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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2021赛季中超联赛重燃战火，采取分阶段赛会制形式。第一阶段，16支球队分为两组，在广州赛区和苏州赛区举行。中甲、中乙联赛分别在4月24日及5月15日开赛。

伴随着金元足球泡沫的破裂，大量球队批量式退出，足球是否具有公益属性的讨论以及中性名、限薪等新政的“强制性落地”，都让今年的中国足球备受争议。

从1994年开始，中国足球职业化至今已历时27年。一路走来，投资金额越来越大，足改方案接连不断，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却从第40位左右跌落至77位，落后于仅有16万人口的库拉索一个名次。三级联赛（中超、中甲、中乙）至今未能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职业球队几乎没有自我造血功能，对投资方依赖性过强，其生死甚至取决于投资方是否撤出。不重视青训、盲目归化外援、疯狂砸钱买天价外援等功利性表现，不断侵蚀中国足球。

中国足协战略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委员张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到中国足球的病状，很多人都能滔滔不绝说很多，但真正坐下来研究的人很少，相关决策层也不知道听谁的。“足球在中国充满功利性，这些年来，中国足球还是没有找到病根，没有找准方向。”

“金元足球”破产

为限制俱乐部盲目投资、薪酬过高等情况，早在2018年12月20日，中国足协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就出台了未来三个赛季俱乐部每年投入的封顶金额：在2019年~2021年，中超俱乐部为别为12亿元、11亿元、9亿元。中甲和中乙俱乐部，分别为2亿元、0.35亿元。此外，还规定中超球队设有国内球员最高薪限制：税前1000万元，国脚可增幅20％，为1200万元。但从实践看，因球队投入是市场行为，政策缺乏约束力，难以落地。

根据2020年底中国足协出台的政策，从2021年赛季开始，在未来三个赛季中，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单个财政年度总支出（“投资帽”）最高分别不得超过6亿元、2亿元、5000万元。在税前最高年薪（“工资帽”）方面，中超、中甲的本土球员分别为500万元、300万元，外援分别为300万欧元、150万欧元，中乙球员为120万人民币，U21球员为30万元。

为保证“限薪”方案执行到位，中国足协称，除了将通过一家或两家知名会计师事务所落实对“限薪”政策落地监管外，还推出了一套严格的违规惩戒规定。中超如有俱乐部单季支出总额超标的，超额比率在20％以内的，将被扣除6个联赛积分，超额比率在20％至40％之间的被扣除12分，如还有进一步超标，最多将面临扣除24分的重罚。

对违规发放薪酬的俱乐部，被查实后，球队将被取消成绩，被处以降级的终极处罚。球员如果没有按规定申报收入（收益），一经查实，将面临24个月的停赛处罚。中国足协还规定，方案中提及的“球员收入”包括工资、有价证券、房产等，不包括奖金。球员收入统一为税前薪酬；球员如果和第三方签订商务合同，需得到中国足协或授权机构认定，否则收入将计入薪酬；俱乐部不得通过关联公司向球员或直系家属发放现金等报酬。

种种限薪规定的背后，与近年来中国金元足球的大环境有关。张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限薪问题，国务院相关领导、中国足协等征求意见时，他表示同意。“现在中国球员身价虚高，再不干涉，就玩不下去了。俱乐部也表示认同，不然恶性竞争下，俱乐部也越来越吃不消。”

3月19日，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接受白岩松专访时称，中国足球在泡沫下，很多投资人都表示难以维持，毫不夸张地说，真到了有可能“坍塌”的地步。“中超俱乐部的投入普遍在每年七八个亿，甚至十几、二十个亿，全世界仅此一例。中超俱乐部的投入是日本联赛的3倍，中国球员的工资是日本球员平均工资的10倍，大家都难以为继。”

去年12月，在中国足协召开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陈戌源还曾表示，“我们俱乐部的投入，是日本J联赛俱乐部的三倍多，是韩国K联赛的10倍多。球员薪酬是J联赛的5.8倍，是K联赛的11.7倍。中超投入巨大还不觉醒，难道是良心已死吗？”

中国迎来金元足球时代，是从2011年开始。广州恒大足球队升入中超，金元足球也开始登陆中国球市。在金钱开道和大量国内外优秀球员、教练员的加盟下，这支球队至今已夺得8次中超冠军、2次亚冠联赛冠军、2次足协杯冠军、4次超级杯冠军。球市的正常生态被打破后，多支球队相继跟风，疯狂加大投入。

