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体育注：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意大利当地时间7月14日晚，意甲劲旅那不勒斯队主场圣保罗体育场上空，飘荡起这首在中国穿街过巷的流行民谣。作为第3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以下简称“世界大运会”)闭幕式上“成都时间”的音乐注脚，歌词中的“小酒馆”“绿垂柳”搭配三拍的节奏把这座中国西南城市的“巴适”(四川话“闲适”——记者注)带到那不勒斯湾畔，既消弭了那不勒斯赛场未尽的硝烟，更勾起人们对两年后成都世界大运会的期待。

川剧变脸、熊猫、泼墨山水，成都已经在用文化元素丰富着世界大运会的中国话本。但在一个汇集了全球大学生运动员的国际体育赛场，各国大学生运动员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在赛场上的每次跑、跳、投以及赛场外的每次表达，都是一国高校体育发展成果的体现。

本届赛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答卷”最终定格在22枚金牌、13枚银牌、8枚铜牌，位列金牌榜第三名、奖牌榜第五名。对此，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执行团长、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薛彦青表示，“表现达到预期，两年后要争取更好成绩。”

高校渐成竞技体育沃土

“第3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圆满结束，有汗水，有泪水，最终中国大学生网球代表队荣获女子团体金牌、女子双打金牌、男子双打铜牌、混合双打铜牌，创自2001年境外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感谢大家为我补过生日，非常有意义。” 意大利当地时间7月14日深夜1点半，聂亚辉忙不迭地发了朋友圈、北京时间此时是周末的清晨，这位来自西南大学的老师已经收获了满屏的点赞与鲜花。

这是一个难以入睡的夜晚。聂亚辉朋友圈的封面换成了这次世界大运会中国网球队的“全家福”——本届赛会，聂亚辉与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吴声远作为中国网球队的带队教练，带领来自3所高校的4名学生收获了4枚奖牌，包括两枚金牌。

“这次参赛的选手都是通过国内大学生网球联赛选拔出来的。” 西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郭立亚表示，网球项目要提高专业技能必须通过大量的比赛实战，因此，随着大学生网球联赛日趋成熟，不仅增强了网球项目在高校的覆盖面，更提升了大学生网球选手能参加的比赛数量，有利于提升竞技水平。

在网球项目中，西南大学人才辈出，除了校内多级赛事扩大了人群基数，给予有潜质的学生专业的支持至关重要，尤其运动训练学网球专项的学生，郭立亚介绍，“一方面，实行导师制，教练就是学生的专业导师；另一方面，一些赛事与学分挂钩，让学生能投入更多精力到专业中去。”在这种氛围下，参加本届世界大运会的4名网球选手中有两人出自西南大学，为中国网球在世界大运会上取得历史突破。

“此次学生运动员的比例是81%，是历届最高的。”薛彦青表示，其中，很多项目的参赛者正是通过大学生联赛选拔才脱颖而出。

虽然最终因点球大战失利排名第六位，但中国女足代表队在本届世界大运会的表现得到了主教练余东风的认可，从事了一辈子职业足球的余东风刚接手这群临时组队的女学生时，有些不适应，“参赛的20名队员来自全国7所高校，她们是从各个学校推荐的80多人中选拔出来的优秀球员”，可由于部分队员需要参加学校考试、毕业典礼等，赛前队伍在大连集训了十多天“只有一天人是齐的”。最初，余东风对于参赛目标不愿轻易松口，但随着队员一场比一场发挥出色，余东风也重新认识了这群热爱足球的姑娘，“虽然她们相处的时间很短，但非常团结，也很顽强，我对她们这次的表现非常满意。”

与爱尔兰队争夺四强的比赛中，在点球大战中率先出场的闫颖颖将球一脚踢飞，此后，中国队员接连失利，最终无缘四强。赛后，闫颖颖自责痛哭，但她表示，队友没有半句埋怨，反而是大家的安慰才让她走出阴影，在对阵东道主意大利队的比赛中，她以一粒绝杀球回报队友，“和她们的友情是我在大运会上最大的收获。”

“从多所学校中选拔队员再组队，目的是想带动更多学校参与比赛，她们每个人回到学校都将是一束光，每个学校都在关注这支队伍，这种荣誉能促使更多学校重视自己的球队建设。” 教育部学生体协足球工作部副主任赵俊杰表示，尤其对于相对缺乏社会关注的女足，高校将是她们未来生存发展最适宜的土壤。

