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体育注：

CBA联赛复赛已结束常规赛争斗，虽然是受新冠疫情影响采取的是前所未有的空场赛，但球迷终于能从屏幕上看到各自喜爱的球队之风采了。在关注球队战况的同时，笔者提醒大家也关注一下裁判员的执裁水平。

这是为什么呢？去年中国男篮没能在家门口获得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引起国内外一片哗然。让人想不到的是，受打击的不仅仅是中国男篮，还有中国的裁判们。

就在今年的2月28日，国际篮联官网在发布的一份东京奥运会裁判员确认名单里，30多人中居然没有一名中国裁判！是中国裁判的执裁能力不入国际篮联的法眼？还是我们的水平下降了？

CBA 复赛以来， CBA 官方已发出20多份最后2分钟执裁报告表，错判、漏判、反判虽然只占23%，但有些判罚确实影响了比赛结果，致使一些领队、教练情绪失控而受到处罚。如果再寻找各场46分钟以前的判罚，错、漏、反判恐怕还可以找出不少。

这的确也说明中国裁判的水平确实下降了。

没中国裁判不公平

自1984年我国重返奥运赛场以来的九届奥运会篮球比赛中，届届都有中国裁判员执法，为什么东京奥运会却榜上无名？

为此，笔者访问了很多国际级或国家级裁判，有的裁判认为 国际篮联这种做法有欠公平，理由是中国男篮虽然没能直获东京奥运会资格，但中国女篮已入围东京奥运会决赛圈，应该有中国裁判的名额。这些裁判认为即使中国男篮最终无缘东京奥运会，中国作为中立方也应该有裁判员名额。

这些裁判还认为，有几个中国现役国际级裁判执裁能力并不差，只是欠缺国际比赛磨砺。他们还觉得国际篮联现任裁判主管卡尔对中国似乎裁判有成见，此君虽是欧洲人，但长期生活工作在美国，受美国影响颇深。他主政裁判工作后进行了一些改革，仿照国际足联推行了复试认证制度，从4年一次改为2年一次，通过复试认证为现役国际级裁判。此外，他还对规则进行了修改，有些内容改来改去，效果并不好。他们还认为，卡尔过于追求年轻化，从2019年男篮世界杯执裁情况看，水平不及以前。

多从自身找原因

然而，现官不如现管。绝大多数裁判人为：“卡尔是什么样的工作方式我们干涉不了，但是必须承认我们的执裁水平下降了。在理念上、认识上和实战判罚上与国际尺度确有差距，常常把简单的变成复杂的，判断、吹罚跟国外同行不在一个点上，因此不入国际篮联的法眼，东京奥运会没有指派中国裁判也就不足为奇了。此事必须引起中国篮协和裁判界的足够重视与深刻反思！”

他们认为，在正视我们裁判水平下降之际，有必要回顾重温中国裁判员执裁世锦赛、（世界杯前身）和奥运会的历史，并从中总结成功经验。自1978年6月我国有9人首获国际级以来，中国篮球裁判的水平始终与中国篮球的竞技水平同步发展，国际级裁判员队伍不断壮大，至今已有119人持有国际级裁判证书，这个总数与欧洲国际级裁判员总数不相上下。不过，在符合规定年龄、并经过2019年认证的现役国际级裁判员只有18名，其中女子3人。这些裁判员基本上都是2007年之后获批的，段铸是资格最老的，而这12年间获批的中国裁判员总数是47人。

2008年北京奥运会马立军、杨茂功参加执裁后，彭玲执裁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王泽波执裁了2014年女篮世锦赛，段铸执裁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段铸和张潇执裁了2019年女篮奥运会落选赛，锻铸和叶楠执裁了2019年男篮世界杯预赛。

值得回顾的历史

很多老裁判回忆，在过去很多年间，中国国际级裁判是跟着国家男女篮征战世界大赛的。重返国际篮联后，中国男篮率先在亚洲夺冠，罗景荣和张雨生就执裁了1978年第八届男篮世锦赛，其执裁能力得到了国际篮联的肯定，罗景荣后来又执裁了1982年第九届男篮世锦赛。中国女篮在1983年第九届世锦赛上首获铜牌，张雨生就执裁了这届比赛。一年后，中国女篮再获洛杉矶奥运会铜牌，罗景荣和张雨生又执裁了这届奥运会，高才兴执裁了女篮奥运会落选赛。两年后，高才兴执裁了1986年第十届女篮世锦赛。

