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有两面带名字的“墙”，一面属于冬奥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为中国男子速滑项目实现金牌“零的突破”的高亭宇赫然在列，另一面属于10名普通的滑冰爱好者，他们代表男女老少创造的“市民纪录”，和挑战人类极限的“冬奥纪录”一起，成为这座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场馆的一部分。

竖起两面墙，间隔近一年，这一年恰是“双奥之城”北京进入后冬奥时代的开始。

“上道、发令、起跑、比完了播报成绩，包括赛后回放，跟我看冬奥会一模一样。”速滑发烧友小石参加了首场“冰丝带”市民速度滑冰系列赛，虽是群众赛事，但比赛使用了速度滑冰专业电计时系统完成现场成绩实时处理，采用4个转播机位的现场转播上屏和线上直播，“场馆冬奥标识还在，滑的时候感觉真跟自己参加冬奥会一样，有点儿穿越的感觉。”

在如同镜面的冰面上贴地飞行，速度感与失重感确能营造错觉，对于老年组56-65岁男子500米冠军宫延利来说，刚过去的54秒66，像是把时间撕开了道口子，一股脑儿涌出的是近50年的滑冰往事。

自织毛线裤和“靡靡之音”

“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北京滑冰最火的时候，随便开个冰场，买票基本都得排队。”宫延利是60后，在他的少年时代，一批自20世纪50年代滑冰潮留下的“老冰场”成了当时年轻人的聚集地，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龙潭公园、玉渊潭公园、颐和园昆明湖甚至护城河等冰面上，被一代代年轻人用冰刀划下青春的印迹。

冰场主要开早晚两场，早场人少，夜场却场场爆满，尤其最热闹的什刹海冰场，每天都有因抢不到票悻悻而归的人。宫延利就曾“跑空”过，“大概晚上5点半开场，我4点多到，一直排队，轮到我已经没票了。”

“什刹海冰场是北京的一个中心冰场，当时一到周末，滑冰爱好者全到这儿去了，技术切磋，用现在的话说叫‘PK’。”年届七旬的崔克岭比宫延利上冰更早，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冶钢厂工作，冬天看厂里岁数大的人滑冰“挺新颖”，从此找到了坚持一生的爱好。可工厂位于昌平，离城区有40公里，想回城滑冰得先坐火车到西直门火车站，再转公交车坐到北海，紧赶慢赶，到冰场6点半，能滑到8点，花两毛五分钱在灯光、音响中享受一个飞驰的夜晚，“就这么一直坚持着”。

坚持了几十年，崔克岭和冰友成立了什刹海速滑俱乐部，他们有整齐划一的服装和冰鞋，鲜红的速滑连体服上，大腿位置黄色的“什刹海”3个字非常抢眼。可当年，冰场上最时髦的穿着是军大衣和羊剪绒军帽，“衣服得敞着穿，要是军大氅就更了不得了。”崔克岭当年有一顶“拿得出手”的帽子，尽管媳妇儿总叨叨“占地儿”，但他始终没舍得扔，可军大氅很难指望，拼技术的冰友就向运动员看齐，“一套绒衣绒裤，条件好的就织个毛裤。”

为了织条毛线裤，何广深拆了很多家里的毛线手套，然后花几分钱买包颜料染色，“那会儿夜场大概零下一二十摄氏度，大家都先穿着棉裤运动，热身差不多了，棉裤一脱，自己动手做的黑色毛裤就能派上用场，赶紧臭美一会儿。”打年轻时，何广深就要做“冰场上最靓的仔”，如今，68岁的他留着银发低马尾，黑色速滑服配万元的顶级冰刀，加上滑行的绝对实力，早已成为圈里公认的“何大侠”。

在他记忆里，小时候用哥哥的鞋接触过滑冰，可直到参加工作后，用第一个月工资买了第一双冰鞋，才开始正式练习滑冰，“1973年，天津的鞋，双层皮子比较贵，配黑龙的刀，一套将近40元。”尽管，当时的刀滑一会儿会弯，“得拿膝盖顶顶”，但一个月工资奢侈换来的是至今都能嚼出甜味儿的时光，“下了班好兴奋，饿着肚子就骑车赶去滑冰，滑完回家吃一口剩饭，特幸福”。

偶尔也有经不住饿的时候。溜冰场的大暖棚是冰友的“续航站”，柳条编成席子，用铁丝固定围成一圈，中间生火，供大家取暖，还有各种小吃，炸豆泡儿一度让何广深眼馋，“不敢吃，太奢侈了，滑一场冰就好贵”。

在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年代，溜冰场的一切都是梦幻的，从各个工厂涌入的青年男女、点亮黑夜的灯光、喇叭里悠扬的《溜冰圆舞曲》，这里能暂存无处安放的青春，也能窥见外面的世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冰场上出现了一些“南方传来的东西”，例如，喇叭裤等“奇装异服”以及手提录音机里传来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没过多久，“奇装异服”成了大众潮流，“靡靡之音”也成了“流行歌曲”，崔克岭感受到，改革开放真的来了。