在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看来，本届赛事金牌榜达到既定目标背后，教练的成长不可忽视。他观察到，本届中国代表团各项目带队的教练绝大部分来源于高校，包括击剑、游泳、跆拳道及部分球类项目，“体育系统的教练更多是管理、帮助和指导作用”。

高校教练的进步，被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副秘书长申震放到赛后总结中，他表示，自1986年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以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高校运动队的教练员以普通体育教师业余带队为主，近十几年来，随着大学联赛逐渐受到社会关注，很多学校引入高水平专业教练带队，技战术、营养、体能等综合训练专业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比如，来自清华大学的女子篮球队主教练董志权、北京大学女子篮球队教练马宗青、上海交通大学男子乒乓球队主教练丁松、西南大学男子网球队主教练聂亚辉都曾是优秀运动员或者是专业队教练，具有丰富的运动经历，对队伍水平提高起到关键作用。”

而高校自主培养的教练也有了新的延续，申震介绍，“田径队教练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李庆、曹振水，女子乒乓球队教练是来自华东理工大学的臧玉英，他们都是高校自主培养的教练，潜心钻研才培养了像胡凯、张培萌、单晓娜等多名全国冠军。”如今，张培萌也拿到了教练的接力棒。

本届赛会田径项目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选手江杰华、江亨南、王煜、禤达军以39秒01的成绩获得银牌。虽然未能到一线参与指挥，但3名出自清华大学的年轻选手正是他转型为“张指导”后的学生，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坦言：“从运动员转型到教练，最难的地方是从原来的师哥、一块儿玩闹的兄弟突然变成指挥他们训练的老师，要避免尴尬，还得需要技巧。”他以“玩手机”举例，“我要求他们开始训练后就不能看手机，就说你们可以带手机，但只能放到屋子里，你要是拿出来的话就罚请全队喝水。”这种轻松的方式却意外地有效，“如果训练中间偶尔要看一下手机，那就回房间看，毕竟他们不能在房间里待很久。”

从学校中生长起来的张培萌觉得，现在越来越多运动员都是学生运动员，除了家长让孩子进入高校的意愿，大学在招收运动员方面也有一定优势，因而现在大学生运动员的水平也都越来越高。“除了相互切磋，大运会这个平台还可以让学生运动员想要成为一名专业的优秀运动员，这意味着要明确目标，准备好牺牲很多”。

钟秉枢表示，世界大运会为在校学生创造了进入更高水平代表团的机会，教练也得到相应机会，这将打破原有相对固化、封闭的体系，更容易调动基层教练员和大学校长的积极性。

学校体育亟须补齐的断章

“姐姐，你还会来看我们比赛吗？”女足点球告负无缘四强后，守门员王芙蓉期待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她坦言，爱尔兰队派出门将首先罚点球，出乎她意料，这样的策略中国队内鲜有队员见识过。

“和专业队比，高校队组织比较困难，我们的能力和专业队还是有差距，只要有强烈对抗，差距就显现出来了。”余东风表示，缺乏大赛经验是这次女足暴露出的主要问题。

学生运动员规模空前，意味着心理应变、比赛经验或将是短板。“即使取得金牌的运动员很多也是第一次出国比赛。比如，跳水队获得11枚金牌，其2/3的队员都是第一次出国参加比赛。”据申震介绍，世界大运会分为奥运前和奥运后，奥运前的世界大运会水平高、规模大，因此，作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前唯一一次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且恰逢FISU成立70周年，大运会举办60周年，“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高度重视，将大运会作为奥运会的练兵机会，派出最高水平选手参赛。例如射箭、跆拳道等项目，多国派出世锦赛冠军参赛，中国选手在本届比赛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水平，但是依然一金未得。”

因此，中国代表团金牌榜第三的成绩，在薛彦青看来“非常难得”。

女排姑娘陈小琪今年刚上大一，她提及世界大运会与国内赛事的不同时表示，“对方即便大声讨论，我也听不懂她要打什么战术，此外，国内的对手身高没有那么高。”从五年级便开始打排球的她，一度因难以平衡学习与训练想放弃，但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冠的场景“让我觉得心脏快炸了”，上高二的陈小琪从那时起就有了想成为中国女排一分子的梦想。但直到经历了本届世界大运会，她才真正树立信心，“我希望能按计划一步一步来，争取进入职业联赛，甚至加入中国女排参加奥运会。”