自1981年起，我国陆续产生了第二批国际级裁判，在上世纪80年代获批国际级裁判共25名，其中苏州获批16人，是中国篮球史上获批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批国际级裁判员中朱家忠可谓出色，执裁了三届世锦赛和三届奥运会。方励坚执裁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进入90年代，中国女篮再次奏响凯歌，中国男篮紧紧跟上。李亚光和陈道宏先后率队夺得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银牌和1994年悉尼世锦赛亚军，朱家忠先是执裁了1990年第十一届女篮世锦赛，后与高树颂出征巴塞罗那，共同见证了中国女篮的二次辉煌。两年后，高树颂与中国女篮同赴澳大利亚，执裁了悉尼世锦赛，经历了中国女篮创造世锦赛最佳战绩。

在中国女篮两创历史最佳的同时，蒋兴权执教的中国男篮卧薪尝胆，在1994年多伦多举行的世锦赛上首次杀进八强，朱家忠执裁了这届比赛。两年后，宫鲁鸣率领中国男篮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挺进前八，再次实现历史性突破。朱家忠和崔毅执裁了这届奥运会。

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男女篮的战绩有所下滑，但中国裁判仍获得了执裁世界大赛的资格。班琦执裁了1998年男篮世锦赛和2002年女篮世锦赛，王丽英执裁了1998年女篮世锦赛，唐军执裁了2002年女篮世锦赛，杨茂功执裁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2年、 2006年男篮世锦赛。在中国三大中锋先后登陆 NBA 后，中国男篮名声进一步扩大，洋帅哈里斯挥师雅典，中国男篮再次跻身奥运八强，马立军和宋延平执裁了雅典奥运会。之后，中国篮球进入了备战北京奥运会周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尤纳斯统领中国男篮三获第八名，中国女篮则由马赫领军名列第四，创下队史第三佳绩。马立军和杨茂功执裁了本届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后，姚明因伤退役，中国男篮战绩下跌，中国女篮实力亦不如前。不过，乔龙升执裁了2010年男篮世锦赛，彭玲执裁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彭玲是我国第五位获批的国际级女子裁判，也是目前唯一执裁过女篮世锦赛和奥运会比赛的中国女子裁判，她在2001年获批国际级后，曾执裁了2005年、2009年女篮世青赛冠亚军决赛和2006年女篮世锦赛第五六名之争，其执裁能力颇受国际篮联好评，因此执裁了伦敦奥运会女篮冠亚军决战。2016年锻铸执裁了里约奥运会。

回顾这40余年的中国裁判出征世界大赛的历史，说明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中国裁判的水平与中国篮球竞技水平是同步发展的，是互为促进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内联赛既是造就本土球星、优秀球队的舞台，也是产生优秀裁判员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裁判员的执裁能力会影响制约了联赛的整体水平。

勇于正视自身差距

中国裁判员在国际篮联中的地位除与自身能力相关外，也取决于国际篮联秘书长及裁判主管的重视程度。中国篮协重获国际篮联会员国地位后，恰逢斯坦科维奇担任秘书长时期，他对中国篮球的发展充满了诚意，给了中国教练员、裁判员很多培训提高的机会。

截止到他卸任的27年间，共有66名中国裁判员获批国际级，占中国国际级总数的57% 。在第三任秘书长鲍曼履职的15年间，中国又有49人获批国际级。鲍曼去世后，扎格利斯接任，至2019年中国又有4人获批国际级，从而使中国现有119人获批国际级，其中女子17人，数量相当可观。

据统计执裁过世界杯（前为世锦赛）或奥运会及奥运会落选赛的中国裁判员共20人，这20人中上世纪70至80年代获批国际级的8人，90年代获批的7人，2000年之后获批的5人。 20人中既执裁过世界杯也执裁过奥运会的有8人，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上世纪获批的老裁判执裁能力更胜一筹，他们在踏上正式国际大赛赛场之前，个个已是久经沙场。

