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红山口会议”至今，已31年。

彼时在北京西郊红山口，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义正词严地跟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体协和足球重点地区的98名代表强调，中国足球存在“四不”现象——“不谦虚、不团结、不严格、不刻苦”。

这98人中，不乏部分城市主管体育工作的副市长或秘书长。当时会议结束后，国家体委即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即明确提出足协实体化以及建立职业俱乐部和实行俱乐部赛制。中国足球也在那一刻开始走入改革大潮，以期解决中国足球“不谦虚、不团结、不严格、不刻苦”的现象。

时过境迁，在经历了职业化、“反赌反黑”、“金元足球”等风浪后，面对球迷们“中国十几亿人口，为何找不出十几个会踢球的”尖锐质疑，中国足球再次站到了改革临界点上，所需的改革力度甚或不亚于30多年前。

足球作为全球体育产业中产业化最全、职业化最成熟的领域，一直是体育产业发展改革的“试验田”。中国足球掀起的这一轮“反腐风暴”势必会带动足球产业改革，甚至将给整个体育产业带来变革与重构。

足坛反腐风暴新轮回

4月28日，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再次更新两条查处信息，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马成全、中国足球协会原副主席李毓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审查调查。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带走谁”

自去年11月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前主教练李铁被查之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已联合通报查处了中国足协执委、原秘书长刘奕，中国足协常务副秘书长兼国管部部长陈永亮，中国足协主席、党委副书记陈戌源，中国足协竞赛部部长黄松，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中超公司原总经理董铮，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于洪臣（曾任中国足协副主席、中超公司董事长）等。加上中纪委网站4月1日通报的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兆才，足球领域被查的高层官员已达10人之多。查处官员数量与十几年前震惊国内的足协“反赌”风暴近乎持平。

公开资料显示，这一轮新的反腐风暴，被调查者均来自中国足协核心部门国管部、竞赛部、中超公司、纪律委员会。其中，国管部负责管理国家队事宜；竞赛部负责各级职业联赛运行，包括注册、准入等；纪律委员会有权对球员、球队、俱乐部官员等进行处罚；中超公司则拥有中超联赛的商务资源经营权。

如此大范围的查处让不少人始料未及，不少中超俱乐部与地方足协不愿意对此发表任何看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超某俱乐部工作人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带走谁，能不发声，尽量不发声。

一位与足协有接触的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其之前在微信上一直与王小平有联络，无论是平时交流还是从朋友圈动态来看，都很难想到他会被带走。他怎么也没想到，前两年还在关注中国足球在规则上怎么与国际接轨的“先驱”，最后沦为了破坏足球产业的“罪人”之一。

“体育圈整个机制出了问题，乱象丛生，很难独善其身。”在体育相关管理部门任职的杜空忿忿地对记者说。

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习骅曾明确将这一轮查处的腐败案件定性为“行业性系统性腐败”。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强调，严查腐败问题，坚决整治“靠体吃体”，深入开展全国足球领域教育整顿。

触目惊心的“靠体吃体”

时间拉回到这轮足坛反腐的起点，2022年8月30日，曾任足协副主席的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接受审查调查。2023年3月底，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王登峰被“双开”。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王登峰将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工作职责异化为私人牟利工具，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搞两面派，做两面人，销毁证据，对抗组织审查。

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为增强学生体质，扩大全国青少年足球人口，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启动。国家体育总局每年从体彩公益金中拨出4000万元专项资金（2013年起提升至5600万元），用于推广青少年足球和校园足球。

而负责这笔专项资金的正是王登峰任职的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2015年开始，王登峰出任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其顺势搭建起从校内联赛到县区、市级、省级、国家级的五级竞赛体系。不少圈内人士猜测，王登峰被查或与通过组织比赛敛财有关。

这只是“靠体吃体”的一个个例，更大的黑洞则在于经纪公司。

同样是青少年足球领域，2017赛季，中国足协曾提出U23球员政策，要求每场比赛每队场上的U23球员不得少于1人，2018赛季则调整为U23球员出场人次不得少于外籍球员出场人次，2022赛季则恢复为“只要1名U23球员在场”。

