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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道主变成“东盗主”，可能只需要裁判员的几次打分。

东京奥运会比赛中的一系列争议性判罚，让裁判上了热搜。

犯规没人管，规则不遵守，出界拿金牌，多项赛事判罚倾向东道主日本代表队。

在7月28日晚间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男子体操个人全能决赛后，观众们的不满已经充斥整个网络。不少体育从业者及体操专业运动员均表示了不理解裁判的判罚。

在网上，一部分情绪激动的观众表示：“东京奥运会裁判不容易，双目失明还要坚持工作。”

而另一部分理性观众则认为，一项世界级体育赛事，如果无法做好公平公正的裁定，不仅影响运动员的人生轨迹，对于赛事的含金量和成色同样会有巨大影响。

裁判员的打分决定着运动员的成绩，那么谁来给裁判员打分？

困扰的不仅是中国代表队

本届东京奥运会开赛至今，组委会和裁判针对中国代表队的有争议判罚和处理就发生过多次。

除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外，还有乒乓球比赛中的判罚。由于国际乒联的规定，因疫情影响，球员不允许向乒乓球吹气以增加其黏性，并且不允许触碰球台。在混双决赛中，日本运动员水谷隼和伊藤美诚多次违反规则，裁判选择视而不见。

在水球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中，中国女子水球队迎战东道主日本女子水球队，比赛中，日本运动员故意以身体向水中压住中国运动员以阻止中国队的进攻，甚至游在中国运动员的身上，面对这样明显属于犯规的行为，现场裁判同样选择不理不睬。

最终中国女子水球队战胜日本女子水球队，比赛结束后，中国女子水球队队员陈笑在社交媒体发文质问：“日本选手，你在我身上游得开心么？”

通过梳理观众会认为，仿佛东京奥运会在针对中国代表队，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东道主的优势和裁判的选择，影响着多国运动代表队的比赛发挥。

在体操男团比赛结束后，俄罗斯体操队选手别利亚夫斯基接受采访时说道：“在某些本应扣除日本十分之三分数的地方，他们只被扣了十分之一的分数。”

在女排小组赛，韩国对阵肯尼亚的比赛中，韩国女排也对现场的日本裁判表达了不满。比赛中，肯尼亚队扣球出界，但是裁判员认为这个球是碰到韩国队运动员手上之后出界的，视频回放显示这个球根本没有碰到韩国队运动员的手上，这个判罚让韩国队感到非常愤怒，这也让韩国女排对接下来对阵日本女排的小组赛表达了担忧。

因为裁判争议太大，世界各国观众都对东京奥运会裁判工作提出了质疑，其中男子体操个人全能决赛跳马项目的印度籍主裁判迪帕克·卡布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这位33岁首度执法奥运赛事的印度裁判，曾在2019年10月16日，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中国包揽了所有的金牌，应该有人阻止他们大获全胜。”

在奥运会开幕后，印度当地媒体《印度教徒报》曾经发表题为“体操裁判迪帕克·卡布拉说，我在奥运会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的文章，在报道中，迪帕克·卡布拉表示“我的基础不太好，我知道作为一个运动员走不了太远，所以我在21岁的时候便追求成为一名裁判员的角色。”

从结果上看来，迪帕克·卡布拉当裁判员的基础也并不比运动员好多少。

误判错判始终伴随奥运会

事实上，误判错判，以及对东道主的照顾，始终伴随着奥运会。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轻中量级拳击比赛中，美国传奇选手罗伊·琼斯对阵东道主韩国选手朴熙洪，美国拳手把对方打得惨不忍睹，但最后裁判却举起了朴熙洪的手。

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体操全能比赛中，由于3名技术官的失误，韩国选手梁泰荣一套本该10分起评的双杠项目被误判为9.9分起评，最终以0.049分之差屈居第三，虽然国际体联后来承认了错误，并将3名犯下错误的裁判停职，但仍然拒绝将金牌颁给梁泰荣。

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拳击56公斤级八分之一决赛中，日本选手清水聪6次击倒来自阿塞拜疆的对手阿卜杜拉，在所有人都认为清水聪将获得胜利的时候，他却被判输。

同年伦敦奥运会在女子羽毛球单打的季军争夺战中，中国选手汪鑫一度示意场地上有汗水，要求擦一下场地，但却遭到裁判拒绝，随后汪鑫在移动中滑倒受伤，被迫退出比赛。赛后检查显示，汪鑫十字韧带断裂。

