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体育注：

新赛季的中超赛场，球迷朋友恐怕难以见到江苏和天津津门虎两家俱乐部的身影。

2月28日，江苏足球俱乐部宣告停止运营。同日，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也未能在截止时间前递交中超联赛的准入材料。

不包括上述两家俱乐部在内，自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三级职业联赛已至少有95支球队宣告解散。

回望过往十年的金元足球时代，资本的力量为中国足球带来了显著的曝光度提升，但又带来了巨大的泡沫。原先资本为何青睐足球？资本热潮又为何渐渐退去？未来中国足球的职业化道路面向何方？

扎根城市、社区，打造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大力发展青训，让中国足球回归其应有的价值面，或许能为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发展提供答案。

中国足球俱乐部消失地图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自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职业联赛至少有95支球队宣告解散，其中尚不包括在2021年已经官宣停止运营的江苏足球俱乐部，和至今仍无音讯的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

其中，共有11支顶级联赛球队、14支次级联赛球队以及70支第三级别联赛告别了人们的视野。

纵观球队解散的原因，投资企业的撤资退出占据极大比重。因欠薪遭遇中国足协清退的俱乐部也不在少数；另有陕西国力、青岛海利丰、四川绵阳等球队因假球风波而最终退出；鞍山毅腾连铁与武汉光谷两家球会则是因对足协裁断不满宣告离场。

金元注入，高曝光率与泡沫共存

过去十年是资本大量进驻中国足球市场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振兴足球作为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任务摆上日程。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其中职业联赛的商业开发与足球产业的全面发展成为改革要点。一时间，绿地、华夏幸福、苏宁、佳兆业等龙头企业纷纷出资入主职业俱乐部，连同先前入场的恒大、富力等资本巨鳄，掀起“金元足球”的风潮。

巨头们将高水平的外援和教练员带到了中国。正值当打之年的巴西国脚奥斯卡、保利尼奥；世界级球星特谢拉、佩莱、卡拉斯科；球迷们耳熟能详的名帅里皮、马加特、贝尼特斯、卡纳瓦罗等人先后来到中国球场。

德甲门兴格拉德巴赫足球俱乐部中国项目经理凌轩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可否认的是，资本的力量让中国球员与球迷朋友在本土就有机会见识到世界足球最前沿的趋势与顶级的水平。”而前资深足球记者丰臻与清华大学体育部副教授胡孝乾均认为，在金元足球时代，中超联赛乃至中国足球的关注度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

资本为此付出的是巨大的投入。根据国际足联发布的2016年全球转会市场报告，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投入的转会费已由2013年的2780万美元攀升至2016年的4.513亿美元，超出亚足联其余会员国总和的344.4%，位列世界第5，而冬季转会窗口（中国职业联赛于当年3月开赛）的花费更是跃升至世界第1。

根据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广州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披露的2018年财报，恒大在引进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两位外援上的转会开支就超过6.51亿元人民币。

丰臻指出，在金元足球时代，并不只是一两家俱乐部挥金如土，许多俱乐部都参与其中：“如果少数俱乐部大撒金元，拿到自己想要的成绩，那可能称得上是成功，但如果所有人都一起投入这么多钱，那相当于是一种内卷。”

单靠俱乐部运营获得的收入，远远难以填补巨额投入带来的亏空。以广州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披露的2019年财报为例，俱乐部当年实现总收入约9.49亿元，其中广告收入达5.66亿元，占比超过7成，最大客户为母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贡献了4.63亿元。比赛出场费或奖金收入达8706万元，其中来自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的转播分成达7899万元。另外，门票收入、球迷商品收入等其他收入的占比都在10%以下。

与之相对的是俱乐部当年高达28.92亿元的总成本费用，财报提到“由于球员薪酬、转会成本仍居高不下，公司营业成本仍处于较高水平，导致公司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在2015至2019年间，俱乐部连续5年处于亏损状态，亏损额分别为9.53亿元、8.12亿元、12.39亿元、18.04亿元、19.43亿元。

既然投资足球产业是一笔不赚钱的买卖，为何诸多资本巨鳄仍然趋之若鹜？在丰臻看来，资本多是想要用足球这个杠杆撬动更大的效益。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此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急需的良好社会形象和政府关系，都可以借助足球来得到满足。胡孝乾则进一步指出：“足球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投资人才来玩足球。投资足球在盘内肯定补不回来，因为中国足球市场没有那么大，盘内亏的只能靠盘外来补。”

胡孝乾认为，在金元足球时代，中国的足球产业出现了巨大的泡沫，其脱离了应有的价值面一路飙升。

除却巨额引进外援与教练员的投入，泡沫还集中体现在一路水涨船高的国内球员身价上。单是河北华夏幸福在2016年与2017年引进金洋洋与张呈栋两位国脚，就花费了超过1.5亿元人民币。根据权威转会数据网站“转会市场”公布的中国球员身价估值数据，2020年中国本土球员最有价值11人的身价总和也不过1683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27亿元）。

同时，球员薪资也同步攀升。在2020年12月14日召开的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疾呼：“中超俱乐部平均投入是日本J联赛的3倍，K联赛的10倍；中超俱乐部一线球员的工资薪酬是日本J联赛的5.8 倍，韩国K联赛的11.67倍。这些数字是触目惊心的。”

