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夺走了最好的我……”在家乡参加全明星周末的德马尔-德罗赞，深夜在推特上发表了这样一行简单的话。一开始，这个猛龙分卫想要一笔带过，应付四处涌来的支持和球迷的担忧，他说他只是在引用一句歌词。一个星期后，他推翻了自己的话，将含蓄内敛放到了一边，让人们走近他的世界，了解他的抑郁和焦虑，从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开始，它们就是他的敌人。

“如果你不认识我，你会觉得，我真的很安静，”二月的时候，德罗赞告诉多伦多星报，“从某种意义上，我总是待在我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对外界漠不关心，这样我才能够应付那些，需要应付的事情。”

德罗赞的自我揭露后，很快有另外两名出色的球员跟上了他的脚步——骑士的凯文-乐福在球星看台上发表长文，回忆了11月的一次急性焦虑症发作的经历，奇才的首轮秀凯利-乌布雷也加入了这个话题，他说自己对德罗赞和乐福的故事感到共鸣。

这些职业篮球运动员，包括勒布朗-詹姆斯的左膀右臂，和一位全明星首发，公开谈论自己在这赛季的心理健康问题，确实引人注目，更何况他们在短短两周内相继发声。德罗赞，乐福，和乌布雷并不是这个话题的发起者，但他们的知名度推动了这个话题的讨论，事实上，许多年前，慈世平，罗伊斯-怀特，以及女子NBA的出色球员查米克-霍德斯克劳就已经勇敢地说起了这个话题。

“联盟中的一些人，打球时几乎像是戴上了面具，披上了斗篷，”凯尔特人主教练布拉德-史蒂文斯这样说道，他坚定地支持联盟中关于心理健康的讨论，“哦，顺便提一下，他们不得不在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们面前这样做。”

已经退役的后卫肯扬-杜林，分享了他的故事，关于他2012年突然离开凯尔特人后，多年来承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经历。作为NBA球员工会的第一位健康顾问，他从未停止过努力。上周他甚至在球星看台发表长文，描述了一种心理健康困境，他认为它仍然在NBA和非裔美国人社区盛行。

“很久以来，我们都不喜欢说出生活中面对的一些挑战，”杜林告诉The Ringer，“现在，他们用平淡无奇的字眼说起它，这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联系到自己在人生中某个阶段经历的事情。”

NBA和球员工会用切实可见的行动支持着这一波讨论，这让它显得格外特别：为了进一步促进心理健康，2017年的劳资条款增加了新方案，完全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来保护人们做出的努力。NBA和球员工会将会注资成立一个独立的健康项目，由心理健康总裁经营，不久之后，杜林将会去他那里报道。NBA拒绝了The Ringer的采访，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新的职务是否有权决定某个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的球员是否适合继续打球。杜林将会是球员和这个新项目资源之间的纽带。

这个新的总监职务体现的是，NBA确实在进步，但也显示了联盟在照顾球员和教练的心理健康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主教练的泰伦-卢（胸口疼痛，睡眠不足）和史蒂夫-克利福德（严重头痛）在这赛季，都曾因病缺席登上过新闻头条。教练们想要留出一些时间，来治疗与压力有关的健康问题（并不一定是心理疾病），这样的意愿凸显了寻求治疗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明白，这样一个充满压力的赛季，会对身体和精神健康造成影响。

“随着我的头疼越来越严重，我只是吃了更强效的药，”夏洛特黄蜂的主教练克利福德没有离开岗位，在三月，他对记者Zach Lowe说道，“然后我就发现，它对头疼毫无作用了，所以我已经到了必须做出改变的地步。如我们的队医加西亚博士，和我们的神经医学家郑博士所说，我必须找出造成头疼的起因，然后改变它。执教过程中有很多次，我与卢经历了相似的事情，就是睡眠不足。一个原因是压力，另一个原因是工作太过繁重，诚实地说，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密集的行程，四处奔波，这导致我们的睡眠没有正常的规律。”

