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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增长速度一直快于GDP的增长速度，特别是2014年来GDP增速放缓，但体育产业增速持续加快。在此背景下，国家提出了力争到2035年将体育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当前，体育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瓶颈是什么？各细分产业如何把握北京冬奥会发展契机？如何将体育产业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电子竞技研究室主任杨越。作为长期从事体育产业研究的智库专家，杨越从政策供给角度强调了新兴体育形态在未来体育产业发展中的引擎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强调了全民健身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性。体育健身休闲产业是与健康有最直接联系的体育产业，也是体育产业的两大核心之一。从经济学角度讲，它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这种属性决定了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职责。您认为目前政府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方面的投入范围有何增长点？

杨越：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后，体育产业走上了一条“放管服”改革道路。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把赛事审批权交给市场，包括体育健身休闲活动在内的体育产业领域取得了空前发展。

体育健身休闲活动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初运动中心或者健身房是主要载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一些问题，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大量外来资本涌入健身休闲产业。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健身休闲产业的盈利模式趋向复杂，许多企业没有做好应对准备，这折射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是缺少变现手段，健身休闲产业尤其如此。现阶段，相关问题仍然存在，企业发展往往需要政府补贴，离开政府补贴便难以为继，所以目前仍缺少龙头企业。因此，政府有必要对健身休闲产业相关企业加大补贴力度，这是增长点之一。

另外，政府投入应逐渐向新兴体育项目倾斜。当前，健身休闲产业模式发生变化，行业处于新老交替的阶段。从市场反应看，以马拉松、滑板、帆船、电子竞技等项目为代表的新兴体育发展很快，得到的资金支持却比较少，与发展速度不成比例，而目前大部分政府投入聚集在传统项目。因此，政府在健身休闲领域要加大对新兴体育项目的投入。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奥运遗产研究角度看，即将举办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比有何变化？体育产业的另一大核心是体育竞演产业，2022年北京冬奥会对该细分产业来说有何机遇？

杨越：奥运遗产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任务。除了留下有载体的物质遗产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传承问题，事关文化和教育。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比，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奥运遗产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加强对这方面的引导和传授，比如，冬奥会项目的可持续性以及在举办冬奥会时我们呈现的核心价值观和优秀文化。奥运遗产不只是物质，更不是宣传口号，而应该是精神的传承。

举办奥运会对体育竞演产业是不小的机遇。但是，我们刚做了一项统计，结果显示，我国16—35岁观众最关注的体育赛事不再是奥运会。三大体育赛事（奥运会、世界杯、美职篮）观众的平均年龄超过40岁。那么16—35岁的观众在关注什么呢？答案是电子体育。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政策上探索新兴电子体育与奥运会结合的路径。电子体育受众很多，我国用户规模超过4亿人，但这一领域持续被忽视。同时，电子体育是传承奥运遗产的最佳载体，在虚拟世界里，人更能真实地表现自身价值观。所以，以冬奥会为契机，体育产业要抓住与电子体育融合的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报》：长期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一直是我国体育产业占比最高的细分产业，即将到来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杭州亚运会为该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但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对其产生了较大冲击。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从政策制定角度，应如何发展体育用品制造业？

杨越：体育赛事对体育用品制造业来说是非常大的机遇。就冬奥会而言，在国家努力推进实现三亿人上冰雪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基本把握住了相关机遇，集中体现在造冰造雪、装备制造方面。制造业目前一个特别好的发展方向是家庭化和专业化，涉及新兴体育项目装备以及与游戏结合的体育装备，比如制造可以让用户在家里玩滑雪的设备。

体育用品制造业还有一个大趋势，那就是注重双循环过程中对体育影响最大的第三种循环，我称为线上线下循环。目前，线上平台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是线上资源如何向线下转化是一大问题，线上内容产业尤其如此。体育需要高关注度和高曝光度，过去最主要的变现手段只有转播权和赞助权，而目前体育内容产业并未转向线下。为什么要发展电子竞技等新兴体育项目？因为这能很好地带动线上内容资源向线下转化，为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赋能。因此，体育用品制造业要关注第三种循环，进而融入双循环过程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传统体育项目外，电子体育目前已属职业体育范畴，世界电子体育的中心也已转移到中国。作为国内最早开始研究电竞产业的学者之一，您在研究中也不止一次提到电子竞技政策研究滞后于产业发展，您认为相关研究工作应从哪几方面入手？

杨越：从受众面讲，电子竞技体育是体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从项目的影响看，相关政策研究应该分两部分。从正面效应看，首先要侧重科技政策研究，因为电子竞技跟科技绑定程度很强，是数字化科技手段发展的第一应用载体。同时，要关注电子竞技的体育外交意义，因为其无国界、即时交流互动的优势非常符合体育的特点。另外，要重视电子竞技城市化发展的相关研究。目前，全国22个城市出台了电子竞技专项扶持政策，希望将其打造成高关注度的城市名片。从负面效应看，必须要制定一系列政策，减小电子竞技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这方面的核心是厘清电竞和游戏的区别。

从发展方向看，政策研究要着眼电子竞技产业的独立发展。我认为，电子竞技有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自由市场竞争阶段，二是独立发展阶段，三是人、自然与科技和谐发展阶段。目前我们还处于第一阶段，所以要推动电竞产业向第二阶段迈进。在这个过程中，电竞领域的职业体育发展势头迅猛，我们要研究如何发展电竞相关的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竞技体育方面要注重提高竞技水平、建立人才培养序列等，群众体育方面涉及教育文化建设和价值观传递。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体育产业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但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其加速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预计到2025年，我国体育产业从业人员的缺口将高达500万人。您认为从政策供给角度，如何补上体育人才缺口？

杨越：人才培养主要通过教育和培训，目前培训存在过度市场化的现象，而教育的市场化程度不足，这导致体育管理专业培养出的体育人才与市场需求存在错位。从教育角度，政府应该给予体育学科建设更大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学科建设很重要。对我研究的电子竞技领域来说，它是一个综合性学科，很多新兴体育项目都有这个特点，需要人才既懂体育，又擅长管理，要了解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方向，甚至要懂一些哲学和数学。因此，应面向市场需求，制定相关教育政策，努力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体育人才。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想方设法加强国际体育人才培养和对外体育人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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