没人愿意主动下场，几乎人人打满90分钟。有球员说，穿上球衣就等于穿上了战服。

“村超”全名为“贵州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参赛队伍有20支，以各个村为单位。从5月13日开始，每周五到周日连续三天进行比赛。周六更是被称作“超级星期六”，贯穿着当地民俗表演，比赛从下午3点半开始，进行4场球赛，持续9个多小时。6月17日（星期六）当天，现场观众人数已有8万人左右。当凌晨球赛接近尾声时，全场还约有2万人尚未离去。

“村超”是除梅西之外，中国足坛今年最火的焦点，社交媒体的传播，更是让“村超”火遍全网。“村超”的举办地榕江位于贵州的东南部，地处湘黔桂三省结合部中心地带。全县面积为3316平方公里，总人口有38.5万人，其中苗、侗、水、瑶等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83.9%。

“村超”出圈，足球名人们也渴望来到榕江一探究竟。5月13日，体育名嘴韩乔生亲临现场解说，感叹“村超”接地气；6月22日，前国脚范志毅抵达榕江，第二天率领球队“果洛藏族自治州阿尼玛卿足球联队”，对阵榕江代表队；下个月陈百祥、谭咏麟等所在的香港明星足球队也将出战。

业余者的球赛

6月17日下午，忠诚村66号球员荣伟良的一记倒挂金钩，惊艳了在场几万名观众。皮肤黝黑、身材瘦小的他是一名39岁的老将。但这粒进球和全场飞奔并没有为球队赢下小组赛3分积分。他感到很遗憾，也下定决心要加强训练，争取下一次为球队赢得比赛。

荣伟良是南方电网一位职员。从11岁开始，足球是他几乎唯一的娱乐活动。“每天放学，我一个人就抱着我们班的球，自己跑到一个那么小的球场去踢，自己就算一个人，也不觉得孤独，那种感觉真不知道怎么形容，好神奇。”荣伟良说。

高中时，他所在的榕江一中组织了校园比赛，有体育老师指导，荣伟良真正开始了所谓的足球训练。100米长50米宽的沙石地足球场站了60多个学生，带球经常撞到人，无法辨认守门员是谁。

2008年，荣伟良参加工作，进了当地供电局，时任领导喜欢足球，连续举办了三届“榕江供电杯”足球赛，当地县域的16个工作单位各自为球队，村民的庆祝从老城区游行到新一中体育馆。

自那以后，县体育馆正式建成，县足协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足球赛事，并从一类赛事发展到三类：“足协杯”“周末超级联赛”“新春杯”。如此一算，荣伟良已经踢了30年的足球，但仍自觉“不厌倦，还有一颗拼搏的心。”

榕江有无数像荣伟良一样的球员。他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训练。他们各自的球队并没有“教练”，只有“队长”。队长是日常训练的组织者。

荣伟良以所在村“忠诚村”为单位参加“村超”。队长在微信群发布号令：周一到周四常规训练，早上七点在县城的大桥下集合，沿着滨江大道跑，最少跑3公里。根据训练安排，有时在健身房进行无氧和力量训练。足球训练计划则由球队的体育老师、健身教练队友们负责制定。

不同职业的村民私下搭伙各自组建了自己的球队，此次参加“村超”比赛，球队的成员就回到了各自村队，类似于足球俱乐部的成员回国家队效力。

榕江的足球赛事，从下到上均为民间自发组织，包括此次“村超”的组织单位——县足协，由一个主席、三个副主席，15个委员组成，他们全都是足球爱好者。一开始，15个委员由老一辈足球爱好者组成，后来经过这15个委员投票选出主席、副主席，投票中不能写自己，是自发组织而成，榕江县体育训练中心负责主管监督和指导。

目前县足协的主席是当地建筑公司的一位老板，副主席分别有：一个学校的校长、一个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一个高中的体育老师。而“村超”三位裁判员，一个是担任校长的县足协副主席，一个是餐饮店的老板，另一个则是当地体训中心的职员；解说员包括足球爱好者、当地银行支行行长、担任足协副主席的那位体育老师。

全县运动

榕江县的足球文化土壤肥沃，在“村超”之前，榕江县每年都会举办各类足球比赛，已连续了几十年，鼎盛时期有40多支球队，还有按街道为单位的“街道杯”。据说，榕江县目前有27个标准的足球场，几乎一半的孩子拥有自己的足球队服。