2001年到现在获批国际级的中国裁判达到60名，但他们当中仅有5人经受了国际大赛的洗礼，或许这就是新老裁判之间的差距所在？不可回避的是，2009年之后，中国男女篮的水平确实下降了，在这种不利形势下，中国裁判能得到国际篮联的重用吗？

在派遣裁判上讲不讲关系？肯定讲。但前提是业务和人品过硬。无论是在前国家体委篮球处，还是在篮管中心时期，选派哪位裁判员去执裁世界大赛，基本程序是裁委会推荐，然后由中国篮协领导层筛选决定，既优中择优，同时也考虑长远发展，有利于培养中青年裁判。根据国际篮联给予的名额，中国篮协上报的提名往往都得到了国际篮联的认可，这也是有些中国裁判能多次执裁世界大赛的重要原因。

曾经担任国际篮联主管工作的考特来巴，对中国十分友好，多次来华考察指导，认真帮助中国裁判员提高业务水平。在篮管中心工作十余年的竞赛部主任王玄和外事官员徐岚，通过多种渠道与考特来巴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请“洋哨”执裁 CBA 季后赛，“洋哨”均由考特来巴选派。中外裁判同场执哨 CBA 季后赛，不仅保证了比赛的顺利进行，也促进了中外裁判在业务上的探讨与交流，使中国裁判的判罚尺度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当然，也为北京奥运会铺平了道路。

2019年卡尔给了中国30个复试认证名额，中国篮协裁委会据此拿出一个以80后为主的名单，根据14 （老国际级） +4 （新国际级）的指标分配，最终段铸等18人通过认证成为现役裁判员，彭玲等7人成为认证的现役国际级技术代表。执裁了去年男篮世界杯的和叶楠即为现役国际级裁判。

对卡尔上任后所采取的种种举措，业界也有不同看法，褒贬不一。说好的认为符合当今篮球竞技潮流；说不好的认为他过于追求改革与变化，有些东西改来改去把简单变成复杂。此外，有人感觉卡尔个人倾向性较明显。然而，国内业界人士多数认为，每个人的工作方式不尽相同，还是多从主观上查找原因，突出感觉是中国裁判与外国裁判的判罚不在一个感觉上。

寻根溯源找差距

目前中国裁判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呢？笔者经多方调研后归纳梳理如下：执裁理念上有差距，对单一动作认识上有差距，对判罚法的认识上有差距，掌控比赛能力上有差距，执裁能力上有差距，场上语言交流上有差距，心理素质上有差距，团队配合上有差距。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8个差距呢 ? 绝大多数裁判认为，正是这8个差距导致了中国裁判整体水平的下降，国际篮联没给我们东京奥运会名额就在情理之中了。究其原因，离不开浮躁的社会大环境，追名逐利中很难沉下心来研究规则。

过去大家能对规则的理解展开激烈争论，有的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从而达到统一认识，现在缺乏这样民主的业务讨论，互相得不到实质上的启发。现在的评价机制也不够合理完善，好的不香，缺乏赶超榜样。由于比赛中错、漏、反判时有发生，裁判员的公信力严重下降，做人的尊严受到严重的挑战，在 CBA 联赛中无论你是否吹的对错，都会被指着鼻子骂，赛场风纪越来越差，给裁判员正常执裁造成了极大压力。

这种压力往往会造成裁判员精神不集中，患得患失不敢判罚。国际蓝联竞赛规则近些年多有修改，而这些修改恰恰代表了当代篮球的发展趋势，因此把它翻译准确，理解吃透规则精神，努力在实践中敢于判罚，准确判罚，公正判罚，全身心投入，才能逐渐缩小我们的差距。

