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比1，日本再次在西班牙身上上演逆转取胜。

连续战胜德国和西班牙两大冠军球队，从死亡之组中以小组第一杀出重围，晋级卡塔尔世界杯16强，足以让日本足球被称为“亚洲之光”。

从近两个世界杯周期来看，日本足球的更新换代，显然是成熟的。

很少有人知道，现代足球的起点，日本与中国类似，都只有一百多年时间。1917年，在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上，日本首次参加国际足球比赛，在与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队对战中，中国队以5比0大获全胜。

从上世纪20年代日本足协成立到90年代末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日本足球在国家队层面和俱乐部层面长期落后于中国。

到本世纪初，日本足球逐渐崛起，并屡次闯进世界杯，取得了一系列不错的战绩。

日本足球能超越中国足球，甚至在与世界强队对抗中获胜，仅仅用运气来说明显然有失偏颇。

当我们复盘日本足球发展史，它之所以在最近三十年中能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离不开日本足球的产业化。

那么，日本足球究竟是如何产业化的？足协、联赛究竟如何运作？它的球员为何能一再走向高水平的舞台？本文将回答这些问题。

足协：数十年的“基建者”角色扮演

要致富，先修路。这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句子阐释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的道理。

在足球产业化中，足协正是承担着“基建者”的角色。

从上世纪20年代日本足协首次成立开始，之后的五十多年里，除了受战争与战后经济形势的影响，如今常常被中国球迷痛骂的“外行领导内行”也贯穿在日本足协的始末。

毕竟，当时的日本足球，既没有见过大世面的足球运动员，也没有熟悉足球的管理者，却存在着大手笔花钱请知名球队和球星来吸金，给足协和整个国内足坛留下一大笔赤字的尴尬。

日本足协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得益于70年代末日本足协重组之后算的一笔“经济账”。

1974年，日本足协正式改组为财团法人，这一改组的重大意义是，在经济上，日本足协必须维持财政的健康发展，否则一旦破产，日本足协即不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这逼迫日本足协在日后的发展中，务必要算好“经济账”。

从1976年起，时任日本足协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让日本足协的运作变得健康起来。

第一，日本足协引入了供应商和后援会制度，与两家日本运动产品制造商迪桑特和亚瑟士，以及德国品牌彪马签下了总额为1.2亿日元的赞助合同，三家供应商得以轮流负责日本国家队、国奥队和国青队的比赛装备。

同时，一批关心日本足球的社会人士发起成立了“日本足球后援会”，包括三井造船、三菱重工等一干日本知名企业加入，为国家队海外参赛募集资金。

1977年后援会成立第一年，即有100多家团体加入，1300名个人参与。按照年会费团体5万日元，个人1万日元的标准，当年即为日本国字号球队募集到超过千万日元的经费。

第二，邀请国际知名球星及所属俱乐部来日本进行商业比赛，提高赛事等收入。

国际邀请赛在当时的日本足球界盛极一时，正如21世纪初在中国引发关注的皇马/巴萨中国行、意大利超级杯一样，当时日本亦邀请贝利、尤西比奥等一干知名球星及所属俱乐部前来日本比赛。

日本足协则通过电视转播广告植入、纪念品销售等方式，同样打开了财源之门。

第三，改组球队体系。

从1978年起，日本足协将下辖协会所属的球队注册类别，从原有的校园体制中分离出来，改为按年龄区分注册，所有球队分为成年、U18、U15和U12四类，任何个人均可缴纳相应的注册费用并注册，所收取的费用作为足协和地方协会的运营费用。

对球队和球员来说，只要注册报名，就可以组队踢比赛，而不再是依靠校园学制和管理方的限制。

在这一举措下，给日本足球带来“名利双收”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丰田杯。

1980年11月，日本足协联合当地的体育赛事企业，说服欧足联与南美足联，将每年一度欧冠冠军与南美解放者杯冠军争夺世界第一俱乐部头衔的“洲际杯”赛事移师日本举办。丰田公司作为赞助商冠名这一赛事，命名为“丰田杯”。

这一赛事形成了各方“多赢”的局面。对参赛球队来说，移师日本一战定胜负，免去欧洲南美两回合奔波之苦。对赞助商丰田来说，济科、普拉蒂尼等“自带流量”的球星助阵，让丰田汽车品牌就此冲出日本，走向世界。