时代浪潮下的聚散

在通讯不便的年代，北京的冰友却有着高度默契。周末什刹海的切磋，到了大年初二就转战颐和园，不同冰场的代表分成几拨亮出绝活儿“茬冰”。

但在崔克岭记忆中，最不需要商量的就是每年冬天上冰，“我们是一年见一季的朋友。”他表示，即便没有电话、微信，但只要过了节气，大家见面的日子也就近了，“小寒一过，就开始观察冰，先是家里往道儿上泼水，看会不会结冰，然后去水面观察，今儿一看封半截儿了，明儿再来看，哟，都封上了。”这时，水边就能遇到熟人，“纷纷背着鞋来了”。

为了避免跑冤枉道，冰友想尽办法测冰，看不准冰的厚薄，就拿着砖头一扔，“咕噜噜噜”一响，代表“有希望了”，再到边上用砖头凿下一块冰，一捏，崔克岭先用三根手指比了大约5厘米，相当于一本新华字典的厚度，“这么厚不行。”然后，他把手指间距拉出3本字典的厚度，“这么厚，行了”。

进入20世纪80年代，来测冰的人减少了，宫延利发现，冰场也失去了往日的热闹，“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多机会，单干、下海、各奔东西了。”滑冰的热潮似乎被更大的时代浪潮吞噬了，宫延利成了为数不多浮在水面的人。

再往后10年，随着市场规范和社会安全意识的提升，冰友能选择的冰场和公开水域越来越少，“尤其喜欢速滑的，找不到合适的场地，人数急剧下降，一批人选择小冰场，改滑短道速滑了。”宫延利没有改项，像打游击一样，在首体速滑馆、陶然亭冰场和没人管的河道里“自己玩玩”，“中午暖和，自己背着鞋去‘呼呼’滑20分钟，中间冷不丁还能叫几个朋友，再后来就叫不到人了”。

在宫延利踽踽独行的日子里，一批设施现代化的室内冰场开始崛起，国贸、西单、崇文门新世界迅速云集了一批更年轻的滑冰爱好者，退役运动员也开始提供专业教学，“大部分以花滑和短道速滑为主。”北京业余滑冰经历的沉寂，让现在圈子里缺乏三四十岁的冰友，80后小石是这个年龄段的佼佼者，因观看2006年冬奥会的一场速滑比赛“动心”，他在地坛公园外的紫龙祥滑冰馆报了速滑培训班，“这项运动一往无前，无论是身体姿态还是蹬冰动作，都是围绕着如何突破速度极限展开的”。

小石的第一双冰刀是在王府井利生体育用品店花1700元购得，刚参加工作的他工资大约2000元，往前30年，宫延利在利生门口找二道贩子花18元也买了第一双冰刀，当时工资32块5，“但原来是老式死托冰刀，我学冰已经改为拖拉板式冰刀了。”小石记得，1998年，“克莱普”拖拉板式冰刀在长野冬奥会上首次亮相，为速度滑冰带来了新突破。

对于变化，宫延利是敏锐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冰场里开始出现“老友重逢”，“很多扔了滑冰十几年的又捡起来了。”借着回潮，他所在的俱乐部自2009年连续举办了三届民间轮滑比赛，人数从几十人涨到四五百人，参赛者一度覆盖了11个省(区、市)。民间的热情很快触发了官方的推动，尤其2015年7月31日，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权后，一批场馆和大众赛事为滑冰爱好者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去年盛会的成功举办，更将民众的冰雪热情进一步释放。

“现在的孩子直接上冰丝带，条件太好了。”何广深坦言，得益于器材、场地和教练专业性的提升，现在滑冰的青少年水平不容小觑，但他强调，滑冰是颇具技术含量的运动，坚持并非易事，他记得，年轻时遇到专业队，总琢磨为何追不上人家，虚心请教后才只知道体能和技术缺一不可，因此，他每天上午4点起床开始跑步、打羽毛球，“一年三季都在练体能，就为了冬天露个脸。”如今他依然坚持轮滑和体能训练，保持健康活力的同时，也会为路人一句“嘿，这老爷子滑得真漂亮”而喜悦。在他看来，倘若现在的青少年也能坚持，滑冰的热潮还将重现。

但在崔克岭看来，如记忆中那般真正的“滑冰热”，除了群众参与，主管单位、场馆及产业链条上的相关从业者也应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虽然原来条件没现在好，但冰友在冰场上讲规矩，场馆在服务上也更细心。”他表示，往日值得回味，必然有让人温暖的地方，“希望向前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能把过去一些好的经验再捡回来”。

本文转载自中国青年报，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北京滑冰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