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光塔位于七台河市正中央，是这座黑龙江边陲城市自己的埃菲尔铁塔。观光塔有八层楼高，2018年以前，这些楼层展示着黑陶、酒具、琉璃和其他代表七台河本土文化的物件，以及更多介绍煤炭的展品——七台河是一座因煤而生的城市，是中国众多煤城中的一个。

而在2018年以后，观光塔的展品全都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讲述七台河短道速滑发展史的旧冰鞋、老照片和几百块金牌。作为城市地标性建筑的观光塔，也拥有了一个新名字：“短道速滑冠军馆”。

在总人口69万的七台河，哪怕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也能说几句自己与短道速滑的渊源：某年冬天，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开车接十多岁的王濛和她的几位队友去室外冰场训练。除了王濛，杨扬、孙琳琳、范可新这几位冬奥冠军也来自七台河。中国在历届冬奥会上拿到的22块金牌中，七台河运动员赢得的，占了7块。

没有哪一座中国的城市像七台河这样密集地产出冬奥冠军。即便如此，七台河也是在最近几年才为自己找到了“冬奥冠军之乡”的新标签。21世纪以前，煤炭几乎是七台河城市故事的唯一主角，一系列历史的偶然，才令滑冰与金牌成为故事的情节。滑冰事业甚至一度将在七台河中断，直到最近一个十年，当煤炭无法再为城市提供高速行驶的动力，七台河开始把短道速滑请到聚光灯下。

一己之力

所有来七台河追溯短道速滑源头的人，都会被告知同一个名字：孟庆余。七台河的世界冠军几乎都曾是孟庆余的学生，或者他们的教练曾是孟庆余的学生。

这个不能被绕过的人物在1969年来到七台河。2022年2月14日，孟庆余遗孀韩平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18岁的孟庆余作为上山下乡知青，从哈尔滨坐上了开往七台河的火车。那一年，像孟庆余一样来到七台河的知青超过3000人，据资料记载，这些知青不仅来自哈尔滨，也来自上海、浙江、四川等地。

孟庆余抵达的地方，是一座城市建设史与矿区开发史画等号的城市。1954年，七台河原发村的几位烧窑工人打猎时，在狐狸挖洞处发现了煤，很快，原发村村支书就在狐狸洞开办起小土煤窑。1958年，黑龙江省委决定由鹤岗矿务局负责正式开发七台河煤田，那年年末，七台河原煤产量达到16万吨。

到了1969年，七台河矿区的开发建设已经进入第11年，“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很快被提出，七台河原煤产量已经超过121万吨。知青孟庆余被分配到七台河的新建煤矿，成为一位井下采煤工人。

韩平云在1972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孟庆余，一开始，她还不知道孟庆余对滑冰的痴迷。新建煤矿的宿舍挨着韩平云的家，附近是矿务局第三中学，到了冬天，她发现孟庆余会去学校操场的冰场滑冰，后来才知道孟庆余在哈尔滨上学时，就曾获得滑冰比赛中学组的冠军。同一年，孟庆余代表七台河参加合江地区（原管辖包括七台河在内的2市13县）冰上运动会，获得了三项冠军。自那之后，孟庆余被调到市体委工作，离开煤矿，在1974年组建了一支七台河少年速滑队并担任教练。

杨扬的启蒙教练董延海是孟庆余最早一批学生中的一个，在1978年跟随他学习滑冰。董延海记得，孟庆余自制了一个浇冰车，“把一个大铁桶焊在铁爬犁上，铁桶下面有一根直径七八厘米、长约2米的管子，管子上钻着许多小孔”。到了冬季上冰的时节，孟庆余会在凌晨3点起床，先用大扫帚把附近烟囱排出的煤灰扫干净，然后往桶里灌将近1吨的自来水，在零下30℃的气温里推着车一圈一圈在冰场浇冰，冻出适合滑冰的光滑跑道。

在孟庆余带着七台河少年速滑队的前十年，小队员都是在冬季四五个月的冰期里在室外练习滑冰，参加的比赛大多限于合江地区和黑龙江省。转机发生在1985年，孟庆余的13岁学生张杰在全国少年速滑比赛中包揽少年女子丙组单项和全能共5块金牌，随后孟庆余提出带队到哈尔滨冰上训练基地，在室内滑冰馆训练，这样能将训练时间延长到近10个月。