中国体育法学会理事吕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直斥，U23政策值得商榷，不知道这个政策是否经过验证。当时这个政策几乎是横空出世，导致各俱乐部突然大量缺乏U23球员，球员市场供需关系陡然失衡，U23球员身价瞬间爆发。这时候如果哪家经纪公司手中有大量U23球员，那几乎就是坐着接钞票。

巧合的是，当时真的有一家足球经纪公司手中握有大量U23球员。

除了在U23政策上赚得盆满钵满，该经纪公司还通过2011年足协发起的“青少年留洋葡萄牙”项目，运作了大量“留洋”葡萄牙的小球员。通过这些小球员“出口转内销”，又狠狠赚了一笔。公开资料显示，曾在该公司旗下的多位球员均在此期间被输送到葡萄牙锻炼。

主教练与球员间的利益交换

除了通过政策制定者获取利益，经纪公司还成为不少俱乐部管理人员的“白手套”。

2010年，随着足球“反赌风暴”进入尾声，当时的广药队因假球惨遭降级，还在玩排球的许家印豪掷一亿借此杀入足球，中国足球进入“金元时代”，所有职业球员的薪水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暴涨，巨额薪资开始吸引贪婪的目光。

肖鄂所经营的企业包含球员经纪业务，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足球俱乐部的副总经理能在谈判桌上有意无意提回扣。

肖鄂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当时他们公司通过技术手段，发现自己旗下一个外援非常适合某家俱乐部，于是当即与该俱乐部接触希望能促成该外援引援，但谈判桌上负责这次引援的俱乐部副总经理有意无意提到引援费用的返佣等。当时肖鄂并不明白其中含义，这也导致这笔引援不了了之，“不过目前这家俱乐部也因为经营问题已经解散了。”

这件事也打开了肖鄂对中国职业足球的新认知：“一家公司中，采购部经理拿回扣是有法律去约束的。但是在足球行业里面，引进球员吃回扣现象十分普遍，甚至被默认。”

经过这么多年的行业接触，肖鄂发现，中国职业足球领域，各级别球员能力差距并不大。决定一个职业球员在哪一个级别踢球的原因十分复杂，而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便是教练的信任，这就导致了每一个主教练身边都有一帮所谓的“嫡系”球员，这些人会跟着主教练进入同一家俱乐部。

教练在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引援中“话语权”极大。据了解，足球俱乐部的引援通常是根据一线队教练组针对球队现有阵容提出引援建议，结合阵容特点以及阵容厚度情况，参考球员的各项数据及履历，进行针对性引援。

教练有了权力，球员有了需求。

“这个时候，经纪公司的作用就出来了。”肖鄂说，主教练帮球员找到了工作，球员会拿出一部分薪水回馈主教练，而经纪公司的盈利模式是“抽佣”，即经纪公司通过帮运动员找到赚钱的工作，运动员给经纪公司介绍费，为了便于管理，运动员的薪资、代言费等会进入经纪公司，其后由经纪公司“抽佣”后，将剩余的费用发给旗下运动员。

可以看出，主教练与运动员经纪公司扮演的角色有一定重合，这也成为主教练成立经纪公司的动机。

“不少主教练会拿自己家人朋友的身份注册经纪公司，通过职位之便，将‘嫡系部队’拉入俱乐部，帮他们赚薪水。抽佣的行为也掩盖住了背后可能存在的利益交换。”曾与李铁有过一面之缘的肖鄂说，李铁也有深度合作的经纪公司。

2021年，有足球媒体报道称，李铁与一家经纪公司保持密切关系，这在业内是公开的秘密。即便当时李铁已经与武汉俱乐部无关，但武汉队几乎所有的球员签约转会还都是经这家公司之手。

“尽管不一定每个教练都通过这种方式敛财，但这种现象已经成为足球俱乐部之间摆在台面上的秘密。”肖鄂说。

除了李铁，这轮反腐被查的刘奕也曾是足球经纪人，担任中国足协秘书长之前，其为上海巍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体育经纪，曾签下过李娜、谷爱凌、张伟丽、苏翊鸣等多位知名运动员。圈内人士多猜测，刘奕的问题可能出现在经纪公司领域。