特别是一些外援的薪资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2016年12月29日，阿根廷球星特维斯加盟上海绿地申花队，签约两年。他曾公开表示，他在申花的年薪为税后3800万欧元。按此标准，他两年将从申花拿走76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为5.6亿元。这一薪资超过梅西、C罗，成为世界第一年薪球员。

2017年2月，德国足球网站《转会市场》更新了2017赛季中超16支球队各队的总身价。总身价7600万欧元的上海上港队，远远超越广州恒大队（4818万欧元），成为亚洲最贵的球队。16支中超球队中，有11支总身价跨入千万欧元级别。其中，上港队花费6000万欧元引进的巴西球星奥斯卡，在《转会市场》网站中的评估身价仅为3500万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担任上港集团董事长的正是陈戌源。

据《东方体育日报》报道，2019赛季中超球员的总薪酬高达约48亿元，球员平均年薪约为1000万元，甚至超过了不少英超球队。金元足球的盛行，一些“平民球队”也被迫加大投资。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曾透露，2019年集团对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投资达到9.5亿元。而这笔投入，最终也只让球队获得了赛季联赛第8名的中游成绩。

近年来，埃尔克森等多名优秀的中超外援也被归化。张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解决足球的根本问题，关键还是要培养本土球员。如果花大笔钱去归化球员，必然会抑制中国足球的普及，抑制国内球员的成长。除了追求短期效益，长远看归化球员没什么意义。“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用归化球员，但是现在回归本土化了，国家队水平也提高了。”

《体坛周报》副总编马德兴注意到，以2002年中国男足世界杯出线为分水岭，商业大佬投资球队的出发点有了明显变化。从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开始到2002年，很多老板本身就是球迷，他们投资足球更多是因为对足球的真爱，是一种情怀。不过，此后进来的很多老板对足球并没有兴趣，他们把俱乐部看成宣传自己和企业的工具。他们平日也很少去球场看球，只有球队获奖的时候，才出去露个脸。

2015年3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提到了多项关于足球产业的内容，其中包括：研究推进发行以职业联赛为竞猜对象的足球彩票；加强足球产业开发；加大中国足球协会市场开发力度；建立足球赛事电视转播权市场竞争机制等。

马德兴称，上述足改方案公布后，很多老板看到了足球产业的商机，于是蜂拥而至投入足球市场。他们简单地认为，砸钱就能搞好足球，就能从足球产业中获利。在这种肤浅的认识下，他们投资足球的动机是不纯的。金元足球让球员身价虚高，也让球员产生惰性。“过去这些年，我们的球员拿钱太容易了。有的球员在国内踢球，坐冷板凳就可以拿四五百万元年薪，比五大联赛的一些球员薪资都高。他们更不愿意提高水平，离开舒适区，去海外踢球。”

一位市级足协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投资人不懂球，却又急于出成绩，想两三年就做成一个顶级俱乐部，这完全不符合足球发展规律。前几年太多俱乐部盲目烧钱，如今金元足球泡沫破裂后，就只剩一地鸡毛。“为什么有泡沫？就是有功利性。大家都想速成、走捷径，把球员市场也扰乱了。”

这位负责人还称，“有些投资人并不爱足球，他们只是为了获取政策红利。有的投资人甚至以建足校名义拿地，最后慢慢变成商业用途。毕竟，拿地时相比商业用地，教育用地的地价要优惠许多。”

淄博蹴鞠队原主教练侯志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金元足球泡沫破裂后，足球的投资成本也会大幅度下降。他估算，在今年这种疫情赛会制情况下，中乙、中甲、中超分别投资一千万元、两三千万元及一亿元左右就基本可以维持正常运行。

球队大量解散背后

3月29日，中国足协发布了“2021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准入资格俱乐部名单”，三级联赛共57支球队参加新赛季联赛。

中超卫冕冠军江苏苏宁队未获得准入资格，球队最终因投资人无心经营而正式解散，成为去年天津天海队之后，中国足球连续第二年出现主动退出中超的球队。此外，2021赛季的三级联赛中，共有6支球队退出，除江苏队外，还包括中甲球队泰州远大、内蒙古中优、北京人和，中乙的深圳壆岗、江苏盐城。