彼时，七台河升格为地级市不久，已经进入煤炭开采的高峰时期，原煤产量是孟庆余刚任煤矿工人时的三倍多，全市的工作重心是大开煤矿。根据《工人日报》当年的报道，七台河大大小小煤矿的数量最多时达到1200多个。

没有多少人知道练习滑冰的前景在哪里。但孟庆余已经带出了全国冠军，市体委同意了他的想法，出资支持孟庆余和他的30余个队员常驻哈尔滨训练。这支队伍在哈尔滨租住的宿舍位于滑冰馆附近棚户区的旧平房，冬夜，窗外的雪花会飘在队员的被子上。

那一时期，孟庆余提出了“阶梯式”培训方法，把初级训练放到七台河，负责初级训练的教练员是他带出来的学生，包括董延海、马庆忠、赵小兵、姜海等人，能去哈尔滨训练的则是由高水平队员组成的市体校重点班。

在并不优渥的条件下，已经拿下全国冠军的张杰又在1991年拿下日本札幌第十五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金牌，成为七台河第一位短道速滑世界冠军。

当时媒体报道张杰夺冠，多写孟庆余得知消息后“高兴地跳起来”。但在韩平云印象里，孟庆余的喜悦是不表露的。不只是喜悦的情绪没有分享，孟庆余常年在哈尔滨训练，时间几乎也都留给了队员，“他去哈尔滨训练20多年，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足四五年。”孟庆余没有在家里过过一次完整的春节，几乎没有参与儿子的童年。现在韩平云劝慰自己，如果孟庆余把精力分散到滑冰以外的其他事情上，他训练的运动员或许就不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在孟庆余组建七台河第一支速滑队的28年后，冬奥金牌开始从七台河产生。杨扬、王濛和孙琳琳在七台河经历了启蒙和初级训练，进入国家队后，她们在2002年、2006年、2010年三届奥运会上共计获得6块金牌，其中杨扬在美国盐湖城第十九届冬奥会上获得的短道速滑女子500米金牌，是中国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块金牌。

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范可新获得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金牌，七台河再添一位冬奥冠军。范可新也是七台河最后一批受过孟庆余手把手教导的短道速滑运动员。

八年低谷

2006年至2013年末，是七台河短道速滑的低谷。多位亲历者回忆，2013年末，市体校只有18个孩子在练短道速滑。

低谷带来的后果，这几年才显现出来。张利增是七台河市体校重点班主教练，2020年选调国家短道速滑队教练组成员，作为中方教练协助金善台、安贤洙等外方教练执教，北京冬奥会期间任短道速滑国内技术官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国家队的22人里，只有范可新和徐爱丽来自七台河，并且范可新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了。这意味着七台河短道速滑运动员几乎断层。

2006年8月2日，55岁的孟庆余在开车带一名队员去哈尔滨上训练课的路上遭遇车祸，意外去世。“孟老师在的时候，他规划得很好，他在顶层，下面的教练员按照他的安排进行工作。他突然一走，下面的教练员就有些乱，招生也很难。”张利增说。

孟庆余的学生赵小兵从1989年起担任教练员，她记得在1996年以前，孩子被体校选中去滑冰还会被家长视作是荣誉，但后来选材越来越难。“前段时间，有一个孩子在抖音看到我，问‘你还记得吗，十多年前我妈妈不让我练滑冰，你到我家找过我三次’。其实这样的事我都不记得了，因为太多。”赵小兵说，那些年招不到学生，遇到好苗子她总会多次登门，但往往只是招人白眼。

“滑冰遭罪”，是许多家长给赵小兵的理由。七台河没有室内冰场，学滑冰的孩子要在零下30℃的气温里穿着厚袄上冰场。有几年的时间，七台河滑冰没有固定场地，赵小兵四处问家长家附近有没有水泡子，在野外浇冰带学生训练。

那时，即便七台河已经走出几位冬奥冠军，仍顾不上修一个室内滑冰馆。煤城的鼎盛时期已过，2006年初，七台河市聘请专家做调查，发现七台河矿区已探明煤炭剩余可采储量的均衡生产年限仅为11年，明显属于煤炭资源枯竭型矿区。2009年3月，七台河被列入国家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

