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体育注：

在经历多方博弈后，东京奥运会于北京时间7月23日晚艰难拉开帷幕。

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内6万多个空荡荡的彩色座位，与主场外的人山人海形成戏剧性对比。

这注定是一届不同寻常的奥运会。

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一书中，戴扬和卡茨把那些在电视上进行现场直播的国家级历史事件（如奥运会、世界杯等），称为“媒介事件”，并将其概括为三种主要类型：“竞赛”、“征服”和“加冕”。

在媒介事件营造的集体无意识的全民狂欢氛围中，社会矛盾与冲突得以暂时性化解或搁置，共识性的仪式吞没了持异见的个体，报道变成了礼赞和庆祝，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神圣感、认同感得到空前强化。

然而，日本非但没有因东京奥运会这一媒介事件团结起来，反而闹得舆情汹涌，两极分化。

撇开日本国民对于奥运会开幕式的吐槽，事实上直到开幕式前夕，日本国内对举办奥运会仍存在分歧。

7月25日，奥运圣火传递的最后一棒，抵达东京都政府大楼的都民广场，数十名抗议者聚集于此，在大批警察包围下，高呼“请优先应对疫情”的口号。

疫情，依然是东京奥运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开幕式当天，东京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59例。一些运动员因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而不得不憾别赛场。

“No Olympics”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东京奥组委称，目前的确诊病例仍是一个可以控制的数字。

除了疫情风险的不确定性外，严重超支与巨额亏损，使得东奥会实为一门板上钉钉的赔本生意。

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表示，办成一届安全安心、能够守护国民生命的大会是最优先的课题，对于经济效益根本没有期待。

这与此前在世卫组织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大流行病后，日本仍一度反对延期，坚持如期举办奥运会的态度，似乎有些相悖。

如今日本顶着民意和疫情扩散的压力继续举办奥运会，恐怕更多地还是出于经济考量。毕竟如果停办，一切都将打水漂，造成的经济损失或可能直接抵消日本近几年的经济增长。

日本没有回头路。

“Japan is back”梦碎

8年前，东京赢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他比当上首相时更快乐。

安倍将奥运会视为一个机会，为他乐观的口号“日本复兴了”（Japan is back）增添可信度。

他希望奥运会能帮助日本走出几十年来经济停滞、人口下降与毁灭性自然灾害的阴霾，开创一个国内繁荣的令和新时代。东京奥运火炬也被命名为“复兴之火”，足见日本对本次奥运会寄予的厚望。

如今，安倍已退出政治舞台，“安倍经济学”毁誉参半，东京奥运会生不逢时。能否成功应对危机并最大限度地控制损失，成为考验新任首相菅义伟的一道难题。

2020年新冠疫情在日本的肆虐，严重拖累了日本经济走势。但事实上，即便没有疫情，日本经济也早已显露疲态，多年呈现“低通胀、低增长”态势。

日本人口数量已经连续11年负增长，目前总人口不足1.26亿人。据日本相关机构的预测，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十年仍将持续。到2050年左右，日本人口或将下降至1亿人以下。

人口负增长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老龄化，当下的日本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8%，可以说，日本已经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

这一结构性困境正在深刻影响日本经济的方方面面——劳动力供给不足、需求与消费下降、风险厌恶情绪增强、投资减少、社会抚养负担加重……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

日本民众普遍怀念昭和时代的经济荣光，希望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能像1964年一样，提振国民经济，重现1962-1964年间的“奥林匹克景气”（1964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日本带来的经济繁荣景象）。

为举办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日本政府投资了约28亿美元（一万多亿日元）兴建各种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新干线铁路、体育场馆、酒店、饭店、旅馆、高级商场和游乐园等。

东海道新干线和首都高速公路均在这一时期建成，东京首都圈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因炒作“奥运概念”，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东京开启了高层建筑时代，东京乃至整个日本的都市风貌，都发生了质的改变。松下、精工、富士等一系列日本民族品牌也走向世界。

1964-1969年，日本GDP增速除1965年为6.4%，其余年份均超过10%。1968年，日本一跃成为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曾尝到奥运甜头的日本，如今再次把希望寄托在奥运会上，并且倾注了完全称得上是举国之力的人力、物力、财力。

据《日本经济研究》统计，在奥运场馆建设和酒店客扩容这两项上，日本政府就投入了约400亿美元。东京奥运会延期的这一年，相关场地维护管理费以及各竞技团体举办资格赛所需的经费等，合计损失约58亿美元。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在7月8日举行的日本政府与国际奥委会等机构的“五方会议”上，正式确定了东京首都圈内的所有比赛以及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不安排观众入场观看的方针。已经售出的363万张门票，95%都要返回给观众，直接门票收入损失达900亿日元（约53亿元人民币）。

据经济研究机构的测算显示，“无观众”奥运的经济损失规模将达到6000亿日元（约353亿元人民币）。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表示：东京奥组委的收支情况毫无疑问将失去平衡。“复兴”的美好愿景化为泡影。