2020年，三级联赛共有16家俱乐部退出，其中包括辽足这样的老牌球队。中国足协公布的信息显示，辽宁宏运队等11家没能通过准入审核因“存在欠薪行为且未能解决”。2020年5月24日，辽宁宏运足球俱乐部宣布告别职业联赛，这支成立于1953年、培养出了大量国脚，并创造过“十冠王”佳绩的球队，就此退出足球舞台。而包括天津天海在内的另外5家俱乐部则为“主动申报退出职业联赛”，原因同样涉及资金问题。

根据中国足协公布的扩军计划，到2023年，中超球队由16支扩大到18支，中甲球队由18支扩大到20支，中乙球队由20支扩大到30支左右。在大量球队退出的背景下，也让业内对三级联赛扩军的前景多了几分隐忧。

球队的退出，也让一部分球员面临窘境。讨薪1年，1分钱没拿到，这是前辽足俱乐部球员、教练、工作人员2020年的关键词。为维持生活，某辽足预备队球员不得不到蛋糕店打工，月薪为2000元人民币左右。“去体育局招人烦，找足协不受理，好不容易请来律师帮忙打官司，上诉还被驳回了。他们又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可俱乐部被注销，中国足协就不再对此事进行仲裁了。部分球员向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发去仲裁申请书，得到的答复也是‘不予受理’，理由是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一名中甲球队原主教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球员看似风光，其实很弱势，目前仍缺少保障他们权益的渠道。“球员在整个职业发展改革中是没有发言权的，有些球员说下岗就下岗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量球队的退出，除了经济问题，也与2021年中国足协力推的队名中性化改革有关。广州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在接受《东方体育日报》采访时称，推行中性名改革，多少还是有些操之过急。现在，各投资人还需要球会的品牌效应，立即要求队名“中性化”，投资人的热情可能就会大大减退，没准还会有投资人认为“降级也无所谓”，这就会对足球产业造成较大的打击。

“疫情下很多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中性化名称改革为何不推迟两年进行？”白岩松在专访中曾向陈戌源抛出这个问题。陈戌源回应，中性化名称改革，到现在已经第6年了，“疫情影响，有些企业经营困难。我觉得这和中性化名称改革没有太多的联系。企业投资俱乐部，不是全靠冠名带来经营效益的。有人说这是压垮一些俱乐部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关于中性化改革，张路曾与有“日本足球教父”之称的日本J联赛创始人——日本国家队原主教练川渊三郎有过长时间探讨。日本曾经所有足球职业俱乐部都是企业化，球员都是企业的员工。川渊认为这样对俱乐部影响太大，俱乐部成了企业私产，对发展不利。队名中性化改革后，促进了日本足球职业化的发展。张路认为，在国内中性化改革也是正确的方向，但是什么时候做、怎么做，应该斟酌。在执行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和俱乐部的磨合难度。

谈到中超卫冕冠军江苏苏宁队的退出，陈戌源称，他和苏宁的老板曾多次沟通。“足球本身是社会公益产品，投资人要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今后不再发生。”此言一出，足球是否具有“公益”属性的话题，也引发业内争论。

马德兴称，足球的投资人，不管是来自国企还是私企，都要体现出公益性。今年多支球队退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中性化改革导致。中国足球职业化近30年来，多次颁布过方案，提出中性化、限薪等改革，但没有引起俱乐部重视。“这次强制后，很多人又抱怨来得太快，没时间准备，这其实是在找借口。”

关于足球的公益属性，张路认为，职业足球是有公益属性的商业活动。投资人投资足球应该具有一定公益性，但也有商业性考虑，能够提高企业知名度，对企业发展有促进作用。张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强调公益性同时，也应该对投资人有相应的保障政策。“2010年，我在中超委员会任职时就提出过，是否在税收等方面对投资人的企业有一定优惠等，但因种种原因这些建议没有实现。”

“在中国足球文化还不成熟，对公益性的认知不足等背景下，不能苛求投资人去谈情怀、讲公益，而把他们的企业搞得破产。”《足球之夜》杂志记者李巴乔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很多人对足球公益性的认识不足，认为公益性就意味着不赚钱。其实，像福彩、体彩等都有一定公益性，但都能赚钱。“关键是投资足球怎样既体现公益性，又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让投资人获得一定回报，这在国内至今还没有达成统一共识。”

