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年岁末，中国体育界每年年初的最重磅保留节目——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CCTV5体坛风云人物没有如期上演。

于是，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央电视台的矛盾传闻甚嚣尘上。事实上，这两家国字号单位最近都新闻不断。CCTV5在里约奥运之后迟迟没有等来新的“一把手”，原频道总监江和平卸任16个月之后的2018年1月30日，新频道总监方钢才正式到任；而国家体育总局，这一年，或者说里约奥运会之后的这16个月，始终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和体坛风云人物的种种传闻尚未落定，1月底，国家体育总局的发展触角伸向了电视和电影行业。

1月24日，曾计划在2018年推出《李娜传》的中国香港导演陈可辛，出现在了位于北京体育馆路的国家体育总局。与他走进同一会议室的有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电影局局长张宏森，以及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赖亚文等人。

这一场跨界混搭的会议，名为“《中国女排》拍摄工作座谈会”。会议确定，电影《中国女排》将于今年下半年开机，2019年10月作为国庆献礼片开播。

据《中国体育报》报道，“体育总局将为中国女排电影创作提供全面保障，用艺术的体育和体育的艺术，讲好体育故事，打造百姓的精神殿堂，让《中国女排》成为体育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相较于电影漫长的准备周期，另一个由国家体育总局参与的电视项目则于1月正式启动。

2017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发出公告，对外宣布了“国家体育总局已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签署的共建足球频道的框架协议”，文中称，早在2017年8月末，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就先后批准了“内蒙古足球频道”更名为“足球频道”的申请，收视覆盖范围由“内蒙古自治区”调整为“全国”，于2018年1月上星播出。

虽然足球频道的总部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但节目制作中心在北京，并于广东省和辽宁省等地建设足球频道分部记者站。国家体育总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目标是，“要将足球频道建设成国内一流的足球专业频道，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宣传窗口，以及世界知名的足球信息媒体。”

从甘肃卫视、东方卫视、广东卫视，到重庆卫视、青海卫视、宁夏卫视和国家体育总局支持的“足球频道”，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已然迎来了全新的“上星”伙伴。

这样此前罕见的多栖发展，也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的表态不谋而合。

2017年3月，刚刚走马上任的苟仲文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体育界别联组会议上表示：“现在体育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是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严重碰撞的阶段，计划跟市场没有完全处理好。当下我们没有别的路子可走，还是要走改革之路，把市场和计划平衡好。完全去掉举国体制肯定是不行的，不迈向市场更不行，下一步要加大改革，希望各方面能够给些理解和支持。”

不同于以往留给外界只依靠政府支撑的印象，国家体育总局在过去一段时间频繁与市场和赞助扯上关系，在动员社会力量方面，体育总局做出的改变着实不小——

2017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与葆婴有限公司宣布合作，葆婴公司将为近1300名国家队运动员提供已经通过兴奋剂检测的营养品；

11月，东胜集团向国家体育总局奥运备战办公室捐赠1亿元人民币，用于提升设施和配套条件；

同月，中商华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向国家体育总局奥运备战办，捐赠2亿元人民币用于未来5年各级国家队的大赛备战工作；

在不久前，国家体育总局又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及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旅游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在“十三五”期间，上述四家商业银行将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8千亿元的授信额度……

虽然2017年度部门决算的数据尚未公布，但从过往两年的趋势可以看出，国家体育总局的经营收入占比已经从2015年的1.59%，上涨到2016年的1.66%，提高了将近1000万元。倘若以年度预算作为参考，无论是经营收入抑或部门总收入，体育总局的2017年数据都有望保持持续增长。虽然对财政拨款的依赖依然接近六成，但在现有体制下，一些变化的现象已经显露无遗。

