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工体”两个字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是国安的主场，装满胜利与失败的记忆；它是大型演唱会的舞台，见证一代代天王巨星的升腾与退场；它也是年轻人狂欢的去处，消化着过剩的精力和激情。

而它原本的面目已经逐渐淡去。1959年建成时，工人体育场是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新中国十大建筑”之一。开始的几十年，它承办全运会、国际比赛、接待外事活动，是一个展现国家变化的平台。

现在，经过3年改造复建，北京工人体育场即将重新启用，迎来2023赛季足球赛事。很多市民以“新工体”为它命名，这确实是一座推倒重建的全新建筑。

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工体永远喧嚣，永远热情高涨，永远不知疲倦。它的草坪和舞台记录了时代的变革。

开端

1959年，沈勃每周或隔周都要到工人体育场的工地看看。沈勃原名张豫苓，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工体设计工作负责人。包括工体在内，他主管着“新中国十大建筑”中八座建筑的设计工作。在这些建筑之中，工体的设计不算复杂，重中之重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全国上下洋溢着全面展示新中国建设成果的氛围。此前一年，党中央决定在首都建设十大国庆工程，要求必须在1959年国庆节投入使用。十大建筑最后确定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和华侨大厦。

工体快建成的一天，沈勃带着8岁的儿子张路来到工地，当时草皮已经铺好，张路从来没见过这么壮观而整洁的草坪，兴奋地跑上去做了个后空翻。沈勃跟张路说，为了渗水通畅，草坪下面铺着大石头、鹅卵石、小石子、沙土……层层叠叠一共铺了七层。当时，张路不会预料到，自己的未来将会和这座体育场发生怎样神奇的关联。多年之后，他会以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和著名足球解说员的身份被球迷记住。

这是北京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参照莫斯科中央体育场等国际先进运动场设计。此前北京最大的体育场是1937年建成的先农坛体育场，在明清两代皇家祭坛先农坛原址上建成，承办过1949年的建党28周年纪念大会和北京市人民体育大会等大型活动。

工人体育场的选址地，当时还是一片芦苇塘，地势落差达到7米。工人们从北京城到处挖土，挑来50多万立方的土才将芦苇塘填平。

如今难以想象的是，从设计到施工，工体建成一共只用了11个月13天。所有新中国十大建筑都是如此短暂的周期内完成的。建设工作分为设计、施工、材料三大块，由三个单位负责，上面还有北京市建委、市政府，再往上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抓。

回想起来，张路对父亲那段无比忙碌的日子倒没多少印象了， “那时候大人都是这样，一大早就出门上班，很晚才回来，都很正常，只是偶尔听到念叨一句工程的事。”

工人体育场和毗邻的工人体育馆，从名字上就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以工人为名，应和了时代主旋律。也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工体的建设经费来自全国总工会的会费。当地人通常用“工体”统称这两座建筑。

工人体育场的承载量是8万人，挤挤也能坐10万人。因为起初没有座椅，水泥台上砌三根长木条，画几根线把座位区分开，所以挤挤就能多坐不少人。在木条上坐久了屁股会疼，后来老球迷会自己带着坐垫来看球。

工人体育场于1959年8月31日竣工，13天后，就迎来第一届全运会的开幕。那是新中国第一次如此规模的全国性运动会，1万多名运动员参与了这次盛会。开闭幕式上，8岁的张路就在现场，坐在主席台旁边的区域。他印象最深的是排山倒海的团体操表演。前四届全运会都在工体举办，团体操的规模越来越大，成为全运会中最令人期待也最具时代特色的元素之一。

在首都，工体成为天安门广场之外承载量最大的公共空间，因此其功能远远扩展到体育之外。北京史研究者金汕曾撰文写道，上世纪60年代中期，经常有抗议“美帝”“苏修”的大型集会在工体举办，场边座位加上草皮上坐着的人，人数能达到10万之众。

1977年夏天，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也是在工人体育场。

摇滚时代

改革开放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眼花缭乱的西方文化迅速冲击着人们的神经。1985年，英国威猛乐队来到北京，在工人体育馆开唱，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支来华演出的乐队。演出现场人满为患，虽然很多票是各单位发给职工的福利票，但前所未见的音乐风格和现场效果，对当时的中国人有着相当的震撼力。

并不熟悉西方音乐和演唱会的中国观众虽然内心激动，但神色拘谨，安静地坐着。当主唱乔治·迈克尔鼓励观众和他一起打节拍的时候，观众不明所以，礼貌地长时间鼓掌。当天体育馆里，坐着崔健、窦唯等几个玩音乐的年轻人，没过多久，他们就将掀起中国的摇滚狂潮。