股权多元化改革是解药吗？

很长时间以来，在三级联赛中，俱乐部几乎都是单一股东。这种现状也给中国足球职业化带来许多不确定性。

李巴乔称，如果投资人不玩了又没人接盘，俱乐部就面临破产。在国外，很多俱乐部老板都将足球上升到信仰程度，而中国足球目前远没有到这一步。在南美和欧洲的五大联赛中，像博卡青年队、拜仁、利物浦等都早已是百年俱乐部，都先后经历了社区足球、社群足球，然后才到有企业投资的职业联赛阶段。但中国足球职业化不足30年，很多球队一开始就是企业足球，这也让球队缺少文化底蕴。

2021赛季，限薪、中性化等政策“强制性落地”后，俱乐部要想可持续发展，保持长期稳定，进行股权结构多元化改革，是大势所趋。2015年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就明确提到：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

目前，多家俱乐部已引入多方力量，共同投入运营球队。1月12日，中国足协官方公示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股权转让信息。转让后，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分别占俱乐部股权的比例为40％、30.69％、29.31％。

3月8日，中国足协官网发布中甲昆山FC俱乐部股权转让变更信息：昆山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原股东昆山文商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俱乐部100％股份，现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重要股权变更。新增公司注册资本后，股权比例变更为昆山文商旅集团有限公司占俱乐部35.66％股份，江苏常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占俱乐部36.21％股份，昆山常奥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占俱乐部28.13％股份。常奥体育总裁陶婷婷说，越来越多不同背景的企业参与到俱乐部投资运营管理中，联赛和球队都会因此增加收益，从而更加稳定。此外，河南嵩山龙门、沧州雄狮等俱乐部也纷纷进行股权多元化改革。

俱乐部股权多元化，在其他国家也有不少成功案例。2018年12月，在中国足协组织召开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控制与管理国际研讨会上，日本东京FC俱乐部计划部部长小林伸树，介绍过这家日本俱乐部当时的股权结构和运营情况：俱乐部股东竟达到372家；每年净收入约为3亿元人民币，无负债；球员支出严格控制在总支出的30％以内。

股权多元化改革在一些俱乐部的顺利落地，也让一些足球人看到了希望。2020年12月9日，淄博蹴鞠队主教练侯志强率队从中乙冲甲成功。但投资人经营不善，欠薪严重，最终俱乐部与四川华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四川华昆托管这支球队后，将球队教练、球员等原班人马“大清洗”，并组建了新的教练和球员班子，此后这支“新淄博蹴鞠队”，在成都谢菲联基地开启了集训。他希望，四川华昆对这支球队一年的托管期结束后，球队还能回到淄博。俱乐部能通过吸引政府或者国企控股、参股等股权多元化改革，让球队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但侯志强认为，在股权结构改革方面，也得考虑中国国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中国足球投资人更像是赞助商，他们不想投资时就会随时撤走。他认为，地方政府或国企应该投入其中，从而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包括山东泰山、河南龙门、沧州雄狮等，都有政府或者国企控股参股。

《人民日报》评论认为，股权多元化，既要将国际经验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又要把握足球作为社会事业、体育产业的多重属性。多元化股权结构建立以后，球队将不再成为某家企业的“广告牌”，要想更进一步，实现良性运营，要将目光投向市场，更加关注球迷的感受。

马德兴认为，实行股权多元化改革，也得注重资本的有序化。不管有多少家企业进来，整体成本还是要在可控的范围内，不能再和以前一样无节制地烧钱。“不能是，改革前一个投资人烧钱，改革后变成了多个投资人在烧钱。”

“不去功利化，一切都是空谈”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足球基础太薄弱，最大的原因就是足球人口少。近日，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崔康熙接受五星体育采访时称，中国足球发展上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青训问题。“中国还需要有更多的足球人口，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足球工作中来。”

在2015年足改方案中，就提到要将中国足球人口大幅度增加，全国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5000多所基础上，2020年达到2万所，2025年达到5万所，其中开展女子足球的学校占一定比例。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里，对校园足球提出的近期目标（2016~2020年）是：校园足球加快发展，全国特色足球学校达到2万所，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0万人。全社会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数超过5000万人。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使每万人拥有0.5~0.7块足球场地。2020年9月11日，由教育部、中国足协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八大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实施，其中提出工作目标，到2022年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0万。

