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动机背后的心理活动复杂多变。环境往往决定了我们的需求，把我们的人生道路指向实现那些珍重的渴望。

球员们也一样，少时初次接触足球之际，他们心中所怀不过热忱与梦想。随着时日的流逝，生活需求的残酷现实及责任变得沉重。曾经只是为求纯朴的快乐而追求的爱好，慢慢变成名与利主宰的一份工作。

当然，好胜心及同袍的尊重也有推动的作用，但如果你要寻找大量能够承受身心双重折磨，只为获得诸如“热爱足球”等雅言雅语赞赏的人，那也绝非易事。

不管你的动机是内在固有还是外在使然，对结果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外界只会根据你的表现来做出评价。一次出乎意料的失败或欠佳的表现必然会在社交媒体上遭逢穷追猛打，当地报章的专栏也会留下尖酸刻簙的评论，但假如后果比这些更加凶险呢？

在足球运动的漫长历史中，大多数球员都能会承受与竞技表现相关的惯有批评，但其他球员就没那么幸运了。过去一个世纪，足球曾屡屡受到独裁者及暴君的干预，他们为求个人的得益及权力而插手体育运动。无论是阿道夫-希特勒、贝尼托-墨索里尼还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他们为了取得成功而采用的手段最终都留下了喜忧参半的结局。对于一股冉冉升起的阿拉伯足球势力来说，一个新政权将会把他们的梦想推至此前无法想象的高度，但它很快就演变成一场噩梦，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伤痛。

足球久经流传，但在伊拉克，这项运动起步则相对较晚。伊拉克足协于1948年成立，首任主席及秘书长分别是奥贝德-阿卜杜拉-穆扎伊菲（Obaid Abdullah Al-Mudhayfi）及萨阿迪-贾西姆（Saadi Jassim）。他们在两年后正式加入国际足联，从而为伊拉克首次参加国际赛事铺平了道路。1957年，在贝鲁特主办的泛阿拉伯运动会上，伊拉克以3-3的比分战平了摩洛哥。

作为当时队中的佼佼者，尤拉-埃沙亚（Youra Eshaya）早前就已经创造了历史：他在1954年加盟英格兰的布里斯托尔流浪者队，成为第一位旅欧的伊拉克球员。埃沙亚的留洋经历仅仅持续了一年，但时间的长短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烙印已经留了下来，尽管这些里程碑对于一些足球强国来说可能不值一提，但它已经足以令伊拉克人感到万分自豪。

随着伊拉克足球的势头越来越迅猛，关注它的目光也越来越多。1962年，罗马尼亚籍教练科尔内尔-德勒古欣（Cornel Drăgușin）成为了伊拉克国家队的首位外籍主帅。仅仅两年后，“美索不达米亚雄狮”在主场夺得阿拉伯国家杯，这也是球队历史上的首座奖杯。伊拉克人在1966年再一次赢得该项赛事，但他们的成功稍纵即逝。漫长而痛苦的12年接踵而至，球队屡次在大赛中铩羽，政局也陷入不稳定状态。

1968年，一场兵不血刃的政变重新确立了阿拉伯复兴社会dang对伊拉克的控制。作为共和国总统及premier，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Ahmed Hassan al-Bakr）委任他的表亲萨达姆-侯赛因出任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副主席及副总统。新政府将国防事务全权授予萨达姆，以防统治阶层内部爆发政变及叛乱。到1976年时，随着贝克尔年老力衰，他再也无法履行日常的工作，而萨达姆对政府的控制力则继续加强。

三年后，65岁的贝克尔以健康欠佳为由正式辞任总统，继位的萨达姆毫无疑问地确立了自己作为国家opd的地位。短短几个月之内，上百名阿拉伯复兴社会dang高层遭到逮捕及处决，他们被指从事间谍活动。萨达姆素有杀害政敌的行径，但在他就任总统后，此举的规模呈几何级数扩大。

事实上，这是他最有力的执政手段之一，因为它灌输的恐怖可以令具威胁的潜在政敌知难而退。萨达姆的两个儿子都以父亲为榜样加以效仿，他的长子更是以向他人施加痛苦及磨难为最大乐趣。