经纪公司因此兴盛，也在无形中推高了中国足球俱乐部的球员支出，让足球俱乐部彻底成为“赔钱生意”。

赔钱的足球生意

1997年，前卫寰岛从武汉迁入重庆，重庆拥有了首支征战甲A的职业足球队，时任主教练施拉普纳端坐在“万宝路足球联赛97新闻发布会”海报前，边喝水边耐心地等待着媒体热情提问。当时施拉普纳刚接任主教练，其略显茫然的眼神被定格在照片中。

而这张照片与眼神焦灼的李章洙、高朋满座的大田湾体育场、前卫寰岛所有队员的照片一起在地面上被不停踩踏。这是2022年5月24日，刚刚宣布解散的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前身是重庆力帆队）一片狼藉的场景。

“靠足球养活自己太难了”

重庆两江竞技解散当天，工作人员慌乱地收拾着物品搬离俱乐部。记录着重庆队从前卫寰岛时期到两江竞技时期泛黄的照片与过期的报纸杂志狼狈地散落在垃圾堆旁。

这样的场景用“满地鸡毛”形容并不为过，而这就是一家中国顶级足球赛事俱乐部在“金元足球”后，不堪重负解散时的真实情景。

曾经在此工作过的吕伟不知该做何反应，他默默地找来两个蛇皮口袋，在垃圾堆旁将这些照片收拾打包，这可能是重庆队留下的最后纪念品了。

包含球员、教练员薪水在内，重庆队因为债务负担过重，投资难以为继，才不得已解散。

“靠足球养活自己太难了。”吕伟不禁感慨。

提到重庆队的解散，吕伟就感慨万千，在他看来，把一家足球俱乐部做到收支平衡，在现今环境下，基本不可能。

成都蓉城俱乐部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职业足球俱乐部最主要的支出不外乎球员转会费用、球员工资、训练比赛等相关费用。高额的球员支出很容易导致足球俱乐部入不敷出。

除了“金元足球”时代，足球俱乐部在球员方面支出太高外，收入太低同样是造成俱乐部难以盈利的一大问题。

吕伟曾做过分析，他发现，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仅有几个固定收入来源，包括门票收入、球员转会、场地租赁、衍生品销售、足球培训、冠名赞助、参赛费分红、政府奖励与税收返还。这其中，由于足球俱乐部忽视青训，球员转会基本很难成为盈利手段；门票收入也不高。

一位曾在重庆力帆队（重庆两江竞技的前身）工作过的人员透露，以当年重庆力帆队为例，门票收入一个赛季仅有1000多万元，对于俱乐部动辄上亿的球员支出，可谓杯水车薪。“尽管比赛场均3万观众，但其中不乏给品牌方、政府部门、足协、传媒界等的赠票，且球赛中安保等费用也是一笔不小开支，所以门票并不是俱乐部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衍生品销售也似乎并不适合国内市场。一位重庆球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尽管重庆队主场比赛他几乎都去现场摇旗呐喊，但重庆队的周边产品他也只买过一件球衣与两个头巾，有一个还不是正版。

吕伟透露，当时重庆力帆主场周围有正版周边商店，但购买者微乎其微，“买盗版的比买正版的多，一件正版球衣168元，但是盗版的只要20块。还有写有‘雄起’的头巾，正版价格98元，盗版的头巾只要10元一条。都是比赛期间，家庭作坊式通过地摊贩售，也没有维权的办法。”

最终，在球场周围的授权合作店也开始经营困难。

“到目前为止，中国足球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源，依然集中在冠名赞助、政府补贴与投资三部分，其中主要来源于资方投资。”吕伟说。

赔钱为何还有人投资？

2018年，时任足协副主席的李毓毅提出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需要准入门槛。为了得到合理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标准，足协找来普华永道，开始对国内职业足球俱乐部做一次彻底的财务调研。

普华永道一共调研了48支球队，最终发现，当时仅有上海上港一家俱乐部有盈利。但遗憾的是，上海上港之所以赚钱，是由于其将场地、物业等产业也放在了俱乐部经营范围中。当时金元足球兴盛，大量的投入使俱乐部几乎不可能靠足球养活自己。

