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长大的地方，足球并不流行。除非澳式足球，那就很多人玩。但英式足球，就是被人称为soccer的那玩意，几乎没人玩。

我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长大。我的父母不玩足球，我的祖父母也不玩，我们家跟足球一点渊源都没有。但这项运动最终却成为我人生的重心。我成为澳大利亚国家足球队的一员，还是国际足联执行委员会高层中少数的女性“先行者”。我在足球界闯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收获了宝贵经历，不管是作为球员还是官员。

我激动地宣布，今年我有了一个新角色：“共同目标（Common Goal）”管委会的独立主席，这是得到世界各地职业足球运动员支持的一项慈善基金。我的职责是为全球各种足球项目拨付款项，我已经等不及要开始了。

10岁前，我那这不同寻常的家庭里还没有足球这一项内容。突然间，一切都有了可能。

我的母亲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裔，我父亲是白人，有英国、爱尔兰和德国血统。我父母在20世纪50年代结婚，像他们这样的跨种族夫妇在当时来说是很罕见的。我妈是一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她给我和兄弟姐妹做的午餐是素食。我爸是一名消防员，因此我们住在一个消防站里。

我和姐妹睡们在车库上边的一个房间里，与两辆消防车为伴，任何时候一有火情，警报就会将我们唤醒，我们会看到消防车从车道驶出去。放学后，我会在院子里不停奔跑玩耍若干小时，看着消防员叔叔们把水龙管摊在水泥地面上晒干。

我迷恋上踢球。但那球是蛋形的，我用手玩它。我只知道澳式足球。但我不能加入某支球队，因为女孩子是不让玩橄榄球的。尽管我在校园操场里玩过多种游戏，但我从未加入任何运动队。因为我家里有兄弟姐妹3个小孩，我爸要轮班，我父母选择了我们能同时玩的项目，例如去滑雪旅行。

当时因为我认识的人里边没人踢足球，因此我对足球一无所知。

一切改变始于197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爸给我们家买了第一台电视机。

那年我11岁。当我第一次通过电视收看足球比赛时，我眼前一亮。激烈的比赛、球员们精准的传球和跑动的方式都令我着迷。他们还围着足球跳舞。场边人群的欢呼也让我中毒。我们每周能有1小时收看英格兰联赛，看球的每一分钟都让我兴奋。我记得我看的第一场现场直播是1977年的足总杯决赛，由利物浦对阵曼联。开球时间接近午夜，我爸陪着我一起看完全场，以及赛后的颁奖仪式。

看完我还意犹未尽。

每天早晨，我会坐在厨房的餐桌边，喝着麦片粥，浏览当地报纸，为的是寻找罕见的足球报道。我一位同学送给我3本足球杂志《射门》的二手复印本。我看过后，将里面的每一个人记在心里。

我就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宇宙。但我也逐渐意识到足球是有性别限制的。我生错了性别。杂志上没见到女子足球运动员。

我说的没有就是一个都没有。

不只是在那些杂志上。

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有女孩子玩足球。当时没有女足世界杯，当然也没有今天我们在澳洲看到的女足联赛。

但我仍边踢足球边幻想，尽管它意味着我只是日复一日地对着墙踢来踢去。那时我们一家已经搬出了消防站，有了一处带有草枰和车库的真正的屋子。邻居们老向我父母抱怨，天黑后总是被球不断撞击车库墙壁的声音吵到。

这也没有阻止我。我扮演我心目中的英雄——利物浦的凯文-基冈和肯尼-达格利什，把我家前院当作主场。我踢点球，开角球，还把墙想象成队友玩二过一配合，想象着有大批观众在为我们呐喊助威。

在报纸上寻觅足球消息两年后，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一则小型女足联赛的报道，在体育版面的最后一页，字体很小。

