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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7月，杨晨转会德甲球队法兰克福，成为中国球员在欧洲五大联赛“留洋”和进球的第一人。

此后，范志毅、孙继海、马明宇、李玮锋、李铁、邵佳一、郑智等国内优秀球员的身影也先后出现在欧洲五大联赛中，有的还成为主力球员。

而目前的中国国家队中，只有武磊一人“留洋”。在上个赛季中，他代表西乙西班牙人队出场34次，大部分时间只能作为替补出场，仅取得3球2助攻。

不过在上半年结束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四十强赛上，武磊在最后4场比赛中贡献5球2助攻帮助国足杀入十二强赛，得到了外界一致好评，也引发了社会各界重新审视球员“留洋”的重要性。

中国球员“留洋”现状：人丁稀少，与日韩差距还在拉大

从“留洋”的数据就能看出，中国与亚洲足球水平名列前茅的日本、韩国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韩国队目前有多人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日本更有足以组成一支队伍的球员在五大联赛踢球。其中不乏各球队主力球员，如热刺的孙兴民、斯图加特的远藤航、利物浦的南野拓实等。

对此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表示，中国足球需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把球员送出去是中国足协必须要做的事情，日本青少年在国外踢球的有上万人，而中国则很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未来10年内，我们同日本的足球差距会越来越大。”

“留洋难”难在哪儿？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甚至未成年球员去欧洲、巴西等地深造，中国球员“留洋”呈现低龄化趋势，而这些孩子绝大多数是自费出国。

但另一个现实问题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孩子基本在国外很难立足，只有极少数球员在成年后能在一些低级别联赛获得出场机会，导致“留洋”逐渐变成“镀金”，“出口转内销”现象十分普遍。

目前“留洋少、留洋难”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自身实力不够、国内高薪带来的动力不足、文化语言等隔膜带来的融入难、年轻球员缺乏比赛等问题。

第一，中国青训底子差、根基薄，球员难以凭自身实力在海外立足，“出口转内销”更多的原因还是球员自身能力不足问题。

第二，国内顶级球员仍然存在“留洋”动力不足问题。在限薪令颁布之前，球员们在国内联赛赚钱相对容易。即便目前受到限薪的影响，球员们在国内的收入仍然高于“留洋”收入，这便导致了一些本身具备“留洋”能力的球员失去了在更高平台取得进步的动力。

第三，受文化隔阂、语言障碍和生活习惯不同的影响，很多“留洋”球员难以融入社会大环境和球队小环境，慢慢就被边缘化了。以女足球员王霜为例，她在效力巴黎圣日耳曼期间遇到了不少日常生活中的困难。这都成为王霜决定回国踢球的重要因素。

第四，多位采访对象透露，目前低龄出去“留洋”的孩子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普遍缺乏比赛、甚至无球可踢。目前，无论是欧洲还是巴西，因为当地政策限制原因，中国孩子都不能随意参加当地正式比赛，只能跟着练。恒大足校前几年每年都送25个孩子去西班牙培养，因为不能参加当地联赛，最开始只能约赛，后来只好自己办了个比赛邀请人家来参加。曾短暂留洋巴西的泰山队队员赵剑飞说，当年去巴西只有十五六岁，年龄太小没有正式比赛踢，每个周末圣保罗俱乐部会给中方球员安排与附近的球队踢友谊赛，但友谊赛的比赛质量跟联赛无法相比。

“留洋”需整体规划 更重要在于治本

从国足在四十强赛上的表现不难看出，“留洋”独苗武磊的表现仍要明显优于场上的其他球员，“留洋”仍然是稳步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更重要的是需要进行整体规划，并同时提高国内青训水平，夯实基础，万万不可将“留洋”当作捷径。

陈戌源表示：“中国足协的目标是在今明两年之内，把青少年队伍整建制地送出去，我觉得这是中国足协必须要做的事情。这里面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是保障，包括教学、生活等等，让小孩和家长都没有后顾之忧；第二个就是要有球踢，目前我们跟一些发达国家的足协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会请他们帮忙联系和支持，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社会方方面面都来支持这个事情，共同努力把这个事办好。”