乌代-侯赛因几乎从出生起就对暴力充满好奇心。幼年的乌代不玩玩具车，而是玩失效的榴弹。他在10岁时就跟随父亲出入一间被称为“终焉殿堂”的刑讯室，许多萨达姆的政敌都殒命于此，包括被推翻王位的费萨尔二世。在那里，乌代亲眼目睹萨达姆以酷刑处置这些异见人士。到高中的时候，他在女友面前大肆吹嘘自己是如何杀害对他不敬的老师。

进入1980年代，惨烈而无可避免的两伊战争吞噬了整个国家。至1984年，已有数以千计的伊拉克年轻人被送上前线，惨重的伤亡摧毁了年轻一代。为了让儿子协助他提振国家的精神并证明儿子配得上作为他的继承人，萨达姆把伊拉克奥委会及足协都交给乌代管理。通过体育运动，萨达姆相信炽热的民族主义得以重新焕发，遍布受到阳光灼烧的足球场及沙漠沟谷的每一处。

20岁的乌代在上任之初取得一些历史性的突破。在他主政的第一年，伊拉克夺得海湾杯，时隔一年球队又拿下了阿拉伯国家杯，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他们也猝不及防。伊拉克在最后一场预选赛戏剧性地击败了叙利亚，取得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入场券。截至目前为止，那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这项声名远播的赛事中亮相。

在备战阶段，巴西及英格兰都试图邀请伊拉克进行热身赛，但遭到乌代拒绝，他害怕球队的失利会有损其世袭政权的形象。乌代的职责是向国家队提供协助，而不是蓄意破坏他们，但他做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决定，这只是其中一个。

尽管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表现优秀，乌代仍然用助理教练，传奇巨星济科的哥哥埃杜-科英布拉（Edú Coimbra）取代了主帅若热-维埃拉（Jorge Vieira）的位置。除了场上的事务，就连球员的着装亦未能幸免：他把国家队别具代表性及神圣的绿白色球衣换成了令人费解的黄色和浅蓝色。乌代自私而鲁莽的思维引发了严重后果，球队抵达墨西哥时茫然不知所措，球员的心理受到束缚。

伊拉克与墨西哥、巴拉圭及比利时同分在一组，球队的出线形势看起来相当严峻，不过许多伊拉克人仍盼望他们的黄金一代可以再创辉煌。虽然“美索不达米亚雄狮”三战尽墨，但他们踢得很勇猛，每场比赛都只是以一球小负。尽管如此，球队早早出局还是重挫了乌代势不可挡的气魄。国家队的中流砥柱拉德-哈穆迪（Raad Hamoudi）于一年后挂靴，但他们依然在1988年海湾杯上夺冠，博得球迷们的最后一次的喝彩。

尽管球队在1980年代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但伊拉克球员们在背后面临的处境并不为人所熟知。直到萨达姆决定入侵科威特，广大人民方才开始觉醒。伊拉克足球也受到制裁，包括大规模的禁赛，其他球队害怕遭到国际社会唾弃而不愿意与伊拉克队交锋，导致他们一时找不到比赛对手。

来自球迷的抗议于全国各地蔓延开来，其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在巴士拉上演：人们齐声呼喊反对萨达姆政权的口号，导致三位巴士拉港口队（Al Minaa）的球迷被杀，另有25人被伊拉克部队打伤。

不过，没有人能够像伊拉克足坛名宿阿穆-巴巴（Ammo Baba）一样公然对抗乌代的权威。在萨达姆主政的二十多年里，巴巴曾经数度出任国家队主教练一职，对于麾下球员持续不断受到的威胁，巴巴再熟悉不过。他经常就球队的人选及足球知识的高下而与乌代发生冲突。

巴巴对乌代的直言不讳令他受到许多伊拉克人的赞赏及崇拜，这实际上庇护了他免遭杀害，因为当权者担心此举会引发骚乱。不过，他的崇高地位并不能令他一直安然无恙，乌代曾经在人民体育场的50000名观众面前殴打巴巴。“他一派胡言，”提到乌代，巴巴回忆道，“我告诉他去死，并说他对足球一无所知。要说我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因为人民爱戴我。”

风暴扬起的沙尘阻碍了人们的视线，而沙漠毒辣的阳光刺透了它，犹如百老汇的聚光灯照耀着巴格达。昔日金碧辉煌的伊拉克奥委会总部就坐落于城市东部接近运河高速公路的地方，这里是全国体育的中枢。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后，21天的重大军事行动席卷了巴格达，这座大楼也受到美国战机的彻夜轰炸。