这就像看到圣诞老人是真实存在的一样。原来，我可以拥有真正的队友，在真正的足球场上跟真正的对手打真正的比赛！

我们那个地区当时还没有青年足球，当我13岁的时候，我报名加入阿德莱德港的一支成年女子队，从我家骑单车就可到达。我每周会有两次在放学后骑车前去训练。

这队挺古怪的，混杂了爱好运动的十几岁女孩和年龄更大的女子，就像来自不同的世界，其中有些甚至已婚了，有的还抽烟，说粗口，在训练时开吼。

我喜欢那支球队。

对这项运动，我是越参与就越热爱。我尽全力提升技能。因为我打过澳式足球，我自然善于对空中球的把握。我的头球胜过任何人，但我的一脚出球很差，因为我习惯了用手接球。

所以，我去图书馆借了很多足球书来看。我研究控球和传球的技巧，球赛的故事也让我如痴如醉。

我继续对着车库的墙练球。

那时，我们联赛中的很多球员就已经乐于参与活动的组织。如果我们不去促进这项赛事的发展，那还有谁会去做这项工作？17岁的我担任了南澳大利亚女子足球协会的宣传干事。每个周日晚，我会收集各队比分，向报社致电告知，让他们在第二天刊登在报纸上。

当我们代表自己球队参加锦标赛时，我们须自掏腰包买机票。我们的俱乐部通过举办竞答之夜和开设蛋糕摊位来帮忙筹款。

我在大学学习法律期间通过兼职挣钱，然后将钱花在足球上。我利用暑假采橘子，在大学图书馆将书籍归位整理，以10%的佣金帮学生报拉广告，还在生物科技培育室里制作无菌凝胶罐。我骑摩托车往返，因为那是最划算的交通工具。

19岁时，我进了南澳大利亚州队，第二年，我竟然在国家队获得一席之地。

在外巡回比赛期间，我们通常会住廉价的汽车旅馆，三四人一间房，里边啥都没有，只有便宜的床单和一个用于泡茶的壶。

我们必须使用汽车旅馆的自助冼衣房，或我们房间的冼手盆来清冼自己的一套行头，然后找地方晾干。球袜和内衣挂得到处都是。有一次，我跟国家队队友灵机一动，将衣服挂到天花板的吊扇上。我们认为它的高速转动能让衣服更容易干，但风扇一转，它们却飞走了，落得房间里到处都是。我们的教练进来看到，一脸懵逼。

地上到处是内衣，房间里充满了笑声。

经济型酒店的食物并不适合我们这些需要为国际比赛储备能量的运动员。终于，我打定主意：我的赛前膳食一定要健康。当时我已搬离父母的家，有自己的电饭煲，因此每当随国家队征战，我就将它带上。首先，因为我是半个华人，当我打开旅行箱将它取出来的时候，那场面略显滑稽，但当队友们可以到我房间里用旅馆的小茶杯吃到米饭的时候，没人再笑话我。

出门在外，随机应变。碰到问题，就得想方设法克服。我们有一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心态。那意味着有时候一些事情真的需要我们自己动手解决。

一次随国家队外出征战，我们的运动服没能及时送到手中。幸运的是，供应商赶在我们登机前将它运抵机场。由于这批运动服是一出厂就直接送过来的，国家队的徽章没来得及纹上。我们队的官员预见到了这一点，将事先备好的澳大利亚队徽拿出来分给我们，让我们自行缝在衣服上。他们还找来了针线和一把剪刀。

不幸的是，剪刀在安检时被没收。所以当我们在汽车旅馆住下，我不得不用牙齿将棉线咬断。我们尽可能将队徽缝上，但总的来说，缝得何止不咋滴，简直惨不忍睹！

有些高出了衣服上指定的位置，有些则低了，而且没几个是平正的。

我们不是女裁缝。我们是足球运动员，我们只想比赛。

1988年，我们获得了在世界舞台上证明自己的机会，受邀参加由国际足联授权中国举办的世界女足邀请赛，也就是模拟世界杯。我们想，如果我们表现得好，国际足联会为女足创立一项真正的世界杯比赛，我们知道，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将意味着我们的国家队能在全球享有更高的知名度，获得更好的合作项目和更多的资金支持。