在七台河短道速滑的低谷期，七台河地方政府其实已经意识到没有室内滑冰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南方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都在建室内冰馆了，我们却还要借哈尔滨的室内冰馆训练，还有些孩子在室外训练，条件非常艰苦。”七台河市体育局原副局长、现在该局任三级调研员的王宏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七台河市委市政府和体育局都在担心，短道速滑这张城市名片能否保持下去。

王宏斌回忆，2007年，黑龙江省体育局时任局长赵英刚带着七台河市体育局时任局长伊才波，向国家体育总局时任局长刘鹏汇报七台河对于修建体育场馆的迫切需求，此后国家体育总局特批了500万元，支持七台河修建室内滑冰训练馆。

“但500万元是九牛一毛。”王宏斌说，当时七台河政府考虑不能只建一个室内滑冰训练馆，应该建一个能够承接夏季项目和冬季项目训练和比赛的综合体育馆，综合体育馆体量大，功能全，造价也高。

2009年4月15日，七台河市体育中心综合体育馆（以下简称“体育中心”）开工建设。王宏斌说，体育中心的总造价达到1.8亿元，对外争取到的资金除了国家体育总局的500万元，还包括省政府的1000万元和省体育局的250万元，加起来一共是1750万元，剩余1.6亿多元的资金都是由七台河市财政投入。

1.6亿元，对于七台河市政府是一个不小的财政负担。七台河的煤矿一个接一个关闭，在2012年至2015年，七台河GDP一度呈现负增长状态，平均增长率为-8.38％。在黑龙江的12个地级市中，七台河的GDP总是排名倒数，另一个紧挨着七台河，频频出现在榜单末尾的城市是鹤岗。

2013年11月27日，七台河体育中心建成。王宏斌说，工程竣工结算之后，还欠施工企业4900多万元，直到2019年6月才把欠款全部还完。这意味着体育馆从开工到建设，再到还完款，一共花了10年时间。

投入使用的七台河体育中心共有两个冰场。张利增说，当时看到冰场，感觉看到了希望，“我们不用再靠天吃饭了。有了冰场，才有条件去练滑冰。”

转暖

但是，七台河体育中心刚建成时，溜冰的孩子已经不及40年前野冰场上的多了。

2014年4月，时任七台河体育局局长的陈岩给董延海打去了电话，“他很着急，说七台河短道速滑出问题了。只有那么少的孩子在练滑冰，优秀的更少，冲击奥运冠军基本没有希望了。”

那时，已经结为夫妻的董延海和张杰刚从日本回国不久。董延海在1989年赴日留学，张杰则在1999年赴日本学习，与丈夫相聚。孟庆余去世后，张杰时常梦见在训练队的生活，在梦中听到他的声音。两人在2011年回国，但当时七台河的室内冰场未修好，董延海和张杰便先去了上海，在董延海的学生杨扬创办的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工作。陈岩希望董延海和张杰回到七台河，于是董延海和张杰整理了38个大箱子，在2014年年中从上海搬回了家乡。

回到七台河之后，董延海想到用他在日本和上海接触到的最新体育理念为短道速滑选材。

董延海在日本生活二十余年，他发现很多日本优秀的运动员即便退役，去了企业工作，也不会扔下自己喜欢的运动。“比如说棒球，有些棒球运动员工作后还会到学校组织一个球队，在业余时间义务为校队教学。学校的体育老师可能不一定懂棒球，棒球运动员却非常优秀，他组织了球队以后，还能去打区里的比赛、市里的比赛，甚至全国的比赛。”

在上海，董延海也看到了类似的体教融合模式，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当时和十余个浦东新区的学校达成合作，吸引了很多孩子到中心练滑冰。

董延海提出了短道速滑特色校的概念，七台河市体育局和教育局都同意了这个想法。北岸小学是第一家特色校，董延海去那里给一、二年级的孩子上体育课，不收任何费用，他的目的不是给孩子上课，而是选材。大约三个月后，董延海在北岸小学选出约50个适合练滑冰的孩子，在下午下课后把孩子们集中到校园里，做体能训练和教短道速滑的技术，等到家长来接孩子，训练就结束。

一支短道速滑队伍就在北岸小学建立起来了。到了2014年9月，短道速滑特色校扩大到4家，董延海把体育老师培养成初级教练员，传递给他们统一的选材标准和训练计划，体育局定期给特色校发放装备和补助，并且提高了体育老师的待遇。董延海告诉体育老师，他们的工作是“为国争光，而不只是给孩子们上体育课健身”。

