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唐体育注：

当中超喊出打造世界第六联赛的口号时，中国足球的根基正在进一步坏死。

2018年以来，中国低级别职业联赛有大批俱乐部被曝出资金问题，上个赛季没踢完，已经有三支球队退出中乙联赛。赛季结束后，俱乐部解散潮没有停止，延边富德、海南FC、大连超越、深圳人人已经永远消失在了中国足球的版图中。

今年以来，四川FC、广东华南虎、辽宁宏运等球队又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尤其是四川FC，他们已经在生死线上挣扎了近半年，每一轮中甲联赛，都有可能是这支球队最后一场中甲联赛。

很多痴心的四川球迷不解，“偌大的四川和成都，为什么找不到一家企业支持足球。”但外人不曾想过，同样的问题，到了企业主的面前就会变成，“没有收益，只有烧钱，我为什么要支持足球？”

玩不起

中国足球历来需要燃烧人民币。

中超层面，即便是那些保级球队，一年可能也需要接近10个亿的现金投入。腾讯体育向河南建业了解到，“建业俱乐部近三个赛季投入分别为16赛季的5亿元、17赛季的6亿元、以及18赛季的8亿元，而本赛季初俱乐部制定的预算为9.5亿元。”

而到了中甲，俱乐部运营的成本也在直线上升的状态中。上海申鑫俱乐部总经理秦蘋就向腾讯体育感叹，“2013年、2014年的时候，一年8000万的投入，在中超就能过得比较充裕了。现在在中甲都要接近两个亿的投入，有些球队都是好几个亿投下去。”

这样的投入规模显然是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的。2018赛季以来，上海申鑫母公司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对于俱乐部的投入大大减少。2017赛季还曾有冲超希望的申鑫，不得不为了生存改变经营模式。他们也对日渐上涨的俱乐部运营成本敏感了起来。

“在中甲，想冲超的球队需要投入三个亿左右。如果维持在中游水平，一年的投入应该在七、八千万，就像我们申鑫去年那样，我们就花了大概8000万，如果要保级的话，最起码也要花5000万。今年我们的投入就要控制在5000万左右。”

宏观经济下行，比起中超动辄10个亿的投入，5000万看似不多，但这笔现金支出对今天的大部分企业来说，绝不是轻松就能掏出的金额。很多球队，早已经发不出工资。

长三角地区某支中甲球队，被认为是即将崛起的足球新势力。上赛季母公司的投入就很高，当地政府也非常支持，主场的运营、安保、保洁工作均由地方体育局负责成本。但今年以来，也变成了三个月才发一次工资，而一次只发一个月的钱。

南方某中甲球队的员工就向腾讯体育透露，去年年底，这支球队已经开始拖欠薪酬，最后球队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球员可以以内部价购买俱乐部母公司在本地的房地产项目，拖欠的工资可以抵扣购房款。有些球员没有购房需求，则把这个购房名额找到朋友折现。至于2019年，这支球队只发过一次工资，且只发了一个月的钱。

这支球队的母公司是上市企业，球队在2018赛季则是中甲投入排名前列的，购买了两名中超水准的外援。如今，不仅拖欠职员的工资，连梯队去客场比赛的机票和大巴费用，也在拖欠中。当母公司业绩滑落时，足球俱乐部就成为了母公司的一大负担。

这家俱乐部的老板历来信誉不错，以前资金充裕时，工资奖金绝不会拖欠，甚至会提前发。所以，这支球队的球员也相信老板确实有自己的苦衷，他们暂时还没有选择闹事，愿意给老板时间改善俱乐部的经营状况。但是，玩足球的成本越来越高却是事实。

足协政策成压垮俱乐部的最后一根稻草？

运营俱乐部的成本升高，很大的原因在于球员的薪资水平不断升高。如今一支中甲球队的主力，一年可以拿到200万到300万元左右。一支中乙球队，如果有冲甲的想法，那主力球员的薪酬也在100万元左右。这里就意味着至少上千万的支出。

而足协的很多政策，又进一步刺激了某些球员的薪酬升高，身当其冲的是U23球员，他们的吃香反过来加重了球队的负担。一位足球经纪人向腾讯体育抱怨，“我们的U23球员，躺着挣钱，一旦24岁就秒变废物。这都让球队的支出大大增加。”

除了球员的工资支出，俱乐部还要面对大大小小的花费。比如主场的场租以及安保费用，多则几十万，少也要几万块一场。四川FC总经理马明宇就在接受采访时说，球队拖欠了主场安保费用约100万元人民币。