第一场比赛，当我们步入位于广东的体育场时，我看见看台上坐满成千上万的观众，大多数是学校里的小孩子，但毫无疑问都是真人。我的心跳在加速。

我们的对手是巴西队，当我替补登场时，那种兴奋劲难以言喻，同时我也很紧张。我们是不被看好的一方，结果却取得了1-0的胜利。随后，我们一路过关斩将，杀进1/4决赛，最终被中国队淘汰。输球让我们很失望，但我们可以昂着头离开球场，我们知道自己是创造历史的一份子。

3年后，国际足联在中国举办了第一届女足世界杯，但澳大利亚因净胜球劣势倒在预选赛上。1995年，我因前交叉韧带撕裂而暂别赛场。那时我将近30岁，我的国家队生涯就此结束。但我有幸以一名管理人员的身份随队出征，目睹了我们能走多远，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10年后，我在足球领域迎来又一次大好机会。在从法律系毕业后，我攻读MBA，从事了法律、媒体、电信和咨询工作。2007年，我进入澳大利亚足协理事会，两年后我被选举为亚足联副主席，成为担任该职位的第一位女性。2013年，我成为最先在国际足联执行委员会里就职的3名女性官员之一，跟最有影响力的人在一起，为足球这项事业工作，那时恰逢国际足联空前的多事之秋。最重要的是，机缘令我参与到该组织的改革中，尤其是在促进两性平等的措施上。我们的工作在一些重要时刻发挥了作用，这让我认识到我们工作的价值和我们团体宗旨的影响。这有点像足球运动本身。

就像你在足球场上的位置充满变数，但你对这项赛事的热情是你不离不弃的动力。

由于足球风靡全球，这项运动有可能为我们的社会带来很多益处。没有任何一项运动像足球这么有感召力。

我看到足球管理界人才济济，他们努力工作，改善这项运动以及相关社区。但我也看到，很多人辜负了这项运动，偏离了立场，忘了自己的初心。经验告诉我，政治失灵就如我们内部那臭名昭著的腐败，将破坏我们取得的大量成果。

近年来，一些足球丑闻已经严重损害了这项运动的管理机构的权威，这种损害是能切实感知的。这么多年来，我们这项运动在全世界一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团体竞技项目，但现在也被笼罩在嘲讽和失信的阴影中。

它正为此付出着代价。我永远不会忘记，2015年的女足世界杯决赛，我在温哥华作为国际足联代表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奖杯，那本是值得回味的庄重一刻，不料，当我们走向颁奖台时，只听见现场5万名观众向我们发出了嘘声。

这不是个人行为。这是球迷发现一个组织在他们心中垮塌后的反应，我们的体育事业将蒙受影响，若我们不拨乱反正，我们可以想见，还会出现更多负面反馈。

被曝光在我们面前的丑闻和腐败并不代表足球运动的本质，也不代表热爱该项目的球员的价值观。我们是时候在足球界重建威信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加入“共同目标”，该组织不仅能推动足球作为一项体育项目的发展，还能通过足球重塑社会。这是由有担当精神的球员们发起的。

它倡导职业足球运动员承诺将工资的1%捐赠给100多个基层足球项目。

迄今为止，来自6大洲的30多名球员已经践行了对“共同目标”的承诺，该活动自2017年8月发起以来共收到逾50万欧元（约合609825美元）。我们有信心，在2018年能募集超过200万欧元（约合2439300美元）。

通过协助这些草根项目，我们的使命是支持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在一起，想通过这项美丽的运动实现消灭饥饿，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和消除歧视等许多目标。

我们的大量捐款将用于支持世界各地有价值的项目，如“美国进球（America Scores）”，该项目通过足球使许多年轻人能学习创意写作和社区服务；还有“足球联盟（Football United）”，帮助前往澳大利亚的难民在新的世界找到立足点。

球员们借此为足球世界树起一个新标准。他们说，我们不会把该项运动的发展扔给管理机构而坐视不管。足球鼓励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类。现在，我们将通过足球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就使得球员们用自己的双手承担起责任。

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新鲜。它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我当球员的日子，当时我出差带着电饭煲，为年轻女性宣传这项世界第一运动。当时有很多时候，你需要靠一己之力改变现状，包括将自己的内衣挂在吊扇上晾干。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共同目标的名义。

本文转载自虎扑翻译团，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国际足联女官员自述：改变世界，从我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