2018、2019、2020年普华永道连续3年的调研报告，也最终使得时任足协主席陈戌源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只能搞“公益足球”。当时的足球行业也因此认为，如果不对产业进行输血，这个产业就没办法运行。

如果靠输血培养足球，是否就可以将产业引导进入良性竞争，从而将中国足球发展起来？

时间回到1992年，北京西郊红山口全国足球会议后，大连迅速建立“足球特区”。1994年王健林看到了改革的春风，收购大连实德队后拿下首届甲A联赛冠军。之后5年内，王健林不断加大在足球领域的投资，但最终因与辽足比赛中的争议判罚，万达集团以抗议的姿态退出足坛。

时间来到1997年，武汉前卫寰岛俱乐部搬至重庆。被戏称为“钱喂寰岛”的重庆队通过买买买，引入当年足坛高峰、姜峰、韩金铭、姜滨等名将，并接连高薪聘请施拉普纳、李章洙等执教过国家队的名将。2000年，力帆集团5580万元接手俱乐部，并在当年拿下足协杯冠军。投入与成绩都不错，但其依然于2022年因大量欠薪被迫解散。

还有2010年广州恒大的许家印，在入主广药集团队后，迅速崛起，开启了中国足球的“金元时代”。尽管广州恒大队八夺中超冠军，并两夺亚冠冠军，但依然因其地产主业的高额负债而黯然退场。

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同样带来了大量社会资本投入，但大量投入却没有带来产业的良性发展，据统计，2020年至今，中国三级职业联赛中，退出的俱乐部达35家之多，仅2023年前4个月便已有8支职业足球队宣布解散退出。

从这几次资本的踊跃投入到铩羽而归，不难看出，输血模式败得一塌糊涂。

吕伟说，对中国足球俱乐部的投资多少有点投机的意味，不少企业投资足球俱乐部是为了获取房地产用地，或者获取母公司的产业政策优惠，经营足球俱乐部变成了一种主业的经营手段。

体育产业的权力滥用现象

足球俱乐部的亏损与系统性腐败是个缩影。

“体育有些机制已经落后了，例如基层体校把控着运动员注册参加比赛的权力，也就是说，无论这个运动员有多优秀，如果体校不给注册，这个运动员就无法参加比赛，没有比赛成绩，想进入专业队就很难了。所以职业运动员对体校基本言听计从。只要能把控注册权这个工具，体校领导在职业运动员群体里几乎能为所欲为。”在体育管理部门工作的杜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我想管，但有心无力”。

肖鄂也提到，地方足协同样把握着年轻球员的注册权，这中间存在同样的隐患。

杜空透露，他在体育领域工作多年，见过的捞钱手段非常“丰富”。

他曾见识过一个分管游泳的体校副校长，通过举办游泳赛事敛财。“可谓从头吃到尾。举办游泳赛事，最开始可以收取一笔参赛报名费，有赞助商还能收冠名费，对参赛选手进行专业培训还可以收培训费，最后比赛如果有奖金还有办法把奖金揣进自己腰包。而办这一场比赛的成本几乎为0，比赛场馆用体校的，组织培训用手下体校的教练。”

对于这些问题，杜空觉得触目惊心。“滋生的腐败对于青少年运动员的伤害太大，对行业产生了消极影响。比如，在参赛机制方面，我们为何不能以开放测试点的方式，让运动员在测试点测试成绩并自主注册参赛？”

常举办与体育相关赛事的山东乐体网络CEO谭旭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体育产业很多行业都不赚钱。“现在体育产业里赚钱的板块主要是做设备器材跟运动装备的体育制造业，而国外较为发达的体育服务业，国内能开拓的领域很窄，只有健身房与一些培训机构是民营企业愿意尝试的。一些体育赛事机构、体育传媒机构、体育金融行业、体育方面的大数据产业等都还没有什么消费市场，不是民营企业能玩的。”

但谭旭看来，体育产业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据美国商业咨询公司凯尔尼公司统计，早在1999年，美国体育产业总值就占其GDP的2.4%，位居十大支柱产业第6。而国内体育产业还属于短板，2020年中国体育产业占GDP总量仅1.06%。

