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体育注：

乘着2008年奥运会的东风，北京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育在为这座老城带来新活力的同时，给予国内外游客全新的感官认知。

从那时开始，人们逐渐意识到体育对城市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群众强身健体上，体育及其产业在提升国民经济、促进产城融合、塑造城市品牌、坚定文化自信等方面，同样有着巨大推动力。于是，一些城市开始以体育为抓手，打造特色项目、培育相关产业，探索体育城市建设之路。

国家统计局、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2018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和增加值数据公告显示，2018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出）为26579亿元，增加值为10078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1%。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到，要“强化体育产业要素保障，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热情，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为进一步提升体育产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今年8月25日，国家体育总局根据《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发布了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名单，上海、四川成都、江西南昌等40多座城市及区县获得试点资格。

对此，有专家分析认为，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是建立在体育城市基础上的一个新尝试，相关名单的推出又恰逢新冠肺炎疫情后期，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此举不但考验着城市推进全民健身的微观调控力，也对大健康背景下城市利用体育产业塑造体育城市品牌提出宏观要求。

同时，“十四五”新征程开启在即，如何完善体育产业链、促进体育消费力、打造体育城市群等，成为推动我国体育城市稳步发展、活力不断的关键。

发展体育城市不能仅靠“复制粘贴”

提到体育城市，有专家称，对标世界著名的体育城市如纽约、伦敦、巴塞罗那等可见，所谓体育城市不仅需要拥有完备的体育设施，还要有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职业化运动人才、大量热爱体育运动的普通民众及发达的、有特色的体育产业。

记者查阅相关报道发现，此前，多地在谈到如何推进体育城市建设和发展时，均表示要从宏观经济、社会、法律和政策等方面去挖掘体育的全面价值，这样才能更好地构建中国体育与城市、社会在疫情后消费模式的深度链接。

早在2007年，被国家体育总局确定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后，福建省晋江市提出打造“首个中国体育城市”的口号，并策划在晋江南部沿海地区建设滨海运动休闲产业带。

13年来，晋江市通过举办高品质赛事、加大场馆建设力度、推动“办赛事与办城市”相结合等方式成功打响了体育城市品牌，并带动相关产业经济持续发展。根据晋江市政府提供的数据，2020年1—8月，该市体育制造业实现规上产值1474.76亿元，同比增长2.3%，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38.9%。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晋江的体育用品企业也开始找寻新的发展突破口，往服务型方向进发，并尝试与其他产业跨界合作，如进行IP联名、打造线上渠道电商等。

此外，晋江市利用侨乡闲置房屋、资金、劳力的“三闲”联户改造，并与既有产业结合，有效地打造了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体育产业链。

从“质量立市”到“品牌立市”，再到打造“品牌之都”，深耕体育城市的晋江涌现了安踏、特步、舒华等42个国家级体育品牌，实现了以体育城市建设推助城市品牌建设及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除晋江外，很多城市都在以体育城市为抓手，助推城市发展。在这其中，除了培育产业、大力推广全民健身外，一些城市也希望通过发展体育特色小镇，来带动城市体育产业成长，从而为体育城市进一步建设注入活力。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城市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大大小小的问题，使建设效果大打折扣，如核心项目缺乏、商业布局空泛、管理模式老旧等。由此，在体育城市的具体项目建设中，也易引发“产业趋同、千镇一面、盲目复制”等问题。

这在体育行业从业者看来，归根结底是因为地方政策监管与产业配套方面出现了问题。“地方政府应开拓眼界，深化‘放管服’改革，释放体育产业发展潜能，才能为体育城市以及相关项目的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北京迅驰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东明告诉记者，从大的层面来看，虽然产业有政策、百姓有需求、企业有商机，但时下整个市场的当量和额度还不够。“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在体育方面的消费观念和认知还有待提高，地方政府在政令一体、长效扶持方面还存在短板，企业在完善自身产品质量与提升服务意识上还有上升空间。只有综合各方需求，立体化打造特色产业及项目，才有可能帮助体育城市建设行稳致远。”李东明说。

特色体育文化及项目助城市品牌塑形

产业在带动体育城市建设的同时，也被城市体育事业的发展推动前行着，二者相互作用。长久以来，多地在打造体育特色项目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收获了显著成效、树立了知名品牌。

过去，人们提到足球，首先会想到辽宁大连；提到帆船，会想到山东青岛；提到乒乓球，会想到辽宁鞍山；提到武术，会想到北京、河南登封……可以说，不少城市通过特色体育产业发展的强大影响力和驱动力，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全方位发展及体育城市品牌建设。