“村超”比赛开始前，孩子们会抓紧时间踢上一阵子球。他们没有统一的队服，有些穿着小学校队的球衣，有些则是自己的衣裤。有的孩子甚至把拖鞋扔在一处，光脚上场。大孩子鼓励着年纪小的孩子上前拼抢，并安慰没有抢下球的他们，口中时不时喊着，“弟弟，好球”“没关系，再上去抢”。

走在榕江县城的大街上能随意碰到抱着足球的孩子，他们的目的地是当地27个足球场中的一个。这些球场不会被大锁拴上，也不会“空闲”到长青苔，几乎每天都有比赛，十多年来一直如此。

今年40多岁的赖蕾从上世纪80年代接触足球，一直踢到2017年。她是当地侗家蓝靛染技师，目前正在用传统印染技术为范志毅设计“村超”球衣，以及设计“村超”的吉祥物和logo。这些项目都是她主动请缨。她最近一次的朋友圈写道：“白天插秧，晚上为‘村超’加油”。

2000年左右，赖蕾的弟弟从西安前往北京，参与鸟巢设计。刚到西安机场，他就给赖蕾打电话，询问当天足球比赛的赛况。当得知他所在村输掉了比赛后，一气之下没上飞机，又回到榕江踢球，并当上了村的领队兼足球队长，每年组织村内的足球比赛。而今年她86岁的母亲也坚持要去现场为“村超”加油。因为她所在村没有电子屏幕能看到比赛现场的转播。现场这位86岁的老人由另一位老人搀扶，手握着小红旗，满脸笑意地在空中挥舞。

赖蕾此次组织了她所在村村民的助威游行，不少村民直到半夜还在练习竹笙表演，只为了能在“村超”现场露个脸。当他们得知要在球场正中央表演时，胆怯得不敢上场，说自己还没练习好。随后看到现场如此热闹时，又后悔当初没选择站在球场中央。

扎根土壤的足球群众基础是有迹可循的。据1999年出版的《榕江县志》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广西大学迁入榕江，将足球运动传入榕江。大学生们在学校围墙内踢足球、打篮球、打乒乓球，围墙外是好奇张望的当地百姓。后来，“足球热”慢慢地传到了围墙外。

“村超”发起人之一、现场导演杨亚江介绍道，1999年，村里的稻田被洪水冲走，后征得当地百姓同意，集体修建填平了一个足球场，但不幸在2005年又一次被洪水冲垮。虽然没了球场，但杨亚江记得，每次举办球赛都会得到老百姓敲锣打鼓的游行支持。“当年组队时，我们手写鸡毛信，信封贴了三个鸡毛，上面写着邀请某某村队参加比赛，到各个村去张贴。”

杨亚江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足球。当时足球较为封闭，只出现在校园内，足球偶然被踢出墙外时，杨亚江抱着足球就跑到沙地上，自己踢着玩耍。到了现在，一辈又一辈的足球痴迷者想尽办法在周末踢球，榕江县体育馆的球赛日程从早上排到晚上，几乎没有空隙。

此次“村超”也是榕江历史上第一次有政府介入的足球赛。但政府只负责志愿者、安保、转播、电力供应等保障工作，涉及足球本身的依旧是民间主力。据参与“村超”组织的人士介绍，年轻的（1986年生人）县长经常凌晨在工作群发布提醒：“要保持足球本质，避免失真。”

回归与慰藉

解说员张明涛是个资深足球爱好者，应邀来解说“村超”。他第一次解说足球，也是第一次看“村超”。场内几万个观众人头攒动、球场上业余球员热情比拼，他未料到现场氛围如此浓厚。他也好奇，“村超”怎么这么火？

张明涛解说比赛时，常常会脱口而出：“内马尔彩虹过人”“齐达内马赛回旋”等等。但从一位多年资深球迷的角度来说，这些类比只是为了增加传播效果，活跃氛围。他深知，球场上业余球员的球技必然无法与专业运动员相比较，然而与职业足球赛赛不同的是，“‘村超’让足球回到了本真的状态和面目时，其实特别打动人。”

球员的拼搏劲儿给张明涛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支球队排名靠后，但“作风非常好”，球员在球场上敢于拼搏、满场不懈地飞奔。“虽然最后没进，但意志力非常顽强。”张明涛说。

