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成为学校教练，是以带训练、组织社团活动为主？还是也得上体育课？”“学校教练职称评定和考评体系，是对标其他老师还是单独设立？若单独设立，能否保证岗位流动不因此受限？”“运动员想进学校发挥专业优势，校方会给多大经费支持和器材投入？”“我们的项目场地特殊、器材昂贵，还有机会成为学校教练吗？”

今天结束的冠军基金儿童运动指导师培训班上，关于“如何成为学校教练员”热议不断。作为中国运动员职业发展计划下的教育培训项目，培训初衷是帮助运动员将专项运动技能转化、运用到体育教育领域，而从全国各地聚到北京参训的运动员，多半渴望进入学校任教，尤其国家对“在学校设立专(兼)职教练员岗位”的明确，更让从“会练”到“会教”成为刚需。

今年2月，国家体育总局、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在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运动员进入校园担任教练，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提供了切实的政策保障。

《意见》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学校设立专(兼)职教练员岗位的政策依据和实施路径，但在各地推出更具可操作性的实施办法前，大部分准备“借东风”的运动员采取了边准备边观望的态度，像他们熟悉的赛前备战一样，只不过，这次达标的要求不是清晰的数据，而是一次需要不断磨合、探索的全面转型。

不同于体育教师的“教练”

学校已经有体育教师，为什么还要设立专(兼)职教练员岗位？

《意见》明确了学校教练员的具体职责，“主要承担学生体育运动专项技能、体能训练和体育后备人才选育工作，承担学校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运动损伤防护康复等知识技能传授，以及学校体育社团、体育俱乐部的建设管理等工作”。

“教练岗应该比体育老师更强调专项的专业性，更能发挥运动员的专项所长。”撑竿跳高运动员何龙仙退役后考取教师资格证，进入江西南昌一所学校当体育老师，但工作后才发现，除了自身具备的专业田径技能，她还得拓展足、篮、排、武术、健美操等项目的知识，“等于跨项重新学。”即便她有运动能力优势，更容易掌握技术动作，可一旦学校想提升足球、篮球等专项竞技水平、搭建人才梯队，她也力不从心，“还得依靠有该项目专业背景的教练”。

“学校教练员”在特殊教育学校也有用武之地。来自福建的皮划艇运动员连林静在一家特殊教育学校任体育教师，她表示，“运动对自闭症等群体的康复训练有积极作用，对部分孩子而言，还可以通过特奥会等赛事平台走出去，让自己和家庭收获更多希望，如果有专业教练参与，这种概率会大很多。”

实际上，现在的体育教师序列中，何龙仙这样的专业运动员不在多数，因为考取教师资格证，对传统训练模式下成长起来的运动员是道很难逾越的门槛，“大部分体育教师毕业于师范或体育院校，在专业技能上和退役运动员有一定差距，设立教练岗可以用专业人才补充学校体育教学的不足。”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党委书记、执行校长彭俊杰表示，不同于体育老师，学校教练员并不一定需要教师资格证，这为优秀退役运动员进学校任教“松了绑”，“受益的不仅是学生，也能帮助学校体育教师提升业务能力”。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彭俊杰表示，学校从2016年便开始探索“学校+俱乐部”的青训模式，邀请四川中新宏报足球俱乐部的一批专业教练加入学校足球梯队的建设中，专业教练的介入，不仅帮助学校在各级别比赛中取得出色成绩，还挖掘了多位“好苗子”，同时，为配合专业团队，学校体育老师也得到很多外出培训的机会，“大家形成合力帮学生把路走得更宽一些”。

在广州体育学院青少年体育研究中心主任裴立新看来，“学校教练员”让学校体育工作力量显著增强，尤其《意见》给出的对象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普通高中、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一以贯之，是加强校园体育人才培养能力的积极尝试，此外，这一岗位的设置也将对校外体育类培训市场产生影响，“提升培训质量，降低市场价格”。

“教练”先得是“教师”