在2020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利用服贸会APP ，为广大武术爱好者和相关产业经销商提供线上云展台和3D展厅参观服务。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副主席张兴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北京民间历来就有通过习武以强身健体的传统。在政府与武协的支持下，一些俱乐部定期开展体育竞技活动，为武术器材和服饰产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北京之外，作为少林寺的所在地与少林拳的发祥地，河南省登封市民众历来习武成风，有着深厚的武术体育文化底蕴。

作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下的产物，登封市内大小林立的武术馆校被社会各界视为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学院机构。据不完全统计，登封市现有武术馆校近百所，在校学员十万余人，被称为“地球上最大的武林部落”。

张兴正曾多次前往登封市考察并担任当地武术赛事的裁判长，他告诉记者，当地武术馆校的办学发展模式从改革开放到今天，经历了由家庭作坊式、以学养学到滚动式发展的单一模式，再到集团化、产业化，多元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过程。

武术馆校既是登封市的特色产业，也是登封市发展体育城市的一张名片，除了给自身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外，在拉动整个地区如旅游、制造等综合产业发展，及传播传统文化方面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过去，不仅是登封，提到整个河南省的特色体育，人们多会想到少林武术这一项目，当地热门综艺节目《武林风》更是将这一热潮推向顶点。”张兴正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除了传统体育文化为城市带来品牌建设的机遇外，借助于赛事和软硬件方面的优势，一些城市的体育城市建设也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成绩。

山东省青岛市曾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第十三届残奥会帆船比赛。该市由于水域条件良好、市民体育热情高昂，再加上当地政府多年来加快加大国内国际体育人文交流，逐渐形成了独具国际魅力的青岛“帆船之都”城市品牌。

今年8月份，在“2020第十二届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上，青岛市体育局党组书记车景华表示，帆船运动与海洋经济、文化旅游、商贸餐饮、新能源汽车制造等多产业融合，既是城市时尚生活、健康运动的形象展示，也是产业融合、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能有效拉长青岛黄金旅游消费周期，同时又与时尚夜经济遥相呼应、彼此点缀。

中国沿海城市秉性相投、气质相近、血脉相连，有着先天的合作优势和默契。借助成型的帆船特色体育项目，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东营、滨州等七市体育局成立山东半岛帆船城市联盟，强化合作，打造半岛城市帆船交流平台，分享各城市在发展时尚城市体育、体育产业工作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和未来规划。

“特色体育文化及项目是城市发展体育产业、推动体育城市建设的优势资源，各城市应利用好、挖掘好它们，并扩大其附加值。这样的话，体育城市建设就是有源之水。”长期研究体育产业与发展的全国社区运动会组委会陕西分会负责人李岩说。

场馆再利用需体育商业“双修”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从宏观布局到微观管理上，体育城市建设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好重大赛事体育场馆及周边配套设施的后期商业再利用，使之成为全民健身的平台及具有发展内动力的产业链。

2010年，借广州亚运会契机，广州市迎来了一波城市建设热潮。其中，作为广州天河CBD的主要组成部分——珠江新城区域更是一跃而起，成为广州经济发展的新地标，带动当地消费能力持续走高。

但与周边迅猛的发展势头相比，作为亚运会主角的部分体育场馆，当时却出现利用率不高、商业化缓慢的尴尬局面，以至于有观点认为，这些体育场馆“已经成为广州的累赘与负担”。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曾德雄对记者说：“亚运会给广州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建设方面，而人们期待的亚运会给广州社会体育带来的发展并不明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曾德雄分析认为，不仅仅是广州，国内许多城市举办大型运动会的主要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体育本身，而是为了推动城市建设。“举办重大国际赛事，除可获得国家相关拨款补贴外，还可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前来观赛，从而引来大量商机，为政府提供足够的资金大力发展城市建设。”曾德雄说。

据了解，因亚运会兴起的广州天河体育中心，是广州较好的在赛后利用起来的体育场馆之一，它不仅在推动市民体育锻炼、提高体育消费能力上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也带动了天河商业区的快速发展。“但天河体育中心的利用跟亚运会关系并不大，主要是得益于职业足球的飞速发展和其自身的商业化运营。”曾德雄说。

记者对全国部分体育场馆赛后再利用情况进行梳理时发现，多地政府和企业多年来持续对场馆商业化运营模式进行探索和尝试，如以持续承办各类赛事等方式来提高场馆利用率的云南省曲靖市文体公园，以少儿教学培训为核心功能的湖北省武汉市体育中心足球公园，以及以打造休闲文旅为主题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等。

