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财政部、中国足协联合印发了《中国女子足球改革发展方案（2022-2035年）》。教育部与财政部的加入，显然给这份方案增加了很大的分量。

女子足球目前在国内还没有高度市场化，财政部的加入或可以为女足发展，特别是国字号球队的建设形成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教育部与国家体育总局的合作，则有望打通校园足球与竞技足球之间诸多障碍。如果校园足球与竞技足球真正成为一个相互贯通，并符合足球发展规律的体系，这对提高女足青训成材率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不过，该方案虽然对中国女子足球未来的发展一定有不小的影响。但问题是，这份方案执行的时间仅仅只有十三年，却提出非常高的成绩指标，并不符合足球的发展规律。稍作理性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实现这些成绩的主动权并不在我们手中。换言之，即便未来十年因为方案的落实，中国女足有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发展，我们也无法确保有实力去冲击这么高的成绩目标。

比如“到2035年，力争获得2031年女足世界杯、2032年奥运会前3名”这样高的成绩要求，实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即便从现在开始，找到一批十岁左右的苗子以最好的方式进行培养，九年后的世界杯，十年后的奥运会，她们也就二十岁左右，这个年纪要完成方案中的成绩，那意味着全队都是天才级的球员了，毕竟这个年纪正常情况下至少比赛的经验是配不上世界前三水平的。

今年女足欧洲杯参加决赛的两支球队，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通常情况下，这也是球员运动能力最好的时期。天才球员当然有，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从无到有、立即组建一支天才球队。

实际上，刚刚参加了U17女足世界杯的这批球员，才应当是征战2031年女足世界杯和2032年奥运会的主力军。即便未来我们给这个年龄段的女足球员提供最好的训练和比赛机会，但我们却无法控制对手们的发展速度。而且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欧洲女子足球发展的加速度很大，以我们现在的速度很难一下子追上，何况还有美洲的几支传统强队。这种形势下，凭什么我们的发展速度一定能远远超过她们？即便我们按照计划，申办到了2031女足世界杯的主办权，只要未来十年别人不停止发展，我们就算有东道主的优势，也不可能确保进入前三。

另外，该方案也提出了近期的成绩目标，明年的女足世界杯以及2024年奥运会进入前8名。先不谈实力上的差距，就以中国女足目前的备战情况，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难度都不小。

明年世界杯上与中国同组的丹麦女足，截至目前在今年内已经踢了包含国际比赛日的热身赛在内共12场正式比赛，同期中国女足只踢了8场正式比赛，国际比赛日一场未踢。过去三年来，中国队只踢了16场正式比赛，丹麦队已经踢了29场比赛。距离双方世界杯的交战只剩九个月，中国队已经很难在正式比赛的场次上，把过去三年的损失补足并追赶上丹麦了。虽然中国女足目前出国踢球的球员人数在增加，但是丹麦队也有大批球员在欧洲知名的女足联赛效力。总而言之就备战而言，中国队明显没有优势。当然，中国队的世界排名在丹麦女足之上，实力并不处于下风，所以中国队小组出线是一个可以努力的目标。但是，中国女足无论从实力还是备战质量来看，都很难匹配进入前8名这样的目标。

这个改革方案不仅所制定的成绩指标过高，中国女足要实现这些成绩并无主动权，而且仅仅从目前公布的内容来看，支持这些目标成绩达成的一些具体的措施，相比过去的足球规划也无实质性的突破。鉴于中国足球的系统性的问题，该方案有的措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有的措施实际操作的效果如何，也无法乐观。

比如方案提出实行中超俱乐部“男足带女足”发展模式。现代女足运动的男子化，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在俱乐部层面实现“男足带女足”，的确是一个发展女足的有益尝试。但以目前中超大规模欠薪的现状，“男足带女足”这样的模式缺乏可行性。实际上，中国足协目前能够维持中超联赛的正常运行已经非常吃力了，“男足带女足”可能非但不能给女足带来更多的资源，反而在非常时期为了保中超，会损失中女超的利益。就在这份改革发展方案公布后两天，女超联赛在暂停了5个多月后，将开启在23天内踢完最后8轮的“魔鬼赛程”。女超当初意外暂停，就是因为要将海口的球场让给中超。

如今中超俱乐部本身职业化程度并不高，根本没有条件去扶持女足。“男足带女足”的发展模式，既给男足增加额外的负担，也让女足无所适从。

至于女足的青训方面，目前公布的方案中，倒也有一点“干货”。比如方案提到，到2025年，中国足协与地方共建体教融合女足青训中心达到30家。但是，这样的计划能否真正惠及那些有能力的青训实体，还要看在执行层面有没有真正的改革。否则，其执行的效果仍然存疑。

两个多月前，前国足门将彭诗梦的启蒙教练黄兰红，再次遇到了青训中的普遍存在的生存危机。黄兰红组建的球队在今年湖北省十六届省运会上夺得了女子小学组足球比赛的铜牌，但是这支球队的未来却非常迷茫。球队从组建开始，都是黄兰红亲历亲为，虽然得到了有关学校的支持，可以从学校挑选球员，但却一直缺乏稳定发展的体制内的合作者。鉴于当下女足很难完全倚靠市场力量生存，一旦得不到体制内合作者的必要支持，像黄兰红这样的青训个体户专业方面能耐再大，也是难以为继的。

黄兰红本想把成绩打出来之后，与孝感当地体育部门合作，成立类似于当年他在江苏盐城与当地体育局合办的女足青训基地，以现有的球队为抓手，逐步增加各年龄段的梯队，推动当地的女足发展。但他的这个计划并没有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兴趣，他仍缺乏支持他计划的体制内的合作者，尽管他的队伍这几年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球员家长交的培训费并不足以维持球队的开销，黄兰红只能自己掏钱补贴聘请的教练。因为缺乏合作者，得不到必要的资源，他们有时候就只能在闲置的停车场找空地训练。

足协的上述体教融合计划，应当正好可以解决像黄兰红这样基层女足青训实干家的痛点。但问题是，这样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能够真正帮助到黄兰红这样的基层青训实体吗？

十多年前，黄兰红曾经在江苏盐城以自己投资的方式搞足球青训。他的俱乐部不仅启蒙培养出了彭诗梦，也有如今效力广州队的李扬这样的中超球员。但是，当他的球队开始出成绩，当地体制内的合作方就单方面结束了合作，黄兰红维权无门。尽管后来校园足球，给当地足球青训注入了很多资源，但是黄兰红这样当地足球青训的功臣，却始终无法真正从校园足球中获得真正的帮助，因为他一直被体制排斥在外。他的俱乐部有好几个球员后来上了江苏省队，但是这些成绩并不能帮助他继续在当地实现足球梦想。

如今，黄兰红在湖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次足协的体教融合计划，只有真正帮助到像黄兰红这样的基层青训实体，才值得期待。因为这些“草根”青训实体效率很高，他们才是中国女足青训的巨大潜力所在，现在他们需要的就是政策的扶持。但是，如果因为黄兰红这样有能力的足球青训实体，因为无法找到体制内的合作者，而依然无法受惠于足协的改革计划。那么，这样的计划的实际效果还是值得怀疑的，至少很难说会比前些年的校园足球更好。

总之，女足改革发展规划只是设定高的成绩指标，并不足以给中国女足带来任何主动发展的机遇，关键在于配套的措施是不是合时宜，是不是接地气；相比过去的种种足球规划，是不是在落实层面有突破。否则，这样的方案愿景再好，恐怕依然像那遥不可及的雨水，很难解决中国女足发展的“近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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