如果说拥抱市场是大势所趋，以此为各个部门备战世界大赛赢得更大的自由和空间，那么，在“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提高为国争光能力”的指示下，国家体育总局势必要打破过去两届奥运会缺少突破的局面，无论是优势项目还是弱势项目，都要力求全新的局面。由此看来，那些引人瞩目的人事变动，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官方网站上，上传了自2008年以来诸多的“人事任免”文件：其中，产生于2017年2月以后的人事信息达到10份，所占比例超出四成，据统计，22个项目管理中心有20个都调整了领导班子。

包括郎平、姚明和刘国梁在内的体育界大腕儿，纷纷牵涉其中——

2017年2月23日，中国篮球协会召开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姚明全票通过当选第九届篮协主席。这也是自中国篮协成立以来，第一次由社会人士担任主席职务；

一个多月后，中国排球协会发出官方通知，着手组织新一期女排的集训，在文件中，当选排协副主席的郎平同时被任命为中国女排总教练，安家杰由助理教练变为执行教练；此后一段时间，虽然不在一线指挥比赛，但郎平还是频繁亮相于国内赛场或活动现场，并没有离开大众的视线；

然后是2017年6月20日，中国乒乓球协会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为了减少管理层级，推动国家队实现扁平化管理”，刘国梁正式卸任国乒总教练一职，改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当后来的传言和风波逐渐归于平静，可以确定的是，属于刘国梁的国乒时代已经划上句号。

在弱势项目动员社会一切力量，在优势项目留下专业人士，并且重建管理体系——三位国内体育名人经历的不同命运，已然折射出国家体育总局针对各个协会和管理中心的改革思路。

这样的高层变动，亦是此前中国体育圈的缩影，无论是已经与运动管理中心脱钩的中国足协、中国篮协，还是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等优势综合项目，都在以改朝换代的方式重塑体系。一切改变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备战这个周期内的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

去年6月，人民网发文表态，“世界上有些事情可以等待，体育改革不能等待。从里约奥运会上中国队的表现反观中国体育，整体形势非常严峻，体操、射击、举重、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的里约奥运表现，就很不尽人意。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给东京奥运备战工作带来被动。”

苟仲文曾经表示，“面对这一届东京奥运会，我们确实遇到很大的挑战。现在国家体育总局上下应该说进入了临战状态。”这样的“临战状态”，从中国乒乓球协会颁布的“外援禁令”就可以略知一二。

在2017年10月开启的新一年乒超联赛中，外援的身影已经消失匿迹，1月24日中国乒乓球协会又下发了《关于进行2018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比赛预报名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表示，“除中国乒协运动员外，只允许香港乒乓球总会、澳门乒协、中华台北乒协运动员以及海外华人华侨运动员在俱乐部中报名参赛”。

对此，八一大商队主帅、前世界冠军王涛如是表示:“这也是为东京奥运会考虑的，日本选手都很年轻，他们现在过来打联赛的话，未来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威胁。”

从以往奥运会前一年禁止外援，到如今奥运周期第一年就颁布特殊政策，在一系列变动之后，中国乒乓球的奥运备战早早打响了。

在国家体育总局最近一次于去年12月29日发布的“干部调整信息”中，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和登山运动管理中心都榜上有名，其中，倪会忠、丁东、孙远富和洪平都是前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担任要职，彻底更替了此前的领导层。

在距离北京冬奥会还有四年的关口，这样的大规模变动预示着整个管理中心的洗牌。

事实上，倘若以改革力度作为评断，中国足球经历的变化也着实不小。众所周知，中超联赛曾在过去两年掀起过金元风暴，一些中国企业也纷纷将目光投向国外，收购多家海外足球俱乐部。

对此，苟仲文在去年2月就表达过自己的看法，还提出了反对意见：“天价球员是投资足球的人‘有钱就任性’造成的现象，他们意在商业，而不是足球，所以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现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整治措施，下一步还会有更严格的整肃措施出台。”

苟仲文的这番表态，成为了中国足球回归理性的拐点——三个月后，中国足协便在官方网站公布了《关于限制高价引援》，以及《关于调整中超、中甲联赛U23球员出场政策》的通知，军备竞赛随即划上句号。不仅如此，在去年6月的国家体育总局会议上，一则人事变动被媒体曝出：原中国足协党委书记于洪臣确定离职，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杜兆才将出任中国足协党委书记一职。