其他教练吸取了他们的教训。“我很确定，当教练们看到卢的遭遇，他们不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在三月，迈阿密热火的教练埃里克-斯波尔斯特拉告诉棕榈滩邮报。但这也引发了一段迟来的讨论。斯波尔斯特拉说道，紧随着克利福德的缺席，他与其他教练进行了谈话。他期待在这个休赛期，心理健康问题将会是教练们讨论的焦点。

球员们和教练们得到了更多机会，去接触心理健康方面的专家，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了NBA对于心理健康问题态度的改变。球队并没有被要求雇佣这些专家，但似乎正在为球员和教练提供更多这方面的支持。

“我意识到，NBA球队并没有雇佣心理学家的历史，但正处在寻找心理学家的过程中，”一位体育心理学家说道，他曾在2013到2016年为一支NBA球队工作（为了保护曾接受治疗的球员的隐私，他要求匿名）。

许多球队选择聘任临床心理学家或者体育心理学家。当球员们出现心理疾病的症状，比如焦虑，抑郁，悲痛，或是家庭关系出现问题，前者为球员们提供专业咨询，而后者与球员一起想办法从各方面提升他们在球场上的表现，比如专注度和沟通交流。体育心理学家能够为有需要的球员指定临床专家，但通常没有资格提供常规的谈话疗法或是处方药。

二月的一期体育画报研究了关于性骚扰和暴力的内容，它认为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达拉斯独行侠的管理层文化没有取得任何进步。但小牛是第一支全职聘任体育心理学家的球队。大概在2001年前后，他们就雇佣了Don Kalkstein。“我们不希望球员们这样想：‘我必须投中这个球，’”2015年的时候，Kalkstein告诉洛杉矶时报，“我们希望球员思考的过程是这样的：‘我要接球就投’，‘我要为自己找到一个不错的位置”。这样他们会更专注于过程，从而消除了压力和焦虑。”

人们知道其他球队，比如雄鹿，步行者，和国王，都专门为支持心理健康和表现设立了职位。凯尔特人为球员和教练准备了兼职的临床和体育心理学家。史蒂文斯教练说他举办过一些训练营，展示了心理疾病在球员中的一些统计数据，展示了对于一位强大的领袖来说，承认自己的脆弱是多么重要，也展示了一个球员向心理学家寻求保密帮助时拥有哪些资源。

“我们并不想显得自己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或是成为了某种开创道路的人，潮流引领者，”史蒂文斯说道，“我们只是想让人们知道我们都在谈论这个话题。”在史蒂文斯成为教练之前，他是制药行业的一名市场营销助理，所以他见到过，精神方面的治疗能够如何改变人生。史蒂文斯是这样一位享有盛名的教练，来自他的支持能够极大地影响球员的心理健康保护，一位匿名的体育心理学家这样说道。

“我并不能完全接受教练们和球员们把我当作某种资源来使用，”他们说，“没有一位主教练会允许我站在球队面前五分钟。”这位心理学家效力于私人机构，他将会考虑重返NBA，但前提是总经理的聘任决定必须得到教练组的热情支持，这样球员们寻求帮助的过程才能成为自然。

因为NBA球员们享有的盛名，和显而易见的财富，一些迟钝的球迷也许很容易将他们的心理疾病看作是荒谬的，甚至是“何不食肉糜”。“宫殿里的恶意”[译注1]事件发生前的投篮训练中，慈世平在球场上表现出了，对于活塞球迷们举着的“慈世平是个疯子”“慈世平需要舍曲林[译注2]”的标语的愤怒，却遭到了他们的嘲笑。

译注1：“宫殿里的恶意（Malice at the Palace）”指2004年11月19日，活塞在主场奥本山宫殿迎战步行者时发生的一次斗殴事件。美国联合通讯社将它称为“NBA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斗殴”，媒体们也将它称作“NBA最糟糕的夜晚”。