陈戌源认为，从过往几十年发展看，要把青训真正做好，应该上升到国家行为，政府要为整个青训事业担当更多的义务。

对此，天津市体育局局长李克敏建议，由中国足协牵头成立一个青少年足球海外发展基金，并立足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目标，制订15年海外人才培养计划，培养1000-2000名高水平人才。同时，恒大足校校长王亚军也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青训发展基金，对青训卓有成效的机构和队伍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或奖励政策，来达到鼓励“留洋”深造的目的。

青训、校园足球取得阶段性成果

与“留洋”问题众多、现状不乐观的情况相比，国内在青训、校园足球开展方面整体呈向好趋势，已超额完成了到2020年建成两万所足球特色学校的目标任务，踢球的孩子稳步增多。尽管各地足协、足校、俱乐部梯队、特色校的运作模式、培养方式、投入都各有不同，中国特色足球青训体系正在摸索中逐步建立，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以恒大足校为例，自2012年成立起，截至目前学生球员已累计入选国少、国青436人次、150多人，向俱乐部输送累计超100人。恒大足校还培养了500多名中方教练员，其中B级以上的教练员接近1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北京市在2019年实现了“八个一体化”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模式，并创建了“5816满天星”青训体系。由体育和教育部门共同布局5个市级、8个大区级、16个行政区和学区级综合配套功能完善的青训中心。同时在2017年率先推出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定级赛，并在2018年率先推出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赛，2019年的参赛人数达到10782人。

记者在调研时实地探访大连实验小学时看到，孩子们踢球已经颇有章法，学校也把开展校园足球作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尝到了甜头。

体教融合有待推进 优质资源难以整合

在2020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文件公布后，足球领域的体教融合工作有所进展，但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在目前教育优先的理念下，很多家长送小孩加入职业梯队的意愿有所减弱。河南建业外国语中学足球队总教练宋琦说：“家长的观念也在转变。如果孩子能踢出来就去职业队，但是一定不能放弃学业，家长更愿意让孩子在学校里面做体育特长生。”小学阶段踢球的孩子很多，初高中阶段就断崖式下滑已成为各地的常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多地的职业俱乐部和地方足协都在进行体教融合实践，与学校进行深度合作，实践将梯队放进校园以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

然而目前由于在赛系、赛制的设置上有不同的看法和设想，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只能由两个系统各自办赛，双方的优质资源难以整合，体教融合的实际难度仍很大。

虽然整合难度大，但足球界主流声音仍认为体教融合是大势所趋。中国足协执委、成都足协主席辜建明表示：“有一些声音说要回去走体校的老路，体校模式并不符合现代球员的成长规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要坚定信心，继续往下推进体教融合。”

精英青训发展存在诸多痛点

——缺少青训教练员和教练员讲师。据介绍，目前中国足协的注册教练员人数为6万，教练人数尤其是高水平青训教练短缺。

辜建明认为，比起缺乏教练来更严重的是缺乏高水平的教练员讲师。建立起教练员讲师队伍是培养教练员的核心，中国足协目前没有一名职业级教练员讲师，而人口只有30多万人的冰岛却有数十名职业级教练员讲师。国内教练员讲师的培养长期被忽视。他认为，高水平的教练员讲师需要同时具备职业足球背景和外语水平，属于稀缺人才，应该出台政策鼓励讲师队伍建设。

——青训补偿难获保障。云南省足协主席常林说：“在参加陕西全运会男足资格赛前，我们发现云南籍03年龄段球员有近百人分散在其他俱乐部和地方队，当云南向他们发出征召函时，大部分人因签了协议，不能代表云南出战。我们在追溯他们信息时，却找不到转会情况，更别提青训补偿了。作为没有职业球队的欠发达地区地方足协，权益该如何保障呢？”

大连市体育局局长温殿斌介绍，由于青训投入金额大、时间长、见效慢，现在很多职业俱乐部都选择花钱从其他地方挖好苗子，但由于缺乏相关的限制政策，被挖角的地方足协或青训机构并没有办法阻止类似的球员流动，其利益和积极性受到挫伤。

本文转载自新华社，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留洋”道阻且长 青训上下求索 ——“中国足球走基层”系列调研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