那几年，公益歌曲成为一种凝聚人心的艺术新潮流。1985年，罗大佑、张艾嘉等人在中国台湾召集起60位华人歌手，共同录制了《明天会更好》。当这首歌的磁带流传到大陆，位于北京的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决定照此制作一首公益歌曲，请100位流行歌手合唱。当时已经是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这首由郭峰作曲，陈哲、王健、刘小林、郭峰、孙铭共同作词的《让世界充满爱》，作为献礼和平年的公益歌曲。

5月9日晚上，毛阿敏、丁武、韦唯、付笛生、王洁实、谢莉斯等百名歌手汇聚工人体育馆，举办了“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那时流行歌曲还尚未被完全接纳，这些流行歌手接到通知时，并未抱多大期待，只想着可以为流行音乐争口气。谁料当百名歌星穿着统一的服装，一人一句唱起这首朗朗上口的歌时，新颖的形式和壮观的场面收获了热烈的反响，观众当场便跟着大合唱。

而这场演唱会留下的记忆，并不只是这首歌。演出临近结束时，一个年轻歌手站上台开始独唱。他抱着吉他，用并不嘹亮的嗓音唱起：“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但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此人名叫崔健，就在不久前，他带着《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两首歌参加孔雀杯全国民歌、通俗歌曲大奖赛，前卫的摇滚唱法没有获得认可，首轮就被淘汰出局。但那天在工体舞台上，他的演唱获得了强烈反响。那一晚，后来被称为“中国摇滚诞生之夜”。

随后几年，在体育馆开演唱会的国际潮流也在工人体育馆生根发芽，成为80年代文化开放的一个窗口。1991年，中国台湾歌手齐秦在工体举办《狂飙》演唱会，将一阵台湾流行乐旋风带进大陆，工体外的几条路都被堵得水泄不通。此后，这样的场景成为工体的常态。

“一场又一场球的记忆”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下海”成为新的主旋律。这一年，宣武区市民王文离开国企，在先农坛体育馆外开了家涮肉店。他很迷台湾歌手童安格，琢磨着起个“童安阁”之类的店名。朋友提醒他，店开在先农坛体育馆外面，你又喜欢看球，为什么不叫球迷餐厅呢？

很快，球迷餐厅不仅成了球迷聚会的地方，也成了球队聚餐的目的地。1992年北京足球队刚改名国安队，俱乐部的人时常就在球迷餐厅边吃边开会。王文逐渐成了北京球迷中著名的联络人。

中国职业化足球联赛是1994年启动的，甲A联赛创立，俱乐部制全面推行。1995年，国安队第一次发售套票，就是王文和几个铁杆球迷协助俱乐部吆喝着卖的，也只卖了400来张。那年7月，王文还帮着组织了北京球迷的第一次“远征”，100多名球迷包了一节绿皮火车车厢，坐了一宿，到济南客场为国安队助威。办赛的和看球的经验都不成熟，不知道为客队球迷专设看台、加强安保，主客队球迷混坐在一起，果不其然起了冲突，还“见了血”。

1995年11月，甲A联赛最后一轮，国安在先农坛主场对战广东宏远，以3-1获胜，成为赛季亚军。那是先农坛体育馆最后一次高光时刻，球迷们点亮手中的打火机庆祝。很多年后，老球迷还会互相盘道儿：95年对宏远那场，你抢到票了吗？

足球联赛逐渐热起来，只有2万多座位的先农坛已经装不下膨胀的球市。每当有热门球赛，观众得提前24小时排队买票，最长排出2公里。当时煤气罐特别稀罕，有人拿着煤气罐来跟票贩子换票。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1996年，北京国安队将主场搬到工人体育场。

很多老球迷并不乐意。因为先农坛扎根南城，北京队最初的老球迷中南城人占多数。搬到东二环的工人体育场之后，不仅往返的距离远了，跟南城球迷心里的距离也远了。“当时北京人心里都觉得工体是高大上的地方，办重大活动才去工体，去一趟工体能得意好几天。”王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从2004年北京球迷协会成立，王文担任会长至今。

“对很多老球迷来说，北京体育的老根儿就在先农坛。到了工体这地方，完全是两种文化。”张路说。正是在1996年，张路被任命为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此后在工体上了近20年班。此前，从小喜欢足球的张路进了北京足球队当守门员，退役后以足球解说员的身份活跃在电视上。

实际上，老球迷对工体并非没有感情。1996年之前，每当有国外球队来北京踢球，都安排在设施最先进的工体。从1994年到1996年，国安在工体先后战胜过英国阿森纳、意大利AC米兰、巴西弗拉门戈等国际强队，当时还传出过一阵“工体不败”的说法。“当然，对方不一定拿出了真正的实力，但国安确实打得也好，都是在认为毫无可能的前提下赢了。”王文说。