译注2：舍曲林是一种抗抑郁的药物，属于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

“他们只是把球员看作超能人类，男超人和女超人，”霍德斯克劳说道。在她退役后，她花了许多时间与年轻的篮球运动员相处，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感受。她说，“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那些批评家们，哥们，‘让我来告诉你，它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无关你是什么种族，你有多少钱，你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它也无关你的性别，无关你来自城市还是农村。它不会放过每一个人’。”

运动员们也许会批评那些坦承自己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的同行。职业球员需要的毅力和独立，似乎与情绪化是互相排斥的。举个例子：“很多人害怕吃药，”霍德斯克劳说道。起初，她也害怕医生开出的那些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片，担忧它们会如何影响她的比赛。她说，“尤其是运动员们，我们觉得我们能够硬生生扛过所有事。”

只要运动员们仍然将心理疾病当作是弱点，困境就会一直存在。“乐福的文章能够唤醒人们对心理健康的意识——这绝对是非常棒的，我们需要它——但与此同时，总有人站在另一边说着，‘哦，好咯，你的对手也会看到那篇文章的’，”克里斯-波什在比尔-西蒙斯的访谈节目上说道，“我们所有人都是朋友，这是很好的事情，但当一切结束，戒指只有一个。”

尽管一些人仍然抗拒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但多亏了霍德斯克劳这样的榜样，和在NBA中与她做着相同事情的人，这样的想法远没有之前盛行了。2004年，她在华盛顿神秘人队，是Pat Summitt教练的门生，曾经的状元秀。她让人们知道了她人生中，新的没那么完美的另一面：她患有抑郁症。

“我不能动，不能说话，”霍德斯克劳告诉华盛顿邮报，她描述了抚养她在纽约长大的祖母去世后她的感受，“我就像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那之后，霍德斯克劳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狂躁型忧郁症，为此她仍然在接受治疗。

在那之后，霍德斯克劳在NBA中的同辈人开始公开谈论他们自己的心理健康——包括她在Queens Boys & Girls俱乐部篮球队的前队友。慈世平在得到2010年的冠军之后，用他的呐喊发声，改变了联盟对运动员能够做到和应该做到的事情的感知。

“我确实想要感谢我的医生，Santhi博士——我的精神病医生，”他告诉ESPN的记者Doris Bruke，“她真的让我感到更轻松。”

回头审视那个值得纪念的瞬间，慈世平告诉The Ringer：“那时我并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听到这句话。”他即将面世的自传，《没有恶意》（No Malice），将会讲述他在童年和职业生涯中的心理健康。他说，“我之前没有想过这样做。我觉得我是最先站出来的人之一。”

2015年，刚加入湖人的罗伊-希伯特，鉴于他在步行者时期与顾问们相处的经历，称赞慈世平为NBA球员勇于坦承心理健康问题的做法铺平了道路。他告诉记者：“我感觉，当他这样做了，就为大家打开了一扇门，让人们觉得这件事是可以说出来的。”

NBA对于心理健康方面的意识日渐接受和重视，这与整个体育界，甚至更大范围的变革不谋而合。一位曾经的NBA体育心理学家，将职业体育联盟中心理健康问题讨论的增加，归功于积极的行动主义，和大学中缓慢却稳定的改革。现在有许多学校，除了训练和学术教导等必须的资源外，还在各个体育部门提供了学生运动员需要的健康保护。

讨论的声音在教室外也变得更加响亮。拥有全世界最多勋章的奥林匹克运动员，也曾分享过他渴望自杀的故事。很久之前，NFL接球手布兰德-马沙尔就坦承了他的边缘型人格障碍。MLB球员们也逐渐走到台前：全明星救援投手罗伯托-奥桑纳将错失的一次中继机会归因于焦虑，游走于各个球队的捕手麦克-马尔嘉玛也公开说起了他的厌食症。德罗赞和乐福不仅谈论自己的个人经历，还为NBA拍摄了一段鼓励心理健康的公益广告。（德罗赞，乐福，和乌布雷拒绝评论这件事）

