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下许多看足球比赛的人们来说，没有红黄牌的足球是难以想像。球迷根据球员得的卡牌颜色来区分他们违规的严重性，博彩商会为比赛里第一位吃黄牌或红牌的球员开盘。或许令人略感意外，这种出示黄红牌的制度不过只有不足50年的历史。

追溯足球里的纪律处分制度，要进一步推前许多，正是我们当今认识的足球初试啼声的时候。任何制式化的体育运动都必须要有规则，违规就会受惩罚。中世纪的“暴徒式足球”只有简短规定，除了也叫足球，与现代足球的共通点并不多。在那时，参赛人数并没有限制，一群人都在试图把一个猪膀胱﹙译注：当时的足球用猪膀胱制成外膜﹚踢进一端划定为球门的地方。

根据一些记载，那时的足球，除了谋杀及杀人，任何行为都是允许的。正式的规则定制直至19世纪中期才开始出现。在1863年，新成立的英格兰足总将各种规例统合成一部法典，并采纳它作为官方的球例。一般。这被视为是现代足球的诞生。

至于卡牌本身，出乎意料，是近期的产物。足球比赛规则诞生之初，已有警告及驱赶出场的罚则，但直到107年后的1970年世界杯，才在开始在正式比赛上出现这些颜色的卡牌，英格兰则在又六年之后才引入这个机制。

在此前，裁判只能通过口头及肢体语言，直接向球员表达他们的意思。这在国际场合上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裁判往往要诉诸夸张的动作，才能克服语言障碍，但看过麦克-迪克按照“得利原则”执法的人们都知道，用动作去示意裁决的做法至今仍然通行。大致上，没有象征判罚轻重程度的视觉效果并不是一个问题。

既然如此，为何现今常见的卡牌最终被纳入足球的基础体制里呢？一如既往，争端是创新改革的契机。1966年世界杯令人印象最深的，是英格兰唯一一次在大赛上大获成功，但这届赛事的影响力不止于此。在1/4决赛面对阿根廷的那支英格兰及两个个别事件，引发了一场影响足球的改革。

在那两次争议里，较著名的一次是阿根廷队长安东尼奥-拉丁被罚下。暴徒式足球尊崇的基因在这位踢法凶狠的5号球员身上一览无遗。时至今天，他好勇斗狠的特性仍然令他得以被博卡青年推崇为名宿。

因此，主裁判鲁道夫-克赖特林把他驱逐出场似乎并不会令人意外，但他被罚下并不是源自铲球或参与殴斗。事实上，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赛后报告指出，拉丁是因为“对裁判施加‘语言暴力’而被罚下”。不过，那位德国籍裁判不说西班牙语，他做了一个嫌弃的表情，就把拉丁赶了出去。

也许可以理解的是，拉丁不认为自己被罚下。在这届赛事的裁判负责人肯-阿斯顿的协助下，拉丁才得知克赖特林已经把自己罚下了。他拒绝离场。最后要出动警察，才把他带离，但他并没有就此平息下来，他在为英女皇而特设的红地毯上坐了下来，又在离开的时候皱褶一面英格兰的旗帜，以表蔑视到底。

这是当天的头条新闻，但事实上，在卡牌机制诞生的话题里，这却是较少被提及的一个。拉丁在初时不知道自己被罚下，他在最后获悉的时候显然非常不满，但即使他立即就知道这个判罚，结果也不会有所转变。

与此相比，这场比赛的另一个争议直到30年后仍未得到解决。查尔顿兄弟在当时代表英格兰上阵，杰克-查尔顿在球门口与人口角，博比-查尔顿替他出头，向克赖特林说项，裁判在表面上并没有向两人作出记名警告。查尔顿兄弟当然也没有为意，直到翌日的报纸提到两人被记名警告，主帅阿尔夫-拉姆塞不得不向国际足联求证。

国际足联的回应似乎并未令此事告一段落。直至1997年，博比-查尔顿对于这件事依然念念不忘。这可以理解。除了这一次，博比-查尔顿在职业生涯只有一次被记名警告，而且那位裁判已经承认那是误判并致歉，所以，难以责怪他追求完美的纪录而试图抹去这个唯一的瑕疵。不过，当英格兰在1998年再次碰上阿根廷的时候，国际足联趁机指出他们已因应查尔顿的要求翻查纪录，确认了查尔顿兄弟二人都被克赖特林记名警告。

试图劝说拉丁离场的肯-阿斯顿在此前目睹了这些糟糕事件的发生，不想让类似的情况重演。阿斯顿本身也是一位享负盛名的裁判，退役之前最后一场执法的比赛是1963年足总杯决赛。在一年前，他得以执法1962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并表现出高水平的业务能力，令接下来智利对意大利的比赛亦交给他来执法。

这并非什么特别值得欣慰的事情，他自己在后来形容执法这场被称为“圣地亚哥战役”的比赛犹如“在军事演习里当裁判”。赛前，有智利的报纸报道，意大利人一直“质疑智利妇女的美貌和道德价值”，令气氛骤然紧张，双方均视这场比赛是“捍卫荣誉的战争”。阿斯顿制止了双方无数次的殴斗、罚下了两位意大利球员，又要与武警紧密合作，确保比赛得以顺利完成。面对如此剑张弩拔的情况，他的处理手法获得高度的表扬。

阿斯顿在足坛累积的尊崇地位，令他被委任为1966年世界杯裁判事务的负责人，他在后来的创意更把他的影响力延伸到他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事缘是他正在沉思如何避免近期目睹过的那些事件重演，无意中看到肯辛顿路上的交通灯，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主意︰黄色是表示“你要小心”、红色是“你下去吧，不要再踢了”。办法虽简单，但妙不可言，语言障碍及判决沟通不畅的问题，一下子得到解决。

足球往往都是墨守成规，但即使是监管机构都难以抗拒这个概念。国际足联在之后一届的1970年世界杯试验了这个方案，成效卓著。尽管英格兰足总拖了六年才采纳，但最后全世界的球迷都视之为是足球的重要部分。故事还未就此完结。

卡牌的使用持续了不到五年后，英格兰当局认为红牌导致裁判把球员罚下去的“判罚场面展示”越来越多。根据1981年1月足总理事会的一个决议，性质较严重的红牌不再在本地比赛里出现。令人诧异的是，直到1987年，碍于国际足联理事会的坚持，红牌才得以重新在英格兰应用。因此，从视频片段可以看到，1985年埃弗顿对曼联的足总杯决赛里，裁判只是记下凯文-莫兰的名字，然后示意请他离场，并没有掏出红牌。这是首次有球员在足总杯决赛里被罚下。在当时，我们当今所知的红黄牌在足球里只不过有大约30年的历史。

当阿斯顿看到那些交通灯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主意会彻底改变他热爱的足球运动的面貌；拉丁也意想不到，他坐在英女皇的地毯上抗议，会促进比赛判决的清晰和透明度、减少裁判一个狰狞表情就把球员罚下的场面发生。足球犹如人生，它的进步，也可以通过奇怪及出乎意料的方式达到。

本文转载自虎扑翻译，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交通灯︰红黄牌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