没过几年，国安跌入低谷，成绩不佳，球迷热情也淡了。王文记得2000年夏天工作日下午的一场比赛，只有2000多名观众到场，6万人容量的工体里显得空空荡荡。他一阵凄凉，让球迷组织的同事记下所有观众的电话号码，大部分是住宅和单位电话。他觉得这些雪中送炭的人是球队最应该铭记的球迷，那张通讯录他至今还保留着。

当球迷将一支队伍作为心中的主队，就会伴随它度过高峰，也陪伴它熬过低谷。在这些难熬的时光中，国安初代球迷也在成长。“看球并不永远是快乐的，也会经历痛苦，甚至是绝望。”王文说，“但痛苦也可能给我带来回忆，所有情绪都是享受的过程。”逐渐地，老球迷们爱屋及乌，接受工体作为自己的主场。工体这座体育场不仅是一个国家象征，也与球迷和市民产生了情感连接，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球迷对球场的感情，一大半都来自于球队，建立在一场又一场球的记忆中。”张路说。

纯粹的足球场

2019年，张路随着专家组在工体检查了一圈，有些墙壁水泥已经酥脆，用手就能抠下墙皮，结构稳定性堪忧。

整整60岁的工体，寿命走到了尽头。

工体重修的消息传出时，很多老球迷期待中也有担忧，担心熟悉的工体将变得陌生。实际上，这不是一次大修，而是重建，工体将被全部推倒，在原址新建一座全新的球场。

迎接1990年亚运会之前，工体曾进行过一轮加固改造，改造后的工体与50年代的面貌略有不同。而此次重建，则完全恢复了50年代的外观，当时的一些重要特色元素，如旗杆、大门门柱、雕塑、建筑装饰构件等，尽量利用原有构件、质感和样式，重塑其庄重典雅的建筑风格。

一眼看上去，新工体最大的变化是地面去掉了跑道，空中装上了罩棚。张路说，自从鸟巢建成后，工体便极少举办田径比赛，这一圈跑道成了尴尬的存在。它将观众与草坪远远隔离开，作为一座足球场，观众离球太远了。“北京没有专门的足球场，工体应该集中精力建成一个专门的足球场，我们足球人多少年来就有这个期盼。”张路说。

专业的足球场首先是去掉跑道、拉近观众，东西两侧看台第一排距离草坪只有8.5米。内部结构从盆形变为碗形，看台结构彻底颠覆。还有一些特别的设计，比如铁杆球迷看台。国际专业足球场一般都在球场的一端专设铁杆球迷看台，很多球场的铁杆球迷看台甚至不设座位，全程站立。如今，新工体也拥有了球迷看台，位于北看台。

“不管是踢球还是看球都会更舒服。”王文说。20多年来，王文几乎没有落下过国安在工体的任何一场比赛。他发现，国安球迷到场总是很早，先跟前后左右聊聊天。有人把工体称为北京“最后的四合院”，王文觉得叫“最后的大杂院”更接地气。很多老北京人都是从大杂院长大的，后来搬进了楼房，亲密的邻里关系成为回忆。而在工体看球时，这种感觉又回来了。“不仅是看球，看球之前聊聊天，之后一起吃个饭、坐车回家，这些都是看球的一部分。”

工体身份最剧烈的一次变化，来自2008年国家体育场鸟巢的建成。在鸟巢建成之前，工体很长时间内承担着国家体育场的角色。当国家和城市各方面都在突飞猛进地变化，工体逐渐承担不了国家形象的角色了，在50岁的年纪上，它卸下了重担。

“工体已经完成了使命，这很正常，要与时俱进，不要执念。”张路说，“城市在发展，肯定需要鸟巢这样一个更新、更大的东西。以工体的体量来说，能够凝聚起球员和球迷，就很好了。”此后，不仅是重大体育活动，一些重大群众联欢活动也移师鸟巢，工体越发退守为一座单纯的足球场。

王文说，在“新中国十大建筑”里，工人体育场的重要性或许排在倒数，但离老百姓的生活可能比很多其它建筑更近，是很多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工体外场常年开放，是市民遛弯的公园。2000年以后，工体附近聚集起酒吧、夜店和夜间经济体，工体-三里屯一带接纳着无数游荡的年轻人。北京的夜生活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

2022年最后一夜，新工体重新亮起了灯光，以一场跨年演唱会完成首秀。36年后，崔健再次登台，重新唱起那首已经传为经典的《一无所有》，齐秦也抱着吉他再一次哼唱着《外面的世界》。沙宝亮与国安老队员们唱起国安的队歌《国安永远争第一》。一首首老歌唤醒着属于工体的独家记忆，往事历历在目，但一切都已经重新开始。

本文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新工体”亮相，这里留下过你的记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