通常而言，实力较弱的球队会保守，为了比赛成绩，会在场面上踢得很难看。但在“村超”，即使实力有差距，大家也会打得很开放，比赛很有观赏性，即使最后一分钟双方还在积极进攻，“这似乎有点违背职业比赛的战术原则，但村超踢的是最真实、最纯粹的足球”。张明涛说，在职业联赛中，因为比赛已经高度程序化，有时看起来不免枯燥，如果不是顶级球队的比赛，一般都不会看。当看到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球员时，会很激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梅西的原因。”

榕江当地一位老师曾告诉张明涛，早年间也有职业足球队到当地选拔，但因为当地人身高和体型不符合标准，就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张明涛解释道，不同于中国乒乓球有广大群众基础，先量选后质选，中国踢足球的人基数少，又急功近利，只能选择一些身材强壮、高大、速度快的苗子，送到巴西等球技高湛的国家培养。然而，踢球并不是简单比身体，还需要“球商”，也就是个人的判断力、敏锐度和想象力等，这些能力并不能从表面作出判断。他笑称，如果梅西在中国都有可能被选漏了。

但“村超”爆火侧面反映出了中国庞大的足球群众基础。“民众看到这么精彩又真诚的比赛，没有理由不激动。某种意义上，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村超’上，有了期待，算是一种慰藉。”张明涛说。

足球梦想

另一位“村超”解说员赖洪静是榕江一中的体育老师。2005年，赖洪静从贵州师范大学足球专业毕业回榕江，带队高中足球队。训练的7年过程中，没有任何比赛参加。孩子也问他，“我们为什么要训练？”，赖洪静只能善意地欺骗他们，“马上就有比赛了，再坚持一下。”

2015年，国家教育部有一个法国留学的足球申报项目，学校领导让赖洪静试着申请。但赖洪静对自己没有信心。他心想，这么好的足球项目怎么可能让一个基层足球教练申请上？经过专业测试，加上不错的带队成绩，赖洪静最终以贵州省第一名的成绩如愿去了法国留学。

法国经历让赖洪静看到了从业余向专业跨越的可能性。作为教师的他，也知道有一些学生希望将足球作为职业发展。

平永村队19岁的队员韦昊目前在贵州一所大专学校读工程专业，每周末赶最早一班的动车回榕江参加“村超”，随后再赶最晚的车回学校上课。“穿上我们村的足球服，就像穿上中国国家队的队服一样，站上球场，那种感觉就上来了。”

韦昊去年报考了广东佳茵学院的体育单招，结果失利落榜。韦昊虽有不甘，但也无能为力。他没有考虑复读。由于需要到沈阳报考，机票费、报名费等相关费用已让家里负担不小。加上竞争越来越激烈，他失去了成为一名足球专职人员的动力。

他还自责缺乏实力才所致这一切，“没有那个实力就当做一种爱好，但是我觉得这种爱好挺好的，就像一个朋友，有什么烦心事郁闷就去踢球，释放自己情绪，感觉挺好的。”

韦昊曾是赖洪静的学生。“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乏专业的基层教练、最基础的系统化专业训练。”赖洪静说，榕江一中已经搭建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体系，加强青训投入。球员从小学到高中必须要在这个体系范围内训练，中途不得离开。但即便如此，这些都与专业训练差之千里。

“中超、中甲等比赛俱乐部有自己的梯队，各个俱乐部从少体校、拥有足球特长的重点学校挑人，部分球员靠球探去发现。而从业余到专业，有三个区分标准，第一，投入时间多少；第二，训练方法是否专业；第三，参与比赛的质量。”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也被“村超”所吸引，他希望对足球极富朴素热情的“村超”球员们未来也有机会参与到专业的培训和选拔体系，获得更多的展现机会和专业比赛检验。

对于一毕业就回家乡抓青训的赖洪静而言，专业化是他迫切希望改变的方向，他希望带领学校里的足球少年们可以从“村超”踢到更大的球场。然而对于更多的榕江人而言，足球只是健康和快乐的来源，有几场“村超”踢一踢足以。

即便“村超”结束，忠诚村66号球员荣伟良还会在每周末续上自己的热爱，约上其他俱乐部的球员踢友谊赛。他并没有固定的对手，临时约人，凑够人数就踢一场，享受当下才是他的足球追求。

本文转载自经济观察报，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村超”故事：在中国乡村，踢一场纯粹的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