祛魅奥林匹克：节庆资本主义下倾斜的天平

现代奥运会经历了政府出资到商业赞助的历史演变。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这一转折的关键节点。

面对蒙特利尔因举办奥运会入不敷出，债台高筑的前车之鉴，各国对举办奥运会敬而远之，甚至出现只有洛杉矶一个城市申办第23届奥运会的窘境。

为了避免陷入“蒙特利尔”陷阱，洛杉矶市政府规定用于筹办奥运的市政支出不得超过500万美元。洛杉矶奥运会被迫转向市场化运作，寻求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支持，由此开辟了公私合作的奥运会筹办模式。

最终，洛杉矶奥运会不仅没有负债，还盈余2150万美元。在洛杉矶奥运举办2年后，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与阿迪达斯合作，成立了专门负责商业赞助工作的“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项目”。

随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帷幕徐徐降下，商业势力迅速崛起，奥运会这一全球体育盛事逐渐演变为资本、品牌、商业宣传的角斗场，文化意义上的“爱与和平”则更像是附属品。

社会学家朱尔斯·博伊科夫将这一经济模式概括为“节庆资本主义”：媒体所生产的节庆气氛构成了一种“例外状态”，一切以确保奥运等节庆活动为重，其他日常规则被暂时悬置。而公私合作的核心在于，由公共部门和纳税人承担成本和风险、为私营部门提供盈利平台。

这构成了日本民众对举办奥运会持消极态度的另一大原因。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与否，不仅牵涉着赞助商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主办地的经济发展机遇与本地生活福祉。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机会成本”的概念：即把一种资源用在某种用途上之后，由于资源的独占性，那么本可以把这种资源用在其他用途上可能产生的最大收益，就是该项资源的机会成本。

日本政府近年来在东京奥运会的筹办上，已经投入了太多的“机会成本”。

据《日本时报》报道，由于东京奥运场馆和奥运村建设需求量大，日本东北地震灾区不少重建工程陷入建材和人力短缺，本就缓慢的重建工程一度停滞。地震灾区的一位居民评价道：“我们负担不起这届奥运会，它只会给东京和它的周边城市带来好处。”其他地区能分享到的红利实际十分有限。

因地震而发生核泄漏事故的福岛，也远没有摆脱10年前的阴翳，核辐射的影响依然存在，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有关福岛现状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人们谈核色变，福岛成为一个标签，代表着日本的耻辱、苦难与阴影。

10年来，人们围绕如何彻底报废核反应堆、如何处理核污水等问题，在社交媒体上争论不休。尽管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核事故的处理远没有结束。

对于很多背井离乡的福岛人来说，回到家乡生活近乎变成一种虚无缥缈的乡愿。一位搬离福岛的居民表示，花费在奥运会上的经费本该投入真正的重建与核污染处理。

实现包括福岛在内的东北地区的复兴，是日本的一个宏大政治经济命题。但眼下，东京奥运会对于灾区复兴的积极意义恐怕仅止于口号。

奥运经济陷阱

奥运会对东道国经济和消费的拉动作用毋庸置疑。

但奥运经济效应的光环，早已在投机主义与超负荷运作中剥落。

据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自1972年至今，奥运会预算平均超支率高达156%。

奥运会举办城市乃至所属国家均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单届奥运赛事带来的经济效应越来越难以覆盖全部成本。所谓的“奥运遗产”也多沦为烂尾工程。

一般认为，整个奥运会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奥运会筹备建设期、奥运会举办期和后奥运会时期。

奥运会主办城市乃至主办国的经济发展态势，从奥运会筹备开始持续加速增长，到举办前一年和当年达到高峰。奥运会结束后，增长势头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衰减，即所谓的“奥运低谷效应”。

产生这一效应的机理是，筹备举办奥运期间的投资建设热与游客激增，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一旦奥运会结束，投资将迅速萎缩，同时旅游业、服务业迅速衰退，奥运场馆等设施闲置产生庞大维护成本、失业人数攀升……奥运的美妙光环褪去，留下一地鸡毛。

无论是开商业运作先河的洛杉矶奥运会，还是被誉为最成功的悉尼奥运会，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赛后体育场馆闲置、奥运村楼宇销售困难、基础设施利用率不高等问题。日本为本届奥运会新建的大量场馆、扩容的基础设施，在赛后的营运与维护，将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尽管奥运的品牌效应仍能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但经济增长会在奥运会后明显放缓。一定程度上，前期在奥运刺激下的投资建设潮有多火热，泡沫破裂后，受到的经济冲击就有多大。

巴塞罗那原奥委会秘书长曾忠告道：“在筹办奥运会时，不要老想着震惊世界，结束之后必然收获痛苦。”

奥运会不是cure-all。同时，对这一体育赛事进行政治经济学反思，将是十分有益且必要的。

本文转载自品途商业评论，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东京的豪赌：节庆资本主义与奥运经济陷阱之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