曾经华丽的建筑物燃烧后只剩下一具外壳，变形的钢筋及烧焦的家具都清晰可见。在接近入口的位置，萨达姆的金漆雕像无力地横放在地上，它的头部早已被砍了下来，不知道被拖去了哪里。在疮痍满目的下方有一间臭名昭著的地下室，那里遭到淹浸，面目全非。

独裁高墙下制造出的恐惧和痛苦的氛围与当今破败的场景大相径庭。即使如此，它的气息依然令许多伊拉克球员瑟瑟发抖。萨达姆政权的覆灭令这个国家迸发生机，也令许多人感受到阔别已久的自由，但承受折磨带来的心理创伤就像纹身墨水一样留在了受害者的身上。

大部分球员都曾经被送进这个恶名昭彰的“红房”，等待他们的命运。囚禁在此的人们清楚知道墙身上的颜色所代表的意义，血腥杀戮的场面迫在眉睫。乌代的虐待狂本色毫无底线，他选用的拷问刑具令这里与中世纪的地牢如出一辙。

这里有一个钢匣子，长钉可以从各个角度刺穿进去，包括盖子，受害者会在里面被刺死或窒息而死。另有一种金属装置，底端装有踏板，齐肩之处有一个环形的设计，能够把受害者固定并施以电击及鞭打。

上述这些或许是最严酷的刑罚，但其他的酷刑亦令人感到不适。乌代最普遍采用的手段是在赛前打电话到更衣室，或者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那样就更糟糕了。他那令人颤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达给球队，讲话的内容通常是威胁切掉球员的腿部拿去喂饿狗或者让他们浸泡在污水里。

如果球队的成绩欠佳，传球及射门的失误次数将会被记录在案，如果超过了某个门槛，球员就要进行长达12小时的训练，包括穿着军服军靴在摄氏50度以上的高温下踢实心球。

长期以来，乌代的虐待及威吓做法遍及各地。声名狼藉的拉德瓦尼亚监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许多伊拉克球员的第二个家。球员在球队大巴上带着枕头是常见的事，这样可以方便他们在赛后被乌代监禁时睡觉。乌代还有其他的惩罚手段，包括剃掉头发及眉毛，或是在队友面前掌掴及击打某名球员，其中前者在伊拉克文化里是一种对人的侮辱。

乌代营造出焦虑和恐怖的氛围，旨在鞭策球员取得胜利；没完没了的棒打及单独囚禁，则是为了令球员保持醒觉，克服疲劳及能力上的不足。不过，这些方法往往适得其反，多余的心理负担麻痹了伊拉克球员。

“乌代时期的伊拉克足坛令人畏惧，给所有运动员都造成了负面的心理压力，”前国脚萨阿德-卡伊斯（Saad Qais）说道，“如果输了球，我们往往要承受屈辱的惩罚，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在大部分赛事里的表现。”

乌代营造的紧张焦虑的环境最终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形成了十分严峻的局面。伊拉克在1980年奥运会派出了46名运动员，但在悉尼他们只有4名运动员参赛。对于该国的体育爱好者来说，形势已经是差无可差，一个危险的疯子用他唯一熟知的手段来管理体育，并将其变成玩命的残酷游戏。

当时不知道的是，萨达姆政权正在快速走向终点。如果从体育发展的角度来说，人们确实可以松一口气，但那也只不过是暂时，因为另一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这场战争带来的影响大大超出了足球的范畴。

2003年4月，随着12米高的萨达姆雕像在费尔多斯广场倒了下来，许多人的脑中涌起了对自由和繁荣的憧憬。事实上，伊拉克在过去14年时间大抵被外国及恐怖分子占领，这个破败而动荡的国家已经不是以往人们熟知的地方。

不过，从四方八面掷来的污泥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腐蚀人格，伊拉克人依然抱有强大的信念，这一点从他们令人难以置信地捧起2007年亚洲杯就可见一斑。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人抛开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分歧，团结在了一起。至少在那个晚上，响彻巴格达的枪声并非出于恶意，也不致命，那是为了庆祝。

作为世界上最佳的沟通载体之一，足球无关乎不同宗教抑或教派的分歧，以及种族和性别的差异。它的作用就是将人们聚在一起，并且激发他们的想象力。足球最终能否治愈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仍有待验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足球或许不能富国强兵，但它的精神长存不灭。足球无处不在，在它的身边，文明的星星之火就能再次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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