当然，其中收益最大的还是日本足协，一场定胜负确保了比赛拥有仅次于世界杯决赛的激烈程度；比赛在欧洲、南美各国的关注度，也让电视转播的版权收入卖上了足够的价格。

直到2005年国际足联“世俱杯”吞并丰田杯，25年的时间里，让日本足球赚足了流量和财富。

也许有人将日本足球的成功归咎于青训的发展，但正是足协的正向运作，才给了日本青训丰富的土壤、环境，更重要的是，日本小球员们在足球道路上清晰的上升空间。

2010年，根据国际足联的统计，日本足球总人口为480万，其中在日本足协注册的球员有104万。18岁以下球员的人数达到63万。根据日本足协公布的数据，其国内的球队总数超过了2.8万支。

联赛：不能让投资方为爱发电

如果足协是日本足球的“基建者”，联赛便是依托基础设施形成的足球市场“供应链”，在这一供应链上，作为参与主体的俱乐部，通过足球赛事、青训等诸多活动，源源不断地撬动日本足球从业者的力量。

在1994年第一届中国足球甲A联赛开幕的前一年，日本足球J联赛率先于1993年拉开了帷幕。

在这之前，日本足球联赛虽然已有多年，但日本足坛之所以将1993年称之为当前日本足球职业化的元年，原因与1974年足协改革一样，最大的变革在于足球俱乐部的“法人化”，以及大幅提高了职业联赛的加盟门槛。

在这之前，日本球队实际上属于母公司的一部分，球员实际等同于母公司的员工。当时联赛28支球队中，有24支实际上属于企业球队，也就是企业的私产。

职业化改变了这一切，俱乐部作为独立的法人，从隶属关系上是股东与投资方的关系，而不是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系。

俱乐部不再单纯依靠母公司的“输血”运营，而是从球队的经营，联赛的分成，门票的收入，球员的交易等多种渠道获取收益，自负盈亏。

同步提升的还有一系列硬件条件标准，拉高了俱乐部的运营门槛，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足以凭借一己之力养活一支俱乐部，球队要想生存，必须成为当地的“招牌”，由当地的不同投资方共同参与，维持俱乐部的正常运营。

当时的日本刚刚摆脱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一些新兴企业正处在亟需打开市场，提升知名度的当口，而处在变革期的足球联赛，恰恰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有老玩家离场，也有新玩家愿意进来，成立新的俱乐部。

要把联赛玩转，仅仅依靠投资方为爱发电并不足够。作为职业联盟，还是需要让加盟进来的足球俱乐部们看到良性循环的可能性。

1993年，与J联赛拉开帷幕的同年，日本足球职业联盟就宣告成立。

这个时期的日本足球职业联盟，与足协之间仍然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关系，大部分赞助商收益和商务权益仍然收归足协所有，而不是交给俱乐部运营。

同时，为了增强观赏性，日本俱乐部也曾经依靠金元的力量邀约欧美大牌球星前来J联赛效力。例如，1998年法国世界杯上，巴西队的主力中场塞萨尔·桑帕约便是在日本联赛效力。

强力外援必然需要高额的薪资去养活，这也逐渐拉大了日本J联赛俱乐部的赤字，让90年代的J联赛俱乐部陷入不小的经营危机。

1998年，日本天皇杯冠军得主横滨飞翼因为经营不善，被同城对手横滨水手吞并，上演“夺冠即退出”的一幕。前一年，鸟栖未来（即鸟栖砂岩的前身）因背负12亿元的赤字无力解决被迫解散。

面对这一境地，日本职业联盟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进一步完善俱乐部的经营，二是进一步让职业联赛“走出去”。

俱乐部的经营在于进一步让俱乐部的财务收支和管理制度透明起来，避免毫无节制的高投入，实现规范化的管理。

21世纪初，职业联盟推行俱乐部财务向社会公开的透明化制度，连续三年亏损的俱乐部将失去参赛资格。

这一透明化实现的前提是，日本职业联盟自己先做到了透明化，给各俱乐部的转播分成、运营分成等一切分成，依据球队排名和球队收视率公开透明。

到2013年，职业联盟效仿德国足球，围绕竞技、设施、人事体制、组织运营、财务与法务共五大类56项具体细则推出准入许可措施，无法满足相关标准的俱乐部，将被处以警告、空场比赛、直至降级的处分。

“走出去”方面，日本选择了发行足彩、加强社会活动与推动J联赛走出日本本土。

发行足彩是一笔经济账，2001年J联赛第一阶段结束时，日本共发行14期彩票，平均每期销售金额24.29亿日元，平均投注张数233.81万注。这极大改善了日本职业联赛的财政状况，也有助于增强联盟为俱乐部的输血能力。

社会活动和J联赛走出日本本土，都不是一笔直接的“经济账”，而是一笔“社会账”。

通过J联赛俱乐部参与社会活动，向东南亚各国开放转播、开放青训合作，虽然不是直接的经济收益，却为各俱乐部“圈粉”不少，也间接为俱乐部打开了财源，甚至直接影响到亚洲各国对日本的关注和投资。