又比如强制参加的预备队联赛，每次出门要带上运动员、教练团队、队务等人员约20名左右，吃住行总共的花费差不多要10万元。一年要踢15个客场，那又是一百多万的支出。

同时，最近一两个赛季，为了规范联赛，足球管理部门开始推动联赛准入工作，还颁布了详细的联赛准入标准，进一步提高了球队的成本。

虽然这有利于建设中国足球的基础设施，但这些标准都需要俱乐部掏钱去完成建设，在有些球队身上，联赛准入就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中甲保级区的俱乐部高层，就曾在足协准入工作会议后，向媒体抱怨，“足协的很多政策，整个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也不接地气。现在很多中小俱乐部都是在很艰难地在运营。那么你搞了那么多的政策是好了，但是这个负担是也是沉重的，那么可能会压塌、压垮很多俱乐部。”

2018年版的《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下称《准入规程》）中，有两项工作对俱乐部的影响最大。一个是对俱乐部梯队建设的要求，一个是对俱乐部硬件设施的要求。

《准入规程》规定，中甲俱乐部需要拥有五支不同年龄层次的青少年梯队，分别为 U19、U17、U15、U14、U13。中乙俱乐部则需要拥有四支不同年龄层次的青少年梯队，分别为 U17、U15、U14、U13。这些球队产生的人力成本、差旅成本、训练场地建设或租借成本，都需要俱乐部老板掏出真金白银。

广东某中甲俱乐部U19梯队主教练就向腾讯体育透露，“出外参赛需要支付20多个人的机票和吃住费用，一年至少有十一个客场，算下来至少也要二、三十万。看着不是很多，但只要俱乐部老板自己的生意有什么问题，再花这些钱就很难受了。

《准入规程》还规定，职业俱乐部训练基地内至少3块天然草坪、标准尺寸大小的训练场。其中一块配备至少150人的简易看台。这其中至少要有1块标准尺寸大小的人工草坪，能达到国际足联的认证标准。还要求俱乐部拥有满足至少35人共同使用的、设施齐全的健身房。

这样的高标准训练场，对于很多低级别俱乐部来说，实在有些强人所难。完全可以算一笔账，3块足球场那么大的土地，在各个省会城市值多少钱。达到国际足联标准的天然草皮，种植加维护，一年需要多少钱。幸运地是，有些俱乐部能够在场地上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但显然这不是普遍情况。

一位足球经纪人就对联赛强行推动准入工作颇有微词，他说：“足协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缺乏智慧，出招太猛太乱、贪大求全，一声令下，所有俱乐部就必须配置齐全，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经济下行 情怀不能当饭吃

中国足球，完全依赖于俱乐部母公司或股东的输血，一直无法找到自我造血的机制。像恒大、国安、苏宁这样的豪门之所以成为豪门，无非是因为股东舍得投钱。即便是一直处于保级状态的河南建业，老板胡葆森也透露，除了建业集团的出资外，还需要每年通过个人腰包拿出三四千万来支持球队。

而中国的足球俱乐部每年通过经营活动而非转会市场能够获得的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至于说像欧美职业球队一样股东还能从俱乐部中获利，在中国的职业联赛里几乎是天方夜谭。

上海申鑫俱乐部总经理秦蘋就表示，“球队的资金还是以大股东的投入为主，大股东的投入要达到90%以上，也就是说只有10%的部分能够靠俱乐部自己赚取。”

近几年，国内经济近几年一直处于底部，企业利润持续走低。一系列“去杠杆”的经济政策，又导致企业的资金链断裂。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那些拥有足球俱乐部的企业或老板来说，如果自己的主业表现不佳，留给足球的钱必然是第一项需要节省的开支。

《21经济报道》近日刊文：2018年国内上市公司合计利润为3.38万亿元，较2017年减少了0.06万亿，A股上市公司合计净利润罕见地出现了下降；亏损企业数量较2017年增加了1.99；有2072家企业的负债率抬升，占统计口径内上市公司总数的六成。另据统计，2018年，3600多家A股上市的年利润中位数仅1.08亿元，比2017年又下降了约20%。

能在A股上市的公司，都经过了相关部门的审核和监管，很多都是各地的龙头企业，总体来说资质有很大的保障。如果A股上市公司都普遍遭遇寒流，可想而知整个经济环境的恶劣。那些俱乐部的老板们，手里真的没有什么余粮了。

广东华南虎的母公司为铁汉生态和长春亚泰的母公司亚泰集团，均为需要披露财务数据的上市公司。据这两家公司的2018年年报，铁汉生态净利润为1.57亿元，较上一年下降72%。而亚泰集团，2018年更是亏损了19.7亿。这样的公司，已经没有能力每年往足球里扔几千万现金。

在中国足球华丽面具下，现实是残酷的。很多人只看到中超豪门的挥金如土，但忽略了低级别俱乐部的苦苦支撑。谁不是带着情怀而来呢，但情怀不能当饭吃。如果找不到继续的理由，只怕有更多低级别俱乐部，消失在历史当中。

如果失去了众多低级别俱乐部作为塔基，塔顶的中超豪门，不过是浮云罢了。

本文转载自腾讯体育，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玩不起的中国足球：小球会苟且求生 第六联赛口号背后是根基坏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