在2014年，接到了陈岩电话的不只是董延海和张杰，还有刚在上海工作了一年的张利增。张利增曾于2009年在七台河市第十五小学组建了全市第一支吃住训一体的短道速滑校队，陈岩记下了他的成绩，邀请张利增回来带市体校的重点班。

七台河市体育局的短道速滑梯队培养模式逐渐确立下来——由董延海提出建设的短道速滑特色校在全市范围内选材，合适的孩子会被选入市体校的基础班，接受赵小兵等教练的启蒙训练，然后进入由张利增任主教练的重点班，到哈尔滨训练，更优秀的孩子则会从重点班被输送到省队乃至国家队。

七台河短道速滑运动员的培养模式与40年前不再一样，但现在七台河的教练训练运动员时，仍有孟庆余的影子。

张利增跟着孟庆余训练了5年。孟庆余在哈尔滨执教重点班时，训练是一场早冰一场晚冰，等到张利增带重点班，也申请一场早冰一场晚冰。早冰5点开始，晚冰晚上10点半开始，每场一个半小时。张利增和看门师傅、浇冰师傅交上朋友，请他们早上早一个小时来浇冰，晚上再推迟一个小时熄灯。

之所以要争取更多训练时间，是因为张利增在效仿孟庆余当年大量练基本功的训练思路。“到了重点班这个层次，很多其他地方的队伍已经会开始练一些速度、耐力、强度的课程，但孟老师训练的方式是以打基础为主。”张利增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他带队员时会加入大量的基础训练和技术研磨，强度不大，要花更多时间。

孟庆余的训练方法也传递给了七台河后来的教练。“我那个时候觉得很奇怪，他的训练内容都和别人不一样。” 孟庆余遗孀韩平云记得，孟庆余曾经把家里打算做家具的红松木改成了滑板，就是把宽度约50厘米、长约2米的木板打上蜡，让队员穿着毡袜在滑板上左右蹬腿，练脚下动作。

张利增在带重点班时，也设计了很多练习动作，包括绕块练习、眼镜练习、大弯道练习，“这些训练的动作看起来和短道速滑没什么关系，在冰场上像是练花样滑冰，甚至像是玩，但可以训练脚上的灵活性、协调性和驾驭冰刀的能力。”张利增说，很多训练动作是借鉴了孟庆余的理念，再加上现在的一些创新改动。

董延海说，到了2017年，七台河短道速滑的新培养模式已经看到明显的成效，在训运动员已经超过300人，远多于三年前。那一年，七台河也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升格为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2018年，张利增带的重点班学生中有两个直接跨级被选入了国家队，一个跟着李琰训练，一个跟着王濛训练，此后他还有多个学生在省级和国家级比赛中拿到冠军。现在，七台河的短道速滑特色校共有11家，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人才输送。

除了体育局系统的短道速滑队，七台河还有了一支比较特殊的队伍。2014年10月，在日本取得智障者介护资格证的张杰发起了特奥短道速滑队，从140多名残障学生中挑选出26人组成第一批试训队，练习短道速滑，后来张杰带领的运动员在第十一届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得4块金牌，2块银牌。

此外，体育局支持张杰在体制外另办了一支少儿队伍，这个队伍也能向省队输送优秀运动员。董延海说，这支少儿速滑队的40多个队员中，有17个孩子是从甘肃、贵州、山东等省份来到七台河的。

这些速滑队都在七台河体育中心训练。王宏斌说，队员学滑冰是免费的，体育局也会为冰刀、服装等器材提供补助，“这是一大笔开销”，而七台河体育中心每年的维护费用也达到约600万元。

尽管这些费用对七台河地方财政仍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在看到短道速滑已经取得的成绩后，七台河政府开始把它当作一笔不能省的开支。

接棒

对于现在的七台河，短道速滑不再只是一项能够培养冬奥冠军的冬季运动，还是一种支撑城市发展的文化。

过去，“煤城”是七台河最引以为豪的称呼，但现在翻开由七台河市委书记王文力和市长李兵任编辑委员会主任的《中国国家人文地理》七台河卷，七台河把“世界冬奥冠军之乡”的称号放在了第一页。