但是，这些政策的落地情况并不理想。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委员张路称，德国青少年踢足球注册人数为208万、法国为103万、英国为82万。日本高中联赛的参赛球员就有10万人，整个日本大约有100万孩子在踢球。韩国、泰国等也有几十万人踢球。而从1990年到2014年，中国孩子每年大约只有一万人在踢球，这几年可能连一万人都没有。

成都是国家第一批足球发展试点城市，足球人才的培训在国内名列前茅。成都市足协专职副主席刘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成都，每年参加市一级比赛的球队，小学生球队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支；初中时就只有20多支，高中时就只有十几支。“在小学五年级以后，因为学业压力增大，踢球的孩子人数断崖式下降。”

近年来，有不少声音认为，为提高足球校园普及率，要将足球纳入中考、高考科目。2015年，兰州市就将足球运球纳入中考体育测试的必考项目。张路认为，将足球纳入必考项目并不合理，而且对等其他项目不公平。有人练习足球就是为了高考，说到底也是一种功利足球。他表示，现在很多人给孩子灌输的思想是，踢球目的就是要拿奖杯、当球星、进国家队等。“在这种功利足球思路下，中国足球不可能成功。”

“体教融合”模式被认为是既能增加校园足球人数，又能选拔足球好苗子的方式，但现在这一模式还远未形成体系。曾任山东鲁能俱乐部助理教练的侯志强，有丰富的青训经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有孩子，但缺教练，俱乐部有教练，但是缺孩子。在大多数城市，俱乐部足球和校园足球是不互通的，学生到中学后就面临继续学习参加高考，还是去俱乐部发展成为职业球员的选择。家长只有铁了心让孩子参加职业足球，才会把孩子送到俱乐部。但因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很少有家长愿意拿孩子的前途下赌注。

而在日韩等国家，这两套体系是打通的，梯队比赛和高中足球联赛可以交叉参赛，所以能涌现出一些好苗子，比如韩国球星朴智星就从高中联赛中脱颖而出。但也有观点认为，校园足球和俱乐部足球不应该打通。张路称，现在很多人把青训跟校园足球的概念混淆了。在小学阶段，校园足球是搞普及的，目的是让广大学生健康快乐，而俱乐部是搞提高的，应该在校外进行，二者应该有明确划分。“各个足球发达国家的小学阶段都没有校队，也没有以学校为单位的比赛，青训都在校外进行，只有我们在小学就组建校队，搞以校为单位的比赛，结果孩子球没踢好，还影响了学习。”

“体教融合”的足球模式在国内也有成功案例。成都市足协专职副主席刘刚介绍，从2005年以来，成都从棠湖外国语学校开始探索这一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从小学时就注重校园足球的好苗子。初中时，棠湖外国语学校组建“足球班”，成都足协聘请专业足球教练进校，教练吃住训也都在校园，每天进行一堂足球课，课时90分钟，并不影响孩子们的正常文化课学习，他们学足球、吃饭、比赛等费用也都由成都足协负担。一些能踢出来的学生可以向职业俱乐部发展，否则可以正常参加高考。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刘刚感慨，成都足球这年来的成绩，得益于耐下心来去功利化，从娃娃开始抓足球，“中国足球这些年的功利性太强，严重耽搁了中国足球的发展。不去功利化一切都是空谈。”他坦言，有些投资人投资足球是为了拿政策，行政领导则为了政绩要求其任期内拿成绩，甚至一些学校领导也注重学生的足球成绩，“足球沦为完全社会化的活动，偏离了足球的本质”。

近年来，多地都称抓青训，但实际上因青训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真正抓青训的俱乐部屈指可数。刘刚称，即便从八九岁时培养，可能10年后才能踢职业球赛。成都足协每年在青训上的开支大约有1500万元，是足协开支最大的一笔。“10年前我们做的事情，现在逐渐看到成效了。”

马德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很多足球改革的措施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在执行时出现了偏差。如果一些政策执行不到位，就是一纸空文。要建立中国特色的职业足球体系，没有现成的模式或路径，出问题也难免。应该耐心地把中国足球职业化近30年来涉及的问题，系统梳理一遍，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足球改革过程中应该允许试错，不怕出问题，就怕不改革。” 

本文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中国足球改革迷途：投资金额越来越大，世界排名越来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