像陈小琪一样被世界大运会的经历开启梦想的运动员不少，但也不乏因现实变得“理性”的选手。为中国代表团夺下本届大运会首金的跳水运动员宋首霖，目前在北京体育大学就读，尽管在本届赛事中表现优异，她依然坦言“没有参加奥运会的打算”，因为“中国跳水的强手实在太多了”。

数据可见，跳水和乒乓球项目是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这两个项目为代表团共贡献18金，占整个代表团金牌总数的86%。“我们的专业体育和学校体育之间高度相关。因此，我们专业体育的优势项目也是学校体育的优势项目。”薛彦青表示。

但这样的相关性也间接呈现出高校选手在专业体育优势项目中空间的逼仄。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直言：“高校培养真正的高水平运动员，甚至取代目前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还不现实。”上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提出过“业余赶专业”的口号，“指的是用业余身份赶上专业运动员的成绩，可真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进行专业的训练，遗憾的是，专业运动员必不可少的营养、伤病恢复、医疗保证等保障体系，都是高校体育的短板。”

“如何在体育人才培养中，真正做到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的有机融合、把人才培养跟学校教育有机融合”，这是钟秉枢眼中，需要在本届世界大运会后反思的问题。“从奖牌数量上可见，日本、俄罗斯、美国、韩国都在我们前面，这几个国家的体育人才培养几乎都在一个体系里，但我们从青少年阶段就是体育、教育两个体系。”钟秉枢强调，“只有深入改革，打通体育和教育的通道，加速协会剥离，让两套体系的竞赛相融合，才有可能让更多优秀体育人才从高校或俱乐部产生。”

然而，在薛彦青看来，理念和体制是制约学校体育发展的关键。“家长希望孩子把文化课学好、上好大学，上大学再锻炼，但锻炼意识的养成需要从小培养，到了大学惰性已经形成，更没动力了。”而中高考的指挥棒，让学校评价体系依然取决于“有多少学生考上什么大学”并非“学校出了多少优秀的学生运动员”。注意到这两个关键因素，才考虑经费、场地和师资不足等问题，“如果大家都不想锻炼，即使把运动场修好，最后也是锁在那儿不用。”

成都该如何“执笔”世界大运会

闭幕式上，大运会会旗从那不勒斯市交接到成都市，大运会正式进入“成都时间”。成都市体育局局长熊艳表示，从交接的一刻开始到2021年8月19日，大运会进入“成都模式”，成都将集中力量，筹备一届绿色、智慧、活力、共享的大运会。

薛彦青相信，随着“成都时间”到来，中国学校体育的篇章将在2021年成都大运会加速描绘的场景中逐渐丰满起来。

“我们不担心赛事办得怎么样，而是会追求怎么把赛事办得对我们国家整个学校体育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薛彦青表示，中国与世界大运会的缘分从2001年北京世界大运会开始，又将在成都延续，交付在这项年轻人盛会中的意义也将有所变化，“过去举办大运会，更希望以此让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国。现在我们要结合发展战略，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发展体育产业。”

在钟秉枢看来，体育赛事并不具备天然地撬动学校体育发展和建设的功能，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及早进行布局，“举办大型赛事的时候，一定要用赛事撬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例如，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一系列关于加强冰雪运动包括冰雪运动进校园等政策、计划、方案相继出台，从而激发产业活力。”

具体到成都举办世界大运会能否推动更多学生参与体育运动，“同样需要我们有很多制度上的创新。”钟秉枢建议，可以效仿“我要上奥运”推出“我要上成都大运会”等口号，以此推出中国大学生代表团选拔，从校际、大区际到全国层层选拔，其影响力不可小觑。

此外，可以创设一系列的跟学生体育运动相关的科学报告，艺术展示，或者展演，包括啦啦队、志愿者选拔活动等，在大运会之前通过系列赛事及文化教育活动有机地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整个高校体育氛围的变化，“毕竟，世界大运会与其他重要赛会最大的不同，就是对青年学生一生的影响。今日之星明日领袖正是我们以往忽视，但国际上十分重视的准则。”

“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熊艳表示，“我们把筹备大运会作为推动成都市体育事业发展，推动成都市对外交往合作，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尤其是大学生体育运动的一个重要抓手，当然也包括推动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且赛会将在2021年举办，“可以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及杭州亚运会营造良好氛围”，同时，三项大型赛事已经建立沟通交流机制，通过相互借鉴及交流，将会探索出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平台上，中国作为“执笔者”时应该传递怎样的故事。

本文转载自中国青年报，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那不勒斯到成都 中国如何当好大运会下一个“执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