今年9月12日，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城区场馆建设处处长黄晖通过媒体表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奥运村样板间将在赛后作为北京市的人才公租房，继续为北京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服务。

地方政府的举措直指一个中心，即在城市原有基础上规划出能够促进体育活动和社会交往的高品质空间，进而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对此，围绕体育场馆及周边区域探索新的体育商业发展模式，成为政府及相关企业都函待解决的问题。

此前，有体育行业从业者称，如果将靠租金和政府补贴过日子的场馆称为1.0版本，将收入结构中商业赞助等无形资产占比较高的场馆称为2.0版，那么，体育产业综合体的模式已跨过这两个阶段，成为场馆运营的3.0版。

这种集“体育+地产”的体育产业综合体新概念于近两年悄然出现。由于囊括体育、教育、娱乐、餐饮等智能化体育综合运营模式，体育产业综合体故而被业界称为体育场馆再利用的未来。

作为体育产业综合体的代表之一——华熙LIVE·五棵松体育场馆，2016年入选《国家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体育产业首批示范单位。据悉，该场馆及周边配套区域涵盖餐饮、休闲、娱乐等综合商业模式，现已形成集街头体育、休闲娱乐、商业购物为一体的华熙LIVE“体育+地产”生态体系，备受年轻消费群体欢迎。

此外，2017年，五棵松体育馆被冠名为“凯迪拉克中心”，这意味着该场馆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商业冠名的奥运场馆。商业冠名和引入赞助商的模式为场馆的赛后利用提供一条创新性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在运营方看来，如果完全用场馆本身的运营利润来支持发展，难以背负整个重资产压力，所以希望用周边配套的商业开发项目一起承担。

据了解，如今华熙LIVE·五棵松体育场馆的收入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运营方提供的一组收入结构数据显示：2010年，五棵松体育馆场地租赁收入占比90%，其他收入10%；而2017年，其赞助收入高达52%，场地租赁收入为18%，自主投资收入为25%，其他收入为5%。

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成发展新引擎？

无论是特色体育产业品牌建设，还是体育产业综合体打造，最终都是为了促进城市的体育消费能力、提升体育城市经济活力。

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城市的“体育文化旅游”消费，无疑是未来巨大的“新消费引擎”，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是一个很好的推助契机。强化体育产业要素保障，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热情，是助推体育产业优质发展、推动我国体育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举措。

“我国体育产业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掘。”赖阳表示，推行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是我国调整体育产业、进行深化改革的先行探索，此举有助于推动体育产业市场化发展，促进体育产业资源有效利用，同时还可使体育人才培养进入良性循环。

面对相关工作，各体育消费试点城市也积极因地制宜展开部署和推进。如四川省成都市为促进体育消费，于近日举办了CGS成都体育消费博览会暨成都体育运动及健身展览会，开幕首日便吸引了上万成都市民。

上海市杨浦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区将探索开展以“主动健康”为主的社会健康管理新模式，首次推出创新型社会服务项目——“社区健康师”，着力满足广大市民的体育健身和体质健康需求，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此外，大部分试点城市也已作出计划，在2022年将实现结构逐步完善、布局日趋合理、地位明显上升的体育城市发展目标。

其中，作为体育消费试点城市之一的江西省南昌市，提出到2022年要实现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全市总人口数的37%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6平方米以上，居民人均体育消费达到2600元，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180亿元。而2020年，这些数据则分别是36%、2.4平方米、2400元和135亿元。

南昌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说，体育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对相关产业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在此方面，南昌还将引进一批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的体育骨干企业或体育产业集团，形成一批有南昌特色和国内影响力的本土体育品牌；构建多种经济成分竞相参与、共同兴办的体育产业格局，形成管理规范、充满活力的体育社会组织体系,体育公共服务基本覆盖全民。

虽然前景光明，但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毕竟处于起步阶段，挑战和机遇也将长期并存。赖阳分析认为，体育消费试点城市下的产业营商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在市场化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应当推进‘放管服’，简化赛事活动审批环节，降低民营企业举办门槛。如果体制机制能够真正放开，一些试点城市可能会迎来更好的变化。”赖阳说，试点成功的城市，未来吸引国内、国际赛事活动的机会会显著增加，这将极大提升城市国际品牌影响力，也将助推我国体育城市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在市场化的推动下，能够涌现更多体育人才，保障体育产业人才供给，并最终带动城市运动会、社区健身设施、体育产业园区的协调发展。

本文转载自中国城市报，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体育城市迎新风口，下个“晋江”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