体育产业能赚哪些钱？

以从业者角度看，肖鄂认为，联赛的建制需要重点运营，“只有联赛有足够的观众基础，足球行业才会有自我造血功能，才会产生良性的市场竞争淘汰机制。如果一个足球俱乐部能打造成城市名片，其能带动的球迷消费将足够帮助其完成收支平衡”。

谭旭认为，体育产业具备很强的带动性，例如马拉松比赛，它不仅能给举办城市带来文旅消费的拉动，更能为一个地区带来一张城市名片。“不一定非着眼于一个项目本身，而要看到它对全局的影响。”

普华永道之前摸底调查上海上港的盈利情况，也给了其他俱乐部一些发展思路。成都蓉城俱乐部相关负责人就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足球运动为全球第一大运动，社会影响力非常大，足球比赛特别是高级别的职业联赛，会在交通、餐饮、住宿等多方面对整个区域经济起到提升刺激作用。成都蓉城俱乐部正在着力布局“足球+”体育新经济模式，多元化跨产业发展，目的是建立俱乐部自我造血功能。

该负责人表示，他们还在全力推动以“成都体育大脑”为核心的数字体育产业。在产业方面，俱乐部在积极探索“足球+文化”“足球+地产”“足球+旅游”“足球+医疗”“足球+教育”等新体系。

比如与医疗的结合，前段时间，成都蓉城派人前往卡塔尔调研，认真了解当地康复医疗机构与全世界很多知名俱乐部的合作模式。上述负责人说：“回成都后，我们也一直在沟通，希望能引入知名医疗品牌到成都。未来这里不仅是足球选手运动康复的治疗地，其他项目队伍包括全国乃至东亚地区的体育运动员，都可以把成都作为运动康复的选择之一。”

足球法治化之路

产业的合理布局还远远不够，除了治标也要治本。无论是系统性腐败，还是体育产业发展滞后，问题的根源在哪儿？

足坛还需破除“无法可依”

多个采访对象向记者表示，规则的确定性是营商环境的保障，法制基础是目前体育产业市场迫切需要的。

在肖鄂看来，足球行业似乎很多领域长期与法律脱钩，类似国家队原主教练李铁、原天津权健队总经理丁勇这些人的职务侵占行为，竟长期存在于行业中而得不到管控。

吕伟分析称，足球行业机制确实需要调整，现如今各足球俱乐部营收能力不足，严重依赖投资人输血，俱乐部频繁退赛任意烧钱。足协下发了多份文件规制足球产业，但足球产业结构和经营模式受前期发展影响的惯性较大，各俱乐部普遍消极应付与拖延，甚至采取退赛倒逼足协妥协执法，而足协出台政策也朝令夕改，很多制度规范难以落地。

足协的管理机制同样被行业内人诟病。

吕伟结合自己曾在重庆力帆队工作的经历透露，其在俱乐部工作期间，发现足协不少文件存在错别字以及新文件条款与旧条款有冲突的情况。

而造成这一现象原因，在吕伟看来，同样是行业与法律之间的脱钩。2018年，时任足协党委书记的杜兆才对足协部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的治下，足协设置了多达30个部门，其中包罗万象，但唯独没有法务部。

吕伟透露，不仅如此，足球机构没有法务部是普遍现象，不少职业足球俱乐部也都没有设法务部，俱乐部遇到需要仲裁等问题，均由投资方集团公司派法务人员来兼职解决。

“法务人员在俱乐部也不怎么受待见。曾有法律界朋友在河北华夏幸福队任职，但不久，他就辞职了。他告诉我，太乱了。”一位法律界人士说，当时的华夏幸福某位主教练与另一位管理人员“只手遮天”，俱乐部的无序状态确实很难留住法务人员。

此外，足协自身也没有完备的管理规则，“欧美有很多成熟的东西。”早年在国外上学的肖鄂很不理解，为何像球员薪资体系规则这样国外早已成熟的东西，国内却鲜少引入。

吕伟也表示，中国足协长年没与国际接轨也是常态。

“国际足联有完整的制度规则，中国足协却没有对相关制度规则进行过借鉴与研究，甚至不少国际足联的规则没有人翻译成中文版本。”已经翻译了《国际足联制度规则》《国际足联指令性规范》《国际足联常见型答复》《国际足联第三方影响和第三方所有权规定》等4份文件的吕伟觉得很无奈，没有现成的就只能自己动手。