“学校教练员”的出现拓宽了退役运动员进入校园任教的路径，却不代表降低了任教的门槛，“不同于校外的教练，他们是教育部门正式工作人员，因此，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依然是前提。”彭俊杰表示，一旦进入学校，教练的职责就不能再局限于传授运动技术，还要立德树人，“必须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等各方面知识储备以及为人师表的品行。否则，光环散去，可能打击学生对于项目的积极性。”

在彭俊杰看来，学校设立专(兼)职教练员岗位，正是需要借助优秀运动员的影响力带动项目在校园开展，但不同教学阶段，教练也有不同任务，“小学阶段，教练可以分担一些普适教育的课程，到了高中，教练就能把更多精力放在专业训练或社团建设。”他表示，如果教练员只承担专业训练的工作，长此以往，并不利于其职业成长，“容易被边缘化”。

从学校的实际要求来看，解决师资问题是设立专(兼)职教练员岗位最基本的目的。

据教育部测算，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按体育学科占总课程比例11%和体育教师每周课时15节计算，体育教师缺编约12万人左右，尤其是乡村小学、初中和教学点，体育教师缺编问题较为突出。

“我一个人要上全校500多名学生的体育课。”静水皮艇选手钟清退役后通过教师招聘，回到老家福建龙岩的一所乡村学校当体育老师，“刚去的时候，运动场全是泥，学校破旧到我以为是所废弃的学校。”在她看来，“学校教练员”的出现是解决学校体育教师缺口的重要措施。

“在解决师资的基础上，‘学校教练员’的出现还利于学校特色体育项目的形成。”作为一所以冰雪运动特色著称的学校，北京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希望通过和教练的双向选择，增强冰壶项目的师资力量。校长薛东表示，《意见》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实际情况，明确“不搞‘一刀切’，给予基层自主权”，这将岗位设置的意义实现了最大化。可他同时强调，即便项目有所侧重，该教练依然需要加入到日常的体育教学工作中。

工作中，薛东接触过大量优秀运动员，他明白运动员的意志品质给学生带来的正向作用，也清楚运动员在面对低年龄段学生时的“手足无措”，“找不到准确的表达方式、缺乏组织教学能力”，而这些短板正需要通过上体育课、日常和其他体育老师的互动学习去弥补。

“从校长的角度来说，比起优秀的竞技成绩，我们更在意他是否具备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有效的沟通能力和对学生情绪状态的敏锐观察力等。”薛东表示，相较辉煌的运动成绩，能否灵活适应学校教学管理、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体育教师才是更有效的敲门砖。

亟待细化的政策

2020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均对在学校设立教练员岗位提出了明确要求或作出规定。在裴立新看来，《意见》正是落实相关规定的举措，“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例如运动员普遍关心的“编制”问题。《意见》指出“确有必要设立专职教练员岗位的学校，在核定的编制和专业技术岗位总量及结构比例内设置，专岗专用，纳入专业技术岗位进行管理。”裴立新表示，此次有了中央编办、人社部“加持”，期待相关部门从“行方便”转为“支持”，正视编制和专业技术岗位总量及结构比例存在的问题。

校长更关心的则是“把好入口关”的问题。虽然《意见》中已表明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应各司其职，但如何落到细处仍备受瞩目。在彭俊杰看来，除了设定科学的用人标准，还应设置培训关，同时在上岗前进行考核，包括上课加面试，“上课主要考核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面试主要考查综合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等。”在薛东看来，到岗后的管理同样重要，“建议设立相关稳定及退出机制，来应对可能的人才流动及合理淘汰。”

“如何让好的政策产生好的效果，需要各地区从实际出发，尽快出台落地方案，并且在研定政策的过程中，多听取各方意见，探索更加公平、合理支持学校教练员发展的办法。”裴立新说。

“运动员不能等、靠、要，要主动去尝试。”手球运动员赵菲退役后开设了体育培训机构，他曾主动联系所在城市的多所中小学推广手球项目，最终，因参与学校众多，间接形成了校内、校际比赛，谈及多年“进校园”的经验，他表示，“得自己先做好万全准备，参加培训、考取裁判证、教练证等一系列证明你能力的证书，这样在机会到来时，才能抓得住。”

本文转载自中国青年报，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成为“学校教练” 退役运动员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