球员：带资进组撑起留洋队伍

在足球产业化中，虽然球员更像是一个个细胞，但他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只有一个个细胞足够活跃、健康，才能保障足球产业化的肌体更健壮。

在国字号级别的比赛中，中国上一次战胜日本，是在2014年。当时的U19亚青赛小组赛上，95年龄段的中国国青以2比1战胜了日本队。

如今，八年过后，那支日本队的当家国脚南野拓实已经在英超利物浦打上主力，而那支中国队的众多球员，只剩韦世豪一人尚能进入国家队的视野，并在中超联赛中作为主力出战，至于当时出场的刘军帅、唐诗、陈泽鹏、周煜辰等，已经隐身在中国职业联赛的角落里。

日本的留洋国脚多，究竟从何而来？

二十年前，当杨晨、孙继海、邵佳一等作为中国足球留洋的代表，在欧洲联赛驰骋时，日本也有中田英寿、稻本润一、中村俊辅等人与之并驾齐驱。

一个值得关注的留洋案例是，2003年，顶着上赛季日本J联赛最佳射手的名头，加盟德甲汉堡队的高原直泰。

高原直泰的官方转会费用为20万欧元，但据日本媒体报道，他的母队磐田喜悦拿到了比这更高的费用。这得益于高原直泰背后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即，赞助商为球员的母队贡献了大部分的转会费用，推动球员走出国门，走向欧洲。球员实现了“带资进组”，实现了留洋提高自我的愿望，新东家乐于接收，老东家获得了不菲的收益，资本也乐于从中买单，为自己获取曝光度。

高原直泰转会汉堡之后的首场训练课，就吸引了30余名当地日本记者的关注，同时，汉堡队吸引的来自日本的赞助也由此水涨船高。

当然，高原直泰本人也十分争气，加盟之后的第三场正式比赛即攻破了德甲霸主拜仁慕尼黑队的球门，终结了当时德国门神奥利弗·卡恩在德甲联赛803分钟不失球的记录。

类似的模式在中国球员身上也出现过。2014年，中国球员张稀哲在德国大众汽车的斡旋下，转会加盟德甲沃尔夫斯堡半个赛季。

张稀哲面临的环境显然比高原直泰要差不少，球员的自身的竞技能力和适应能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国内对这种“带资进组”方式的嗤之以鼻。

从张稀哲飞赴德国一开始，便有观点认为，这只是一项德国人割中国韭菜的举措，沃尔夫斯堡只是为了给自己打开市场销售的渠道，根本不可能在竞技层面上使用张稀哲。

伴随着张稀哲始终未能代表沃尔夫斯堡在正式比赛中登场，这样的观点更加根深蒂固。打不上主力，不如不去。

一个段子是，张稀哲返回北京国安之后，曾经讲述过这样一次经历，“我也服了！俱乐部跟我说，大众有个商业活动，让我去上海。我说什么？开玩笑呢！”

这不仅是张稀哲一人的认知，也是国内足球对于此种理念的不理解，尤其是在球员本人一时难以跟上欧洲联赛的标准，导致始终无缘大名单上场比赛的时候，更是难以接受还要千里迢迢出席商业活动的安排。

但是，2008年，以同样的方式，被大众汽车从日本带到沃尔夫斯堡的球员长谷部诚则表示，你如何来到这家俱乐部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在队内脱颖而出。

此后，尽管也需要不时参与各种商业活动，但长谷部诚还是顽强地克服自我，跟上球队的步伐，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博得主力的位置。

结语

足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运动，也不是一支球队的运动。它背后，是一个更为庞大的产业系统作为支撑。

日本足球的发展史，是一部奋斗史，也是一部血泪史，职业足球踩过的坑，日本全都踩过一遍。

近三十年的职业化道路上，日本足球经历过家门口举办的2002年韩日世界杯，也经历过1比4惨败巴西、1比4惨败哥伦比亚的世界杯之旅，当然，还有2004年依靠中田浩二的手球破门，在北京捧得亚洲杯冠军的争议。

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足球的产业化发展，激活了日本足坛各个角落的活力，从青训，到俱乐部、联赛、国家队，战斗力和影响力始终有增无减。

当所有人羡慕日本可以从所有效力于欧洲联赛的球员中选出一支国家队时，这个国家的足球实力正如同一面镜子，照映着亚洲足球职业化、产业化的成功之路，也影射着所有“落伍者”的尴尬。

本文转载自市值榜，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足球经济学：日本为什么总能闯进世界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