还有些裁判认为，现在申报国家级、国际级条件过宽，批得太快，以致有名无实。目前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看重英语，二是缺乏实践。过去从一级申报国家级、国家级申报国际级，是有明确年限和执裁经历要求的，在申报名额的控制上是很严格的，用老话讲是：“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但现在的申报条件似乎放宽了，体现的是一个“快”字，而有些人恰恰很会考试，本子很快就拿到手了，但执裁能力不敢恭维，有些人连全国青年联赛都不能胜任， CBA 和 WCBA 自然就更不敢用了。笔者查了查那些老裁判的晋级之路，举几例如下：朱家忠自1974年起吹裁判， 1979年获一级， 1980年获国家级， 1982年获国际级；高树颂1975年起吹裁判， 1980年获国家级， 1981年获国际级；靳茁1971年起吹裁判， 1979年获一级， 1985年获国家级， 1989年获国际级（他在北工大时是校队，与我们北京工人队比赛 N 次）；马立军1986年起吹裁判， 1990获国家级， 1993年获国际级；杨茂功1986年起吹裁判， 1992年获国家级， 1998年获国际级；宋延平1987年起吹裁判， 1989年获国家级， 1998年获国际级；彭玲1991年起吹裁判， 1999年获国家级， 2001年获国际级。这些裁判可以说当时都是裁判员中的培养重点，个个身经百战，在 CBA 和 WCBA 创办之前，全国比赛实行的都是赛会制，远没有后来的主客场次多，但他们牢牢抓住各种全国比赛的实践机会，努力钻研规则，敢于赛场判罚，因而成就了各自裁判生涯。这些裁判当中，从吹裁判到获国家级，最长的是16年，最短的是6年。

这些裁判员中，有的是体工队的，有的是体育教师，他们的成功离不开所属单位的大力支持。在采访这些老裁判时，他们都是在获国际级之前，最起码都执裁了一二百场全国性比赛和决赛阶段的比赛，这些经历奠定了他们获批国际级和走向世界大赛赛场的坚实基础。这些老裁判还说：“杨伯镛在主政中国篮协期间，是培训和使用裁判最严格的，称他是‘暴君’也不为过，但是，正是他的‘暴君’式管理，出了一批高水平的裁判。”

其实现在有不少身高、形象、反应、感觉都不错的青年裁判员，他们欠缺的是能真正沉下心来，不被各种干扰所诱惑，潜心研究规则，在理解上下功夫，在执裁中敢于表现自己的判罚，同时搞好三人间的团结配合，多加锤炼必有优者脱颖而出。

很多老裁判说：“必须重视起步阶段，如果这个阶段就急功近利而误入歧途，那就悔之莫及。我们必须捋顺培养考核模式，高标准严要求，打好基础，除把好人品关外，还要重视裁判员基本功的培训。”有的老裁判说：“现在动不动就看录像回放，一场比赛看好几次，即中断了比赛，又削弱了比赛的精彩激烈程度，为什么总依赖录像回放？还不是你功夫不到家，没跑到位，没找到最佳位置！比赛的节奏是越来越快，对抗越发加剧，越是这样越是考验你的判断和判罚能力，咱们的能力能够适应比赛要求吗？”还有人反映，说现在多部门管和用裁判，中国篮协有联赛部和竞赛部，竞赛部管理裁判，但权力最大的是 CBA 公司。裁委会的职责和权力是什么？作用体现在哪里？这些都需要重新明确，以便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就在笔者将要结稿时，听到一些反映，说在复赛第一阶段裁判员存在苦乐不均现象，有的人吹了10场球，有的只吹了三四场，酬金按场次计算，多吹的多拿，少吹的少拿。忙的累死，闲的郁闷。如按赛会制惯例，补贴是按天计算的， CBA 是市场化运作，在这方面显然欠缺考虑，既然都已调到赛区，那就说明这些裁判员应该都能派上用场，苦乐不均对失误率的增加有无关系呢？

因为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原定于今年7月举行的东京奥运会被迫推迟到明年7月。虽是迫不得已，但客观上给了中国裁判员反思、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国际篮联还能给中国裁判名额吗？就此笔者曾问过中国篮协主席姚明，他的回答非常简练：“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在和国际篮联沟通。”

本文转载自网易体育，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孙保生：中国篮球裁判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