“2017年以前，我们是完全没有提炼出冠军文化的。但是2017年之后，政府开始意识到要挖掘城市的文化和精神。” 七台河市文广旅游局副局长艾丽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市政府总结完，觉得值得说的就是“冬奥冠军”。 

艾丽杰说，七台河观光塔是一个连供暖设施都没有的钟楼，原本没有打算让它发挥展览功能，但市政府在2018年决定紧急将观光塔改建成短道速滑冠军馆，次年即改建完成，“甚至没有花时间重新再建一个展览馆，可想我们城市转型的急迫。”

曾经，除了森林公园，七台河几乎没有其他旅游资源，艾丽杰说整个七台河对于旅游都不够重视。但在北京冬奥会结束前夕，七台河推出了“探秘冬奥冠军城一日游”旅游线路。艾丽杰说，这条旅游线路的内容包括参观短道速滑冠军馆、七台河体育中心、冠军桥，以及品尝冠军宴。冠军宴由七台河市专家接待中心和餐饮协会在2019年开发，在当年获得黑龙江名宴最高奖。冠军宴的主角，是厨师整理孟庆余当年调剂运动员膳食结构时制作的菜品。

不过，七台河一切对于冠军文化的开发，都要建立在这座城市能够源源不断产生冬奥冠军的基础上。

七台河市体育局原副局长王宏斌说，七台河短道速滑未来要有发展，还需要建设更多场馆。七台河体育中心两个冰场的使用已经处于高饱和状态，除了例行维护冰场的周日，一个星期的六天里从早到晚都排满了训练的速滑队。“但是建新馆，区县拿不出那么多钱。如果国家和省里能够有补助，我想这个钱花在七台河不白花。”王宏斌说。

现在，七台河已经拥有了一支代表当地最高水平的队伍。2021年4月，黑龙江省体育局和七台河市体育局开启“省队市办”模式，选拔出了一支黑龙江短道速滑青年队（以下简称“省青年队”）。省青年队在黑龙江全省进行了几轮选拔，最后选出28人，其中2人来自大庆，剩下的26人都来自七台河。这支队伍可以直接向国家队输送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为省青年队聘请了一位韩国主教练李成勋，张利增则是省青年队的中方教练。“短道速滑运动员的培养需要周期，我认为最成熟的年龄是在25岁。”张利增说，之前七台河的运动员培养确实存在空档期，而现在省青年队队员的年龄在十六七岁，还需要几年培养，但他们将是七台河的希望。

2005年出生的刘福霖是被张利增寄予厚望的一位运动员，他是张利增在重点班带的第一批学生，张利增称他是王濛二代，“滑得特别霸气。”

“大家都说我和王濛挺像的。比如说和对方贴得特别近的时候，过人就有几率犯规或者摔倒，换别人就会不敢动，就被压住了。但是我敢试，然后我就能过去。我过去了，就绝对不让你跟上我。打比赛，没有人会记住第二名，大家只会记住冠军。”刘福霖说，第一次拿到冠军站上领奖台，他感到浑身毛孔放大，“特别冷，”并且“所有目光都在看向我。”后来，刘福霖一直在追逐那种感觉。

2017~2018年度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以下简称“省锦标赛”），刘福霖开始拿到冠军，而在2018~2019年度到2020~2021年度的省锦标赛，刘福霖连续包揽500米、1000米、1500米、全能1500米全项冠军。除此之外，他还在全国青少年U系列短道速滑等多个赛事上拿到冠军。全国冬季运动会是中国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冬季综合性体育赛事，在2020年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短道速滑少年组500米比赛中，刘福霖拿到银牌。

刘福霖说，他在2022年的短期目标是进入国家队，更远一些的目标，是参加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

在七台河，每一个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人，都提到了范可新在获得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金牌后说的话，“短道速滑是一种传承，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七台河小孩，能接上我的这一棒。”张利增的愿望是培养一批能接上范可新这一棒的运动员，刘福霖的愿望则是“我争取接上这一棒”。

七台河需要下一个冬奥冠军。当东北的失落与振兴已经成为近几年最常被讨论的社会议题之一，几乎每个东北小城都在寻找转型的可能性，以及足以支撑起城市转型的落点。七台河已经有了这个落点。短道速滑已经被七台河请到舞台中央。

本文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七台河需要下一个冬奥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