吕伟通过翻译这些规则发现，国际足联在很多领域已经生成了一套规范有序的内部治理结构，国内足球管理部门完全可以借鉴其中一些成熟的规则来帮助管理，“但，并没有”。

这也导致了涉外引援仲裁案件中，国内足球俱乐部非常被动，往往不得不背负高额赔偿，无形中又增加了俱乐部运营成本。

不难看出，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除了要提高足球竞技水平，更重要的是提高足球制度建设水平。足球产业发达的国家，其产业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足球法制史，足球项目是世界体育运动中最发达的产业之一，有着成熟的产业链和从业人员。通过市场化运作来促进足球产业发展，法制化成为其必要条件之一。

足球是否该这么规制？

该如何依法治理中国职业足球？吕伟认为，这需要多管齐下。

首先，机制要完善。吕伟认为，应完善俱乐部的监管机制，建立俱乐部自治、政府监管的税务、劳动、体育、公安、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元化综合监管体系，严格执行俱乐部准入退出机制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此外，还应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实现规范的公司治理，严格执行财务监管和企业合规审查制度。

同时，在俱乐部的股权结构上也应做出优化。根据国际上足球俱乐部的股权结构，吕伟建议，可构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多种投资主体多元参与的模式；推行俱乐部会员制、基金投资等多种形式的股权多样化模式；推行俱乐部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制度。

不少业内人士也赞同“足球未来在青训”的观点，青训体系的建设也不可缺少。

吕伟表示，应该鼓励俱乐部与本地青训中心、校园足球、社会足球青训机构开展合作，建立本地青训体系与职业俱乐部梯队培养衔接模式。

针对足球行业有行业门槛，入行人员需要一定知识基础，吕伟认为，可以尝试建立足球培训学院，针对俱乐部管理人员、裁判员、教练员、地方协会、媒体记者、足球代理人、地方管理人、体能康复、技术分析进行定期培训和继续教育，统一培训标准和专业化建设。

足协管理法制化是重中之重，在行业协会层面是否该增设部门？

吕伟认为，在足协内部与外部，都应增加腐败监督机制。

吕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外部，要构建专职防护机构，成立行为规范委员会、反腐部和审计委员会。行为规范委员会应独立于中国足协执行委员会与管理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制定足球防控规范，监督和调查腐败活动。反腐部负责预防工作事务，主要涉及足球反腐教育、球员人身安全防护、反腐工作安排。审计委员会专门就足球管理人员进行财务审计、资产账户审计，防止管理型腐败和滥用职权。”

在内部方面，他建议，在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纪律准则中，制定足球反腐规范。从反腐定义到报告责任、处罚程序、调查、听证程序等内容，都作出详细规定。实施组织教育，为地方协会球员、教员、俱乐部等提供足球反腐教育培训项目，并定期出版足球反腐公正报告。制定球员、运动员、教员等参赛主体行为制度规范，明确参赛人员强制报告义务。实施监督和预警，设立足球预警机构负责监测与赌博相关的比赛犯罪，可选择与欧洲博彩协会或相关调查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协议，监测非法赌博类型和识别可疑比赛。

实施足协信息公开透明制度，也有很高的呼声。例如足协财务公开、政务公开、接收礼品情况公开等，这些都对足协工作人员进行了行为约束与规制。

吕伟还建议，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对于足球腐败犯罪行为，足协应与外部国家司法机关、国际刑警组织等保持合作，共同打击足球腐败犯罪行为。

在国家立法层面，吕伟则认为，能管住足球产业相关违规行为的条款还有不足，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考虑在刑法中增设操纵比赛罪。他说，我国刑法在这一领域存在立法空白，无法有效遏制这一犯罪行为，应推动足球产业立法，针对足球产业经营专门立法，有效保障足球产业的有效投资和运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肖鄂、杜空为化名）

本文转载自中国经济周刊，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足坛黑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