与此同时，心理疾病在流行文化中也随处可见。“有个9岁的孩子告诉过我，好吧，赛琳娜-戈麦斯将自己送进了诊所，理由是‘抑郁症折磨着我’，”霍德斯克劳说道，“对我来说，与孩子们待在一起，我看到了他们与面临相似困境的人们之间的紧密联系，看到了有开朗而诚实的人们是多么好的事情。现在，因为那个孩子，我可以将赛琳娜-戈麦斯当作例子说给别人听了，也许认识她的人比认识德罗赞和乐福的人多一些。”

The Ringer采访过的大多数人，都在庆祝心理健康意识觉醒方面的社会进步，同时也对NBA在其中的角色感到高兴，尤其是当他们看到球员们之间全新的谈话内容，和新提出的NBA-球员工会方案。但2014年离开了NBA，加入加拿大职业篮球联盟的罗伊斯-怀特并不买账，即使他承认现在联盟中的讨论代表了某种积极的势头。

“比如说我们和目标有40码的距离，一次10码的传球，意味着还有30码的距离，但我们表现得就好像它们有什么不一样似的，”怀特说道，“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正在重复已经进行过的讨论。”

怀特拒绝人们将他离开NBA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他无法应付乘坐飞机时的焦虑。他说联盟中关于心理健康的讨论是肤浅的，管理者和球员们不愿意认真对待他的深刻批判和政策提议，联盟缺乏关于心理疾病导致球员缺席时间的标准，还与安海斯-布希公司合作，他认为这个公司在比赛中推动了一种不健康的文化。他还相信，心理疾病这个问题，在联盟中存在的时间远比许多人愿意承认的要久。他指出了人们对于一些物质（常常与心理疾病密切相关）的使用，尤其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可卡因。“亚当-萧华，你需要站出来承认，我们在很久之前就应该为心理健康做些什么了。”

即使联盟为了支持球员的心理健康采取最新措施，是一件让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关于正确方法的争论仍然存在。一些人希望，所有球队都被要求拥有全职心理健康顾问或是体育心理学家，但这样的布置也许不会让所有球员感到舒服。这些专家受保密协议限制，但可能被发现在球队中接受心理治疗，也许会使球员对寻求帮助失去勇气。

“一个面临心理困境的球员要经历什么？”以为曾经的NBA体育心理学家说道，“他是否希望教练知道他的情况？这也许会让自己得到更少的上场时间。他是否希望管理层知道他的情况？”如果球员想要从外界寻求帮助，像慈世平和霍德斯克劳几年前做的那样，球队也能够很好地帮助他，确保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也确保球员能被转诊到可靠的医生那里去。

设立了心理健康总监的职务后，NBA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杰德基金会是一个专注于维持心理健康和预防未成年人自杀的非盈利慈善组织（霍德斯克劳是它的大使），联盟将会与它的首席医学官员Victor Schwartz博士继续共事。除了专注于NBA，Schwartz博士也会看看，如果可以的话，WNBA和发展联盟应该采取什么改变来帮助更大范围的职业篮球运动员。

随着NBA以及WNBA和发展联盟更加优先对待心理健康保护，理想的情况下，他们的努力将会福泽下一代球员和球迷。

“焦虑，抑郁，也许还有躁郁症，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人们并不是总能及时知道他们得了什么病，”史蒂文斯说道，“他们知道自己情况不太对。他们感到很难过。他们知道他们需要让自己好起来，而也许德马尔，凯文，和其他人在告诉你的是，‘嘿，你不仅能好起来，聊一聊这件事也不错，这样你就会找到，那个触手可及的答案。’”

本文转载自虎扑翻译，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NBA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