据《足球报》记者贾蕾仕报道，“杜兆才上任足协党委书记后，将专职到足协工作。总局局长助理，这相当于副部级干部，他因此成为足协史上最高行政级别党委书记。” 这位伊州理工大学的硕士，将以总局局长助理的身份出任中国足协党委书记，亲自把控足协的各项任务和工作。不久前，在U-23亚洲杯的小组赛中，杜兆才亲自督战了中国与卡塔尔的出线之战。在中国队遭遇不公判罚后，杜兆才也找到现场的亚足联官员，表达了对裁判不满。

作为国家体育总局改革的前沿阵地，虽然在形式上已经脱钩，但借助于杜兆才的空降，中国足协在诸多调整方面都是身先士卒：在这其中，就包括新鲜出炉的跨界尝试。1月31日，中国足球协会青训中心授牌及青训总监聘书颁发仪式在北京举行。北京、上海、武汉、延边等15个青训中心获批为“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辽宁、深圳、四川三地被授予“足球田径混合选材基地”。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党组成员、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出席会议并致辞。

就在同一天，前中国国家田径运动员张培萌正式通过个人微博宣布加盟中国国家雪车队，从夏季奥运项目转战冬季奥运项目，他有望成为我国第一个参加夏冬两季奥运会的运动员。足球与田径，田径与雪车，这一轮由体育总局掀起的跨界风潮，迎来新的里程碑。

当然，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看，总局和足协这一轮推出的一些本土和奥运战略，确实影响了中超联赛的商业价值。1月23日，中超公司向竞标单位发布了关于中超版权协议调整的征询函，除了将合作期限由5年增长至10年，每年的版权费用也会有所调整。在尚未确认的传言中，这份续约合同的赞助费将由年均16亿下调到10亿左右。此前，体奥动力甚至一度暂缓支付版权费用，据《体坛周报》报道，体奥给出的理由就是，“足协擅自改变大政方针政策，已经严重侵害并影响了版权商的利益”。

从管理中心的领导层更迭，到职业联赛的新政颁布，或许是因为奥运周期的推进，一些新举措迅速上马，但由于未能照顾周全，也就此形成了一把双刃剑。其中争议最大、最为人熟知的显然是乒乓球国家队围绕着蔡振华、刘国梁等人的一系列争议和标志性事件。

中体产业竞赛集团副总裁王奇曾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现有的体制环境下，很多职能协会承担不了相应的工作，很容易造成脱节”，这样的“换血”显得操之过急。据《南方周末》报道，某省体育局副局长甚至在私下抱怨过“有些改革看不懂”，“有人在观望，也有人心怀不满”。

对于过去一年发生于体育界的改变与调动，新华社在岁末年初还是给予了肯定：“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原则推进的管理体制改革，正在2017年持续推进。这是中国体育‘最好的时代’，改革也是全体体育人的共识。然而，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一些具体举措的成效也有待时间验证，但改革的船头方向不应有丝毫的偏移……”

回溯2017年6月，在现身城市围棋联赛2017-2018赛季揭幕战时，履新两月有余的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兼主任罗超毅说：“体育总局认为改革已经到了不改不可的时候，时间也已经确定，并且在一些非奥项目上提前走了几步，现在马上就要集中到奥运项目上，包括篮球、足球等都已经开始推进了。”

在保留“举国体制”大前提下，体育总局选择了拥抱市场，让各个项目协会更多参与、支持国家队，进而希望实现奥运战绩和全民健身两条腿走路的局面。

可以预见的是，这样一次“不改不可”的改革，仍将继续下去，至于阶段性成果的检验，除了夏奥会和冬奥会的成绩，还有从竞技见长的体育大国走向全民参与运动的体育强国这一真正的长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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