为了保证奥运会比赛的公平公正，早在1983年4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就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86次会议上，决定成立国际体育仲裁院，并通过了《国际体育仲裁院章程》，该章程对奥运比赛中的各种章程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同时，国际体育仲裁院奉行“不干涉原则”。所谓不干涉原则是：国际体育仲裁院各部门包括临时仲裁机构对体育技术问题不予干预，也没有权利解释涉及诸如某运动的特殊规则以及比赛计划之类的技术规范问题的争议，换句话说，国际体育仲裁院临时仲裁机构不处理赛事中纯技术性的问题，它仅对裁判程序和裁判品格方面的问题予以审理。

本届东京奥运会并未公布所有裁判员国籍和名单，有消息人士表示，由于疫情的影响，此次前来的国际裁判人数较之往届有所下降，但是具体比例尚未得知。

从今年4月FIFA公布的东京奥运会足球比赛裁判员名单的国籍来看，25名主裁判除两名澳大利亚籍裁判外均为不同国籍，其中仅有一名日本籍主裁，并不存在大部分裁判为日本籍的情况。

而在部分如体操、跳水等项目，则是由多名评委形成裁判小组，共同打分，以此来确保得分的公正性。

因不同国籍、不同文化，以及裁判员的水平导致的错判误判，在奥运会成立之初便伴随至今，甚至成为了奥运会的一部分。

对此，在出征东京奥运会前，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表示，中国乒乓球队备战奥运会的过程极其艰难，有太多问题可能还想不到，只能想尽办法去磨炼运动员抗压和抗干扰的能力。

那时刘国梁就已经意识到，奥运会现场会出现干扰因素，因为这本身就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

提升体育在世界的话语权

针对普遍存在的错判漏判，最直接影响的便是运动员本人，国际大赛的一枚奖牌对于运动员后续生活工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一些岁数较大的运动员，甚至会让此前十余年的艰苦训练化为泡影。

短道速滑运动员王濛就曾因为裁判的判罚选择背手滑行，并以绝对优势领先比赛，她曾在赛后表示：“我背着手，滑在最前面，裁判你不能说我什么了吧。”

王濛采用绝对天赋和实力的方式规避误判的方式，并非适用于所有运动员。

中国击剑运动员王海滨就曾在奥运会上多次遭到不公正的判罚，从1996年到2004年，连续三届奥运会，先是在亚特兰大翻译没有通知比赛时间，导致被罚首轮出局；随后在悉尼最后决战同时刺中对方，扔掉面罩，被判失利；最后的雅典决赛对战意大利，被主裁判错判7剑无缘金牌。

悉尼奥运会之后王海滨就进入南京大学学习法语，因为法语是击剑官方语言，他的初衷便是再也不想吃裁判的亏。随后去法国留学，最终归国成为击剑队教练。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花剑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多次遭到裁判的不利判罚，王海滨多次与裁判交涉施压，出色的法语让他沟通成功，最终中国运动员拿下花剑金牌。

王海滨的方式已经逐步被人们接受和认可，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中，不同项目的裁判组合裁判委员会均出现了中国面孔。

本届东京奥运会，跳水名将周继红、饶琅、陈若琳都承担部分裁判员工作，而郭晶晶则以国际泳联跳水技术委员会委员身份重返奥运会，主要是评估裁判工作是否称职、场上执裁是否公平。与此同时，东京奥运会足球项目中，中国籍裁判傅明也将担任VAR裁判员，参与裁判工作。

过去中国有徐寅生担任国际乒联主席，吕圣荣担任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魏继中担任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马文广担任国际举重联合会秘书长等。在这些体育组织中，中国就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有分析观点认为，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对委派自己的官员去国际体育单项协会担任重要职务并不热心，因为这些人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参加国际组织的活动往往和国家规定有相抵触的地方，很多制度上的问题无法突破。但这样一来，中国体育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小。

但事实上，随着中国籍面孔在奥运会裁判员和执法工作中的比重加大，相应的理解和尊重必然随之增强。逐步增大中国在国际体育领域的话语权，也许是从另一个方向将裁判员错判漏判带来的损失降低的一个途径。

至于东京奥运会赛场上我们因错漏判丢掉的奖牌，观众对于竞技体育的心态早已不是1988年李宁汉城失金后的震怒，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温情和鼓励以及最大程度的包容。

“不管最终是何结果，你们在我们心中都是冠军。”

从这一点上看，我们这些年的体育文化，还是进步了不少的。

本文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谁来给东京奥运会的裁判们打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