巨大的泡沫之下，高额的俱乐部运营成本使不少投资企业压力倍增。自2018赛季起，中国足协要求各级联赛球队递交前一赛季《全额支付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工资奖金确认表》，存在欠薪行为的俱乐部将被取消注册资格。基于此准入门槛，2020年成为了球队解散的大年，共有11支球队因欠薪问题遭遇足协清退，另有3支球队主动申报退出职业联赛，其中包括一度杀进亚冠八强的天津天海。

而在今年，江苏足球俱乐部与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也恐怕要告别新赛季中超联赛的舞台了。

足协新政戳破泡沫

在上述陈戌源讲话前，足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抑制高投入的风潮。早在2017年夏季转会窗口，引援调节费政策开始实行。中超、中甲俱乐部注册转会期内引入外籍球员资金支出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人、引入国内球员资金支出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人的相关俱乐部，应等额缴纳引援调节费用。

而在这番讲话同日，中国足协下发了《关于发布2021-2023赛季职业联赛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的通知》（下称“限薪令”）与《关于各级职业联赛实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的通知》（下称“中性名令”）。

其中“限薪令”要求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的单个财政年度总支出分别控制在6亿元人民币、2亿元人民币、5000万元人民币内；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一线队国内球员单赛季个人薪酬控制在税前500万元人民币、300万元人民币、120万元人民币内，中超、中甲俱乐部的外籍球员薪酬控制在税前300万欧元与150万欧元内。限薪令另对球员平均薪酬与奖金限额做出规定。

“中性名令”则明确提出，足球俱乐部名称中不得含有俱乐部任何股东、股东关联方或实际控制人的字号、商号或品牌名称，也不得使用相似或相近的汉字或词组。

在丰臻看来，“限薪令”恰是呼应了投资人的需求，能够及时刹住近乎疯狂的足球投入，但“中性名令”或将使部分企业通过足球打响品牌知名度的愿望落空。

而胡孝乾指出，中国足球的经济问题已行之有年，“中性名令”不过是金元足球泡沫消散的导火索：“原先足球可以帮助企业换来盘外的收益，可当它拿不到想得到的品牌效益的情况下，那舍弃它是市场规律使然。”

丰臻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金元足球肯定有这么一天，关键是看能不能实现软着陆。走原先的老路那本质上还是一种企业联赛，而不是职业联赛，因为职业联赛是需要俱乐部能够养活自己。”

职业化道路面向何方？

资本热潮渐渐退去，中国足球的职业化道路面向何方？

凌轩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厘清职业足球与足球之间的关系颇为重要：“足球是一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而职业足球是根植在足球这项运动之上的一门生意。如果仅仅是抱着非足球因素方面的考量来投资足球，那是发展不好职业足球的。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需要扎根于其所在的城市和地区，打造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让俱乐部参与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当中。”

根据欧洲足球俱乐部发布的财报显示，职业足球俱乐部收入的三大基石为转播收入分成；商业收入，包括赞助、纪念品、球衣；以及比赛日收入，包括球票以及比赛日当天的球迷消费。目前来看，中国职业俱乐部的营收水平与世界顶尖水平相比差距显著，且商业广告比重过大，转播收入与比赛日收入占比较小。在转播收入方面，前述恒大俱乐部在2019赛季收入的转播分成为7899万元人民币，而在2018年从英超降级的垫底球队西布朗都从英超职业联盟手中拿到了9470万英镑；而在比赛日收入方面，前述恒大俱乐部在2019赛季全年的门票收入仅为5726万元人民币，根据凌轩提供的数据，与恒大主场容量相当的门兴格拉德巴赫单个比赛日的收入就可以达到200-250万欧元（约合1555万-1944万元人民币）。

对于转播与商业运营，凌轩建议，目前已在筹备中的中国足球职业联盟需要尽快成立，这对于中超联赛的版权分销以及商业开发而言大有裨益。

而针对于打造俱乐部球迷基础、继而提升比赛日收入方面，凌轩还介绍了德国经验：“门兴连续数年被评为德甲最具家庭友好性的俱乐部，球员会不时参加球迷俱乐部活动和慈善活动。吉祥物每周至少会去当地两家幼儿园或是小学进行交流互动，让孩子们从小就接触到俱乐部的文化，和俱乐部尽可能多地产生联系。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职业足球需要扎根于社区，扎根于地域，球市氛围的营造光靠资本的力量是推进不下去的。”

凌轩还认为，发展青训是帮助俱乐部“活下去”的关键：“有财力的俱乐部有能力去购买最顶尖的球员，而有的俱乐部则是通过成熟的青训体系培养高水平的年轻球员，在通过球员转会换取利润、维持俱乐部运营的同时，保持具有竞争力的竞技水准。”正如胡孝乾提到的，在稳固中国足球环境的前提下，每个俱乐部要根据自己的地域、球市、竞技目标，来决定自己的活法。

凌轩表示，在金元足球时代，不少俱乐部眼见短期内收不到成效，就渐渐放弃了对于青训的投入，这也导致了市场上有竞争力的球员数量不多，间接造成了球员身价的虚高，进而产生恶性循环：“青训需要慢工出细活。要提升青训水平，重要的是在统一每个年龄段梯队的培养理念，让球员的成长过程具备可持续性，同时要根据球队所在地域的特点，进行青训体系的本土化建设，这是推进俱乐部生态系统建设的关键。”

本文转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中国足球俱乐部消